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接书店
三月的山风还带着料峭寒意，我攥着那只米白色信封站在公交站台，指腹反复摩挲着信封封口处黏着的透明胶带——物业的腾退通知就夹在里面，刚从山下城市寄上来，新鲜油墨混着打印纸的化工味道钻进鼻腔，那味道我太熟悉了，是写字楼走廊里中央空调吹不散的浮躁，是房产中介朋友圈里精装修房源的铜臭味，和这半山松涛里的草木香格格不入。
信封是快递站转寄来的，牛皮纸外袋边角被山路上的雨水打湿，洇出一圈深色的印子，就像祖父晚年脸上消不下去的水肿。我把信封塞进帆布包侧袋，帆布包蹭过腰间的钥匙串，铜钥匙碰撞发出清脆响声，其中那枚铜色旧钥匙是松年书局的，柄部被祖父的掌心磨得发亮，从我小时候攥在手里当玩具，到现在我带着它站在盘山公路入口，已经快二十年过去。
盘山公路没有铺沥青，是早年村里人用碎石子填出来的，路面被雨季的山洪冲得坑坑洼洼，每走一步都能听见鞋底碾过碎石子的“咯吱”声。路边的马尾松长得茂密，松枝斜斜伸出来，扫过我的肩膀，落下许多松针，钻进我毛衣领子里，扎得皮肤微微发痒。风从山谷里吹上来，带着溪涧的潮气，吹得我额前碎发贴在额头上，我停下来抹了一把，抬头就能看见远处云雾里露出来的半山屋脊——青瓦覆顶，被岁月熏成深灰色，那就是松年书局的位置，祖父林松年守了它六十年，现在终于要轮到我做决定了。
四十分钟的路，我走得比想象中慢。脚步总不由自主停下来，一会儿盯着路边石缝里开出来的紫色杜鹃发愣，一会儿弯腰去捡被风吹落的松塔，那些松塔小时候我常捡来，堆在书局门口给祖父当柴烧，祖父会把松塔塞进壁炉，烧出来的火有淡淡的松香味，烤得满屋子暖融融的。走到半山腰那块刻着“松年书局”的界碑时，我停下来歇脚，界碑是祖父当年请村里石匠凿的，石头表面已经被风雨剥蚀得发白，“松年”两个字的笔画里填满了青苔，我蹲下来，指尖抠了抠青苔，湿乎乎的绿沾满指腹，就像祖父当年蹲在这里凿石头时，沾在手上的石粉。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中介小陈发来的微信，头像是他抱着刚买的宝马车钥匙笑，消息发得很急：“林小姐，那个开民宿的张总又催了，说明天之前能签的话，价格还能再涨五万，那价钱真的不错了，够你在城里三环边付个小户型首付了，你想想，你在城里上班，租房子每个月都要几千，买下自己的房子不好吗？”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手指放在输入法上，半天只打出来三个字：“知道了。”
其实我早就动心了。去年冬天祖父走后，我就辞了城里书店的工作，回来处理后事，民宿老板的出价真的不低，六十年的老房子，占了半面山坡，连房子带院，这个价钱比评估价高出快二十万。我推掉了昨天的签约，跟中介说我要回去整理三天东西，整理完了就签字，其实我自己知道，我不是要整理东西，我是想再跟这栋老房子待三天，跟祖父待三天。
抬头再往山上走，路越来越陡，转过最后一道弯的时候，那块掉漆的木招牌就突然撞进眼里。“松年书局”四个颜体大字，是祖父年轻时候自己写的，木板是从山上砍的老樟木，六十年过去，樟木裂了好几道缝，红漆掉得七七八八，露出浅棕色的木胎，上面蒙着厚厚的灰，是这个冬天落下来的。我站在招牌底下，仰着头看，风一吹，招牌轻轻晃，发出“吱呀吱呀”的呻吟，就像祖父晚年坐在摇椅上，摇椅发出的声音。
我伸出手，指尖蹭过“松年”两个字，灰蹭在指腹上，松松软软的，我突然想起十岁那年，祖父站在这个位置，教我认这四个字，他的手比我的大一圈，裹着我的手，一笔一划描：“松，就是门口那棵松树的松，年，是年月的年，你爷爷我的名字，就是咱们书店的名字。”那时候他的手还稳，没有现在这么抖，声音也洪亮，整个半山都能听见他说话。现在他走了，招牌还在这里，字还在这里，只是写匾的人不在了。
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发出一声滞涩的声响，我拧了一下，铜锁“咔哒”一声开了，推开木门，门轴发出长长的“吱呀”声，那声音太熟悉了，我从小听到大，每次我放学跑回来，推开门都是这个声音，祖父总会从柜台后面抬起头，推推鼻梁上的老花镜，笑着说：“野丫头回来啦？锅里温着蜜枣糕呢。”
现在推开门，没有人抬头笑了，只有灰尘在斜进来的阳光里飞。
春天的太阳斜斜从南窗照进来，光柱落在正厅的水泥地上，无数灰尘颗粒在光柱里打着旋儿，像一群慌慌张张的小蛾子。屋子里弥漫着旧书特有的霉味，混合着樟木书架的香味，还有祖父放在柜台上的茉莉茶饼的陈香味，这些味道混在一起，钻进我的鼻子里，我突然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木质书架是当年祖父请木匠打出来的，顶天立地，从地上一直顶到天花板，一排又一排，把三面墙都占满了，书架发出轻轻的吱呀声，就像一个老人站在这里，站了六十年，累了，在轻轻喘气。我站在门口，背着帆布包，看着满屋子的书，阳光把书架的影子投在地上，一块一块的，像一个个站着的巨人。
