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红旗饭店
赵长河把周建国安排在了镇上的“红旗饭店”。
说是饭店，其实就是国道边一栋二层砖楼，楼下开店，楼上住人。外墙刷着白灰，下半截被车轮溅起的泥水染成了土黄色。门头上挂着一块木牌，红漆写的“红旗饭店”四个字，漆皮龟裂，“旗”字的最后一钩已经剥落，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门口支着一口蜂窝煤炉子，上面坐着一把熏黑了底的铝壶，壶嘴冒着细细的白汽。
周建国拎着旅行袋站在门口，闻到了一股炒青椒的味道。辣味混着猪油香，从半开的门里涌出来，热烘烘地扑在他脸上。他已经在路上跑了四天，吃的都是干粮和路边摊，这股味道让他胃里猛地缩了一下。
“进来吧，站门口干啥。”
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是个女人，嗓门不小。周建国推门进去。
店里摆了四张方桌，铺着白塑料布，上面压着筷子筒和酱油壶。靠墙是一排木架，摆着几瓶没贴标的散装白酒和两罐头腌蒜。灶台在最里面，一个身形壮实的女人正背对着他炒菜，锅铲碰着铁锅，叮叮当当地响。她肩膀宽，腰也宽，围裙系在身上勒出一道印子，头发随便用一根筷子盘在脑后，掉下来几缕，被灶火的热气烘得一翘一翘。
“赵长河打过电话了，”她头也没回，“说你住几天。楼上左拐第一间，被褥昨天才晒过。热水在走廊尽头的暖壶里，要洗脚自己去灶上打。”
周建国拎着包上了楼。
房间不大，一张木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窗台上搁着一面缺了角的圆镜子。窗帘是碎花布拼的，洗得发白，边角起了毛。他把旅行袋扔在床上，坐下来，弹簧吱呀一声，像一声叹气。
墙上贴着一张年画，画的是女拖拉机手，脸盘红扑扑的，手里握着方向盘，眼睛望着远方。年画下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1982年3月6日到此一住。”笔迹歪歪扭扭，“住”字写错了，划掉重写的。周建国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目光移开了。
他洗了把脸，下楼。女人已经把菜端上桌了。
青椒炒肉丝，一碟花生米，一碗白米饭，还有一搪瓷缸子的茶水。搪瓷缸子磕掉了一块瓷，露出下面铁锈色的底。肉丝切得粗，青椒炒得有些焦，但油放得足，米饭上面浇了一勺菜汤，亮汪汪的。
“吃吧。”女人在围裙上擦着手，“姓周？”
“周建国。”
“葛秀兰。都叫我老葛。”
她在对面坐下来，从兜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划了根火柴点上。烟是本地烟厂出的“丰收”牌，不带过滤嘴，吸进去辣嗓子。她抽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混进灶台那边飘过来的油烟里。
“赵长河说你在老路上发现东西了。”
周建国夹了一筷子肉丝，没说话。
“发现啥了？”
“死人。”
老葛的烟顿了一下。很短的一下，短到几乎看不出来。她把烟灰弹在地上，又吸了一口，吐出来的烟雾在她脸前面停了一瞬，然后散开。
“啥样的死人？”
“骨头。”
“在哪条老路上？”
周建国抬起头看她。老葛的脸在烟雾后面，表情看不太清楚。但她的眼睛在看他——不是那种闲聊的眼神，是盯着什么东西看的眼神。
“就那条，”他说，“封了的那条。”
老葛没再问。她站起来，走到灶台边，往炉子里添了一块蜂窝煤，拿火钳捅了捅，火星子溅出来，落在煤灰上，亮了一下就灭了。她背对着他，肩膀微微弓着，像在扛什么东西。
“那条路，”她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些，“本地人都不走。”
“为啥？”
“不知道。不走就是了。”
她把火钳搁回煤堆旁边，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已经收好了，又变回了那个嗓门大、手脚利索的饭店老板娘。
“吃完了把碗搁灶上，明天早饭七点。”
她上楼去了。木板楼梯在她脚下嘎吱嘎吱响，一步一步，很重。
周建国一个人坐在店里，把饭吃完。青椒炒得确实有点焦，但味道不坏。他把最后一口茶喝干，搪瓷缸子底上沉着几片茶叶梗，他晃了晃，茶叶梗在水里打了个旋。
外面天已经黑透了。国道上的车灯偶尔扫过窗户，亮一下，暗一下，亮一下，暗一下。每一辆卡车经过的时候，地板都跟着微微震动，桌上的筷子筒发出细碎的响声。周建国听着这个声音，觉得很熟悉——他在驾驶室里听了十四年，车身过坑的时候，驾驶室里的东西也跟着响，搪瓷缸、扳手、暖壶盖子，各有各的响法。
他把碗端到灶台上，然后上了楼。
夜里起了风。
山里的风不像平原的风，不是一阵一阵的，是一股一股地从山谷里灌上来，带着松涛声，呜呜地响，像很远的地方有人在拉一把走了调的二胡。窗户没关严，窗帘被吹得一下一下往屋里鼓，碎花布在黑暗里翻动着，像有什么东西藏在那里。
周建国躺在床上，睡不着。
床板太软，枕头太高，被褥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他把手枕在脑后，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个趴着的人，边缘洇开一圈黄色的印子。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照进来，落在那块水渍上，让它的轮廓变得更模糊了。
