第十五章：周建国的记忆（三）

赵长河是傍晚来的。

周建国坐在饭店门口，老“解放”的门敞开着，他坐在驾驶座上，手搭在方向盘上。方向盘上的塑料套已经磨破了，露出里面铁制的骨架，骨架上有一层经年累月握出来的光泽，暗的，滑的。他没有发动车，就那么坐着。挡风玻璃上落了一层灰，灰里掺着露水，凝成一块一块的泥斑。从玻璃看出去，国道上的车和人都变得模糊了，像隔着一层水。

赵长河的自行车停在饭店门口。他没有进来，站在车旁边，一只手扶着车把。他的公文包搁在后座上，用麻绳捆着，麻绳的一头还是甩在外面。他穿着一件民警制服，领口的扣子没扣，露出里面灰色的秋衣领子。秋衣领子洗得起了毛，边角翘着。

“周师傅。”他说。

周建国从驾驶座上下来。车门关上，铁碰铁，一声闷响。

“今天下午，刘小军的案子过堂了。”赵长河说。

周建国等着。

“他供认了。全部。打死了刘大，用板车拉到老路上，埋在路基下面。埋得不深。他说他埋的时候手在抖，挖不动，土太硬，石头多。挖到天快黑了，挖了不到两尺。他把刘大放进去，填上土，在上面踩了几脚。然后坐在路边，坐到天亮。”

赵长河从口袋里摸出烟。大前门，不带过滤嘴。他叼在嘴里，没有点。

“他小时候看见雾从山坳里涌上来，和那天刘大说的一样。刘大说，那天也是这么大的雾，他们把那辆车拦下来，把那个人从车上拽下去。那个人戴眼镜，穿中山装，提一个人造革皮包。刘大说，那个人下车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看的北边。刘大一直记得那个眼神。他说他埋刘大的时候，埋到一半，忽然想起那个眼神。然后埋不下去了。”

赵长河把烟从嘴里取下来，放回口袋里。

“人很配合，就说我杀人了。说完了，把两只手伸出来，等着戴手铐。”

周建国看着挡风玻璃上的泥斑。泥斑干了一块，裂成一块一块的。

“判了？”

“还没。但不会轻。”

赵长河把公文包从后座上解下来。麻绳的结打得太紧，他解了两下没解开，索性不不解了，就那么拎着。

“周师傅，”他说，“我今天来，是想问你一件事。”

他的声音和平时一样，不高。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周建国听出来了。

“你问。”

“六九年七月十五号。你师父把车停在小屋前面。苏明远从车上下去。你师父跟着下去。他们在林子里待了一个多钟头。你师父一个人回来。手上破了皮。”

赵长河停了一下。国道上，一辆卡车鸣着喇叭经过，声音由远到近，又由近到远。

“你坐在副驾上。你听见车厢里有动静。”

周建国没有说话。

“你掀开帆布，看见苏明远躺在里面。头上流着血。眼睛睁着。嘴里在说什么。”

周建国的手从方向盘上滑下来，落在膝盖上。膝盖上的劳动布裤子磨得发白了，布纹里嵌着机油的印子，洗不掉的。

“你看见你师父从驾驶室拿出扳手，又走回去了。你没有喊。没有拦。你把帆布盖好，坐回驾驶室。”

赵长河的声音不高，一句一句的，不紧不慢。

“然后车开了。你师父在另一个地方埋了他。你坐在车上，一直坐着。”

周建国抬起头。挡风玻璃上，他的脸映在泥斑中间，模模糊糊的。他看见自己的眼睛，两个黑洞洞的窟窿，和那天在蒿草丛里看见的头骨一样。

“你怎么知道的。”他说。

赵长河把公文包放在地上。麻绳的结还打着。他蹲下来，拉开拉链，从里面拿出一张纸。纸很旧了，折痕处磨出了毛边，纸质发脆。是一份笔录，抬头印着“青山镇派出所”，底下是手写的字，钢笔写的，墨色淡了，但字迹还清楚。

“六九年七月十六号，我父亲做的笔录。不是给苏明远做的。是给另一个人做的。”

他把笔录递过来。

周建国接过来。纸在手里很轻，轻得像一片干透的树叶。他低下头，看上面的字。

被讯问人：刘德财，男，县运输公司司机。

讯问内容：1969年7月15日，你是否驾驶运输公司货车经过青山林场老路？

答：是。

问：车上是否搭载一名叫苏明远的男子？

答：是。

问：苏明远现在何处？

答：不知道。

问：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答：在林子里。他说要下去办事，自己走了。

问：你手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答：修车的时候扳手打滑。

问：车厢里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答：拉过木材，木材上有松脂，不是血。

笔录到这里断了。下面隔了一行，是另一段字，字迹更潦草：

“询问未完成。被讯问人情绪激动，要求停止。暂停。”