我慢慢往里走，鞋底踩在木质地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每走一步，灰尘就从地板缝里飘起来，跟着我的脚步转。书架上的书排得满满当当，有线装的古籍，纸页都黄了，脆了，一碰就掉渣；有八十年代的方块字平装书，封面印着革命样板戏，油墨味还留着；还有我从小到大上学用的课本，从小学一年级的语文书，到大学研究生的专业书，整整齐齐摆在靠窗那层，祖父给我擦得干干净净，连书角都压得平平整整。
走到柜台后面，祖父常坐的那把圈椅还在，椅垫是祖母当年缝的，蓝布面，已经磨得发亮，上面还放着祖父的老花镜，镜腿松了，用细铜丝缠着，放在一本摊开的《聊斋志异》上，书页停在《聂小倩》那一篇，折痕都磨白了。我伸手摸了摸椅面，还留着一点阳光的温度，就像祖父刚刚还坐在这里，只是出去院子里浇花了，一会儿就回来。
我突然想起祖父临走前，在医院病床上，我握着他的手，他的手瘦得只剩下骨头，皮肤皱得像一张干纸，温度一点点从他身体里流出去，流到我手上。他已经说不出来完整的话，眼睛费力地睁着，攥着我的手，一遍一遍捏，从喉咙里挤出来几个字，含糊不清，我凑过去，把耳朵贴在他嘴边，才听清楚：“印章……找着了……你再卖店。”
我当时点头，我说爷爷我知道了，我找，我找着了再卖。可直到现在，我把祖父的遗物翻了一遍又一遍，把家里柜子都掏空了，也没找到他说的那个印章。那个印章是松年书局的印，祖父说，是他爷爷传给他的，一块田黄石，刻了“松年藏书”四个字，民国时候的东西。我小时候见过，祖父把它放在一个紫檀木盒子里，锁在柜台抽屉里，只有收了特别好的旧书，才会拿出来，在扉页上盖一个印，那时候我总踮着脚看，印章是淡红色的，盖在纸上，字刻得刚劲有力，特别好看。
后来我长大了，出去读书，就很少再看见那个印章了，祖父也没再提过，我以为他收起来了，放在哪个安全的地方，没想到他临走前，把这个当成最要紧的事，叮嘱我一定要找到。
我绕到柜台后面，拉开那个带锁的抽屉，抽屉里还放着祖父的一些零碎东西，有他用了几十年的放大镜，镜片磨得发花；有一盒半根的中华铅笔，是他用来给书标价格的；还有一叠用牛皮纸包好的信纸，是以前老顾客写信订书留下来的。我把抽屉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放在柜台上，抽屉底下空荡荡的，只有一层旧绒布，我摸了摸绒布，硬邦邦的，下面好像有东西，我掀开绒布，下面是一块活板，扣开活板，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紫檀木盒子，盒盖上铜锁已经锈了，我一拧，铜锁“啪”的一声开了。
盒子是空的。
我坐在祖父的圈椅里，拿着那个空盒子，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盒子里，落在我手上，灰尘在阳光里飞，我盯着那个空盒子看了很久，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大概七八岁，偷偷打开这个盒子，拿了那个印章出去，跟小伙伴在山里玩，把印章埋在一棵大松树下，做了个记号，说那是我们的宝藏，后来我就忘了，忘了埋在哪里，等我想起来回去找，怎么找都找不到了。
那时候我怕祖父骂我，不敢告诉他，就说不知道哪里去了，祖父没骂我，只是笑着摸了摸我的头，说没事没事，丢了就丢了，以后再找就是。原来他一直记着，记了这么多年，记到临走前，还记着这件事。
风从窗户吹进来，吹得柜台上的纸页哗哗响，吹得院子里那棵老松树沙沙响，我把脸埋在手掌里，眼泪终于掉下来，砸在紫檀木盒子上，砸出一圈小小的湿痕。这栋守了半山六十年的老书店，满满一屋子都是祖父的痕迹，每一本书里都夹着他的气息，可现在，他要走了，连房子都要卖给别人改成民宿了，我连他最后叮嘱我的印章都找不到。
窗外的雾慢慢升起来，从山谷里往上飘，把整栋老房子裹起来，阳光变得雾蒙蒙的，屋子里的灰尘飞得更慢了，我坐在圈椅里，拿着那个空紫檀盒子，听见外面松涛一阵一阵响，像祖父在说话，像六十年里每一个刮风的日子，他坐在这个位置，翻着旧书，听着松涛，等着下一个买书的客人。
三天，我还有三天，我想，我慢慢找，我把这满屋子书都翻一遍，把整个院子都挖一遍，我总能找着的。找着了，我再卖店，就像爷爷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