他想起那条岔路。
不是今天那条——是十四年前那条。
1969年夏天。师父老刘突然叫他跟车，说跑一趟私活。他们天没亮就出发了，走的就是那条路。那时候那条路还没封，路面没这么多坑，两边的树也没这么密。师父开车，他坐在副驾上，车窗开着，山里的雾一阵一阵地涌进来，带着松脂和湿土的气味。
和今天一样的味道。
周建国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贴着旧报纸，是去年的《人民日报》，头版标题他看不清，月光照不到那个角落。报纸边角翘起来，露出下面发黄的墙面，墙皮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上往下，弯弯曲曲的，像一条路。
他把眼睛闭上。
然后他听见了声音。
不是风。是从楼下传上来的，很轻，像是有人在后院里走动。脚步声停下来，然后是划火柴的声音——嗤一下，又嗤一下，第三下才着了。周建国睁开眼睛，侧过头，透过窗帘的缝隙往外看。
后院里亮起一团小小的火光。
是老葛。
她蹲在院子角落里，面前放着一个搪瓷盆。她从怀里掏出什么东西——纸，叠成方块的——一张一张往盆里放。火苗舔着纸的边角，卷起来，变黑，然后烧成灰。灰烬被风吹起来，像一些破碎的蝴蝶翅膀，飘过院墙，消失进夜色里。
老葛蹲在那里，脸被火光照亮。她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一张一张地往盆里放纸。她的嘴唇动着，像是在念什么，但声音太小了，被风一吹就散了。火光照着她的眼睛，眼睛里什么表情都没有，空空的，像今天下午他在蒿草丛里看见的那两个眼眶。
周建国放下窗帘。
他躺回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楼下传来搪瓷盆被拿起来的声音，后门关上的声音，门闩插上的声音。然后是脚步声，一步一步，很重，上了木板楼梯。脚步声经过他的门口时停了一瞬——很短的一瞬——然后继续往前，消失在走廊尽头。
周建国睁着眼睛躺了很久。
他想起赵长河今天收走他地图时翻到背面的表情。想起老葛听见“那条老路”时顿了一下的烟。想起那条岔路口被苔藓盖了大半的石碑。
这个地方的人都知道那条路。他们只是不说。
窗外的风停了。国道上的车也越来越少，很久才有一辆经过，灯光扫过天花板，那团水渍亮一下，暗一下，像一个趴着的人在眨眼。
周建国翻身起来，从旅行袋里摸出一支圆珠笔。他没有什么可写的纸，只有那张被赵长河收走的地图——现在不在了。他想了想，从床头柜的抽屉里翻出一张空白的信纸，是饭店给客人备的那种，抬头印着红色的“红旗饭店”四个字。
他把信纸翻过来，在背面写字。
“1983年10月17日，夜。”
写到这里他停住了。他不知道要写什么。他看着窗外的月光，月光照在那张信纸上，把纸照成一种冷冷的白。
最后他写：“老葛在烧东西。”
然后他把信纸折好，夹进驾驶证里，关了灯。
黑暗中，他听见楼上某个房间里传来很轻的声音。不是哭声，是比哭声更轻的东西——像是一个人在黑暗里坐了很久，终于把压在胸口的那口气吐出来，慢慢地，一点一点地。
周建国闭上眼睛。
他想起女儿。
女儿八岁，和他日渐生疏。他每次回家，她都站在门口看他，像看一个认识但不熟的人。上个月他回去，她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老是不在家？”他说：“爸爸要跑车。”她没再问，转身去写作业了。他看见她作业本上写着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他只看了一眼开头——“我的爸爸开大汽车，他总是不在家”——就把本子合上了。
他应该回家。应该把货送到，把路单交了，领那八毛补贴，然后回家。和妻子把该吵的架吵完，在女儿的作文本上签上“家长已阅”。他不应该留在这里。
但那条岔路不让他走。
那个侧躺在泥土里的头骨，那两个空洞的眼眶，那一声从他记忆深处翻涌上来的、十四年前车厢里压低了嗓门的争执——他听见师父说“你害我”，听见那个戴眼镜的人说“我们都上了同一条船”——这些东西都在把他往回拽，拽向那条被雾裹住的、封了十四年的路。
周建国把被褥拉上来，盖住肩膀。樟脑丸的味道钻进鼻子里。他侧过身，面朝墙壁，墙上那道裂缝从上往下延伸，弯弯曲曲的。
他闭上眼睛。
裂缝在他眼皮后面继续延伸，变成了一条路。路上有雾。雾里有个人蹲着，在烧东西。火光一明一灭，照着那个人的脸。他看不清那张脸，但他知道那个人是谁。
是他自己。
十四年前的那个夏天，他也蹲在路边烧过东西。师父的工装。沾了血的工装。他把它叠好，浇上柴油，划了根火柴。火苗舔着布料的边角，卷起来，变黑，烧成灰。他蹲在那里看着，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师父在旁边说：“走吧。”他站起来，跟着师父走了。那条路从此就封在了他身后，再也没走过。
直到今天。
窗外又起风了。窗帘鼓起来，碎花布在月光里翻动着。楼下院子里那盆烧过纸的搪瓷盆还搁在墙角，盆底积着一层薄薄的灰。风一吹，那些灰就扬起来，一粒一粒，飘过后院，飘过围墙，飘进那条被雾裹住的老路里。
在那条路上，有一具白骨半埋在泥土和腐叶之间，眼眶空洞洞地对着天空。风从它的肋骨间穿过，发出一种细小的、像叹息一样的声音。
没有人听见。
只有那条路，在黑暗中静静地躺着，等着有人把它重新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