最下面，是老赵的签名和日期。1969年7月16日。

周建国把笔录合上。纸在手里抖着。不是手抖，是骨头里带出来的抖。

“他没承认。”他说。

“没承认。”赵长河说，“我父亲把他放了。第二天，他把刘德财的运输单抽出来，把苏明远的报案材料压下去。收了范德彪的五百块钱。洗了车厢的血迹。藏了苏明远写给老葛的信。案子就这么结了。”

他蹲在那里，手搁在膝盖上。手指上那点蓝黑色的墨渍还在，嵌在指纹里。

“刘德财三个月后死了。车祸。我父亲把他的档案归了档，在封面上写了‘事故’两个字。”

周建国看着那张笔录。刘德财三个字，钢笔写的，“财”字最后那一撇拖出去老长，拖到纸张的边缘，被折痕切断了一截。

“他把师父叫去问过。”他说。

“问过。问了不到一个小时。然后放了。”

“为什么放？”

赵长河站起来。膝盖嘎巴响了一声。他把烟从口袋里又摸出来，叼在嘴里，划了根火柴。风把火苗吹灭了。又划一根。这次点着了。他吸了一口，烟雾从嘴里出来，被风撕散了。

“我父亲死了。问不到了。”

他把烟夹在指缝里，看着烟头的红光。

“但我猜了一件事。猜了很长时间。”

周建国等着。

“苏明远报案的笔录里，提到了一件事。他说，木材案背后还有人。不是刘大刘二。是上面的人。他报案的当天下午，电话就打到了派出所。我父亲接的。电话里是谁，说了什么，没有记录。但第二天一早，他就把刘德财叫来问话了。”

赵长河把烟灰弹在地上。

“问了一个小时，放了。然后他开始压材料。”

他看着周建国。

“周师傅，你师父那天在车上，有没有接过电话？或者在路上停过车，打过电话？”

周建国闭上眼睛。

十四年了。他以为自己忘了。但他没有。

那天在车上，师父把车停在供销社门口，让他等着。他看见师父走进供销社旁边的一间屋子，门上写着“公用电话”四个红字。师父在里面待了不到十分钟。出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和进去的时候不一样了。不是愤怒，不是害怕，是比那些东西更沉的东西——像是一个本来还抱着什么希望的人，忽然知道自己没有希望了。

“他打过电话。”周建国睁开眼睛。“在接苏明远之前。打了不到十分钟。出来的时候，手在抖。”

赵长河没有说话。他把烟抽完，烟头摁灭在鞋底上。

“电话打给谁？”

“不知道。他没说。”

赵长河把公文包从地上拎起来。麻绳的结还打着。他没有再解。他把包夹在腋下，转过身，往自行车的方向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周师傅。我今天问你的这些，你可以不说。但有一天，会有人再问你。”

他推着自行车，沿着国道走了。自行车的链条嘎嘎响着，声音越来越远。暮色把他的背影吞进去，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轮廓也没有了。

周建国坐在驾驶座上。天黑了。国道上车灯一盏一盏亮起来，黄的，白的，照进驾驶室，扫过他的脸，又移开。他坐在那里，手搁在膝盖上。膝盖上的裤子磨白了，布纹里嵌着机油的印子。

他想起那天师父从公用电话的屋子里出来。师父的手在抖，不是害怕的抖，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抖。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插了很久。然后抽出来，点了一根烟。火柴划了三下才着。他抽了一口，烟雾从他嘴里出来，他眯着眼睛，看着烟雾散开。然后他把烟掐灭，说，走。

他们就去接了苏明远。

苏明远上车的时候，手里提着皮包，皮包的提手用黑胶布缠着。他坐在副驾上，皮包搁在膝盖上。车窗开着，他看着窗外。看的是北边。

周建国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方向盘上。方向盘上的塑料套磨破了，露出里面铁制的骨架。铁是凉的。他握着它，握了很久。

然后他松开手，从驾驶座上下来。关上车门。铁碰铁，一声闷响。

他走进饭店。老葛坐在灶台边，手里纳着鞋底。针锥子扎进布里，嗤一声，麻线穿过去，拉紧。她没有抬头。

周建国上了楼。从旅行袋里翻出那张信纸。信纸已经写满了大半张，密密麻麻的铅笔字挤在一起。他翻到背面，在空白的地方写：

“1983年10月22日，夜。赵长河来过了。他给我看了师父的讯问笔录。六九年七月十六号。师父说，苏明远自己走了。手上的伤是修车打的。车厢里不是血，是松脂。”

他停住笔。窗外的车灯扫过来，照在信纸上，又移开。

“他父亲把他放了。然后他死了。三个月后。车祸。”

他把笔搁下。

楼下，老葛的针锥子还在响。嗤。嗤。嗤。一下一下的，不快，但不停。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一针一针地缝进布里，缝进去，直到再也拆不开。

周建国躺下来。天花板上的水渍还在，被车灯照着，一明一暗。像个趴着的人。那个人趴在那里，趴了十四年，一直没有站起来。

他闭上眼睛。

黑暗中，他看见师父从公用电话的屋子里出来。手插在口袋里。脸上的表情——那种本来还抱着什么希望，忽然知道自己没有希望了的表情。然后师父说，走。

他们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