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绝地反击的序曲
我叫沈墨言，自幼长在江南水乡，父亲是镇上唯一一所私塾的先生。我七岁那年，便跟着他念书识字，日子过得平静如水。母亲总说，你爹这辈子气性大，可教书这事儿倒让他沉住了气。我不太懂什么叫气性，只知道父亲教我背书时，声音清朗，像一口好听的钟。
那年秋天，镇上来了个游方的老道士。他在街口摆了个摊子，给人算命看相。母亲拉着我去买菜，路过时多看了两眼。老道士忽然抬起头，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叹了口气。他没有多说什么，我母亲也没在意，只当是江湖术士故弄玄虚。
可第二日，那老道士竟寻到了我家门上。他坐在堂屋里，端着母亲沏的茶，语气平淡：“这孩子命格奇特，日后必有大波折。”父亲放下手中的书卷，脸色有些不悦。老道士却不肯再开口，只留下一张泛黄的符纸，说若遇生死关头，可点燃化水服下。
父亲本要撕了那符纸，母亲却悄悄收了起来。她总说，有些事宁可信其有。我倒是不怕，小孩子家哪懂什么大波折，只觉得那老道士模样古怪，说话也绕来绕去。我更喜欢的是镇上铁匠铺里的那匹小马驹，通体漆黑，四蹄雪白，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雪蹄。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跟父亲念完了《论语》，又背完了《孟子》。父亲说我这孩子记性好，就是性子太野，坐不住。他总拿戒尺敲我的书桌，我却偷偷笑，因为我每次在他转身时，早把功课读熟了。母亲在灶房里忙活，炊烟袅袅升起来，整个镇子都笼在一层薄薄的雾气里。
变故来得毫无征兆。那年深秋，镇外忽然涌来大批流民，据说是黄河决了口，淹了十几个县。镇上的粮价一天涨了三回，父亲的书房不再传出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他和几位乡绅整夜的争吵。我躲在门后听，听他们说到“征兵”“军饷”“贼寇”这些词，心口隐隐发紧。
十五岁那年开春，朝廷的征兵的文书贴到了镇口的老槐树上。父亲当过几年秀才，本该免役，可镇上的里正却说如今朝廷有令，凡有功名者也要轮流服役。父亲沉默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他背上了母亲缝好的包袱，摸了摸我的头：“好好念书，照顾你娘。”我站在院门口，看着他沿着石板路越走越远，晨雾把他的身影吞得干干净净。
父亲走了之后，母亲就像变了个人。她不再准时做饭，也不再去河边洗衣裳，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我劝她吃饭，她只是摇摇头，说肚子不饿。我心里着急，却不知该怎么办。镇上的人都说父亲是去押运粮草，少则半年，多则一年便能回来。可母亲等得不耐烦，她的眼睛一天比一天暗淡。
秋去冬来，父亲没有回来。雪下得很大，压塌了院墙的一角。我拿锄头和泥修补，手指冻得通红。母亲站在旁边看着我，忽然说了一句：“你爹怕是不回来了。”我低头继续干活，不敢接话。我怕一开口，眼泪就要掉下来。
第二年春天，镇上来了个瘸腿的伤兵。他说他在运粮的队伍里见过我父亲，说他们遭遇了山匪，粮草被劫，死伤无数。他含糊地说了一句“你父亲怕是凶多吉少”，便不再往下说。母亲听完后没有哭，只是缓缓站起身，走进里屋，关上了门。
傍晚时，我敲门喊她吃饭，门推不开。我急了，撞开门进去，看见母亲躺在床上，嘴角和衣襟上都是血迹，手里攥着那半截烧剩下的黄符纸。她大概是怕遭了毒害，才想起老道士的话，却不知那符纸化水便是穿肠毒药。
我跪在床前，浑身发抖。邻居们闻声赶来，手忙脚乱地请了大夫，但已经晚了。那夜我守着她的灵前，一滴泪都没流。不是不伤心，而是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死了，什么也流不出来。
镇上的人帮我料理了后事。我卖了家里的几亩薄田，还清了父亲的债务，然后收拾了几件衣裳，锁上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镇子。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不能再待下去，那屋子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一路向北走，路上遇到了不少逃难的人。有人劝我随他们南下，说江南富庶好活。我没有答应，心里总觉得父亲还活着，他应该在北方的某个地方。这个念头就像是根救命稻草，我死死抓住它，不敢放手。
走了大概半个月，我到了青州府。城外驻扎着一支军队，旗幡猎猎作响。我站在路边看着那些穿铠甲的士兵，心里忽然生出一个念头——我要从军。虽然我才十六岁，身子骨又瘦弱，但只要能找到父亲，做什么都行。
军中的司吏看我年纪小，本想打发我走。我翻了三个跟头，又打了一套拳，那是我小时候跟镇上的武师学的皮毛功夫。司吏笑了，说这孩子有点意思，便收我做了个小火头兵。
军营的日子苦得很。我每天天不亮就要生火做饭，劈柴挑水，手上磨出了厚茧。夜里躺在铺上，我常想起母亲做的桂花糕，想起父亲敲着桌子让我背书的声音。那些旧日的温暖像针一样扎在我心里，疼得睡不着。
三个月后，队伍开拔，说是要去剿匪。我偷偷跟在了伙头营的后头，没被发现。路上遇上一股山匪，双方打了一场遭遇战。我躲在辎重车里，听见外面刀兵相接的声音，心提到了嗓子眼。战斗很快结束，我方胜了，但也死了不少弟兄。
我爬出来帮着抬伤员，满地的血让我腿软。但我知道，这条路既然选了，就不能回头。我在那些尸体里翻了又翻，没有找到父亲，心里竟然松了一口气。只要没见着他，就还有希望。
后来队伍陆陆续续又打了几场小仗，我慢慢习惯了血腥味，也学会了一些手脚功夫。有个姓陈的老兵教我用刀，他说我反应快，就是胆子太小。我咬牙练，练到虎口裂了又长好，终于能跟他对上几招。陈老兵拍着我的肩膀笑了：“小子，你比我那死去的儿子还倔。”我听完，心里酸了一下，没说话。
进了腊月，天寒地冻。我们的队伍扎营在一条冻河的北岸，等待上级军令。陈老兵夜里突然发起高烧，满嘴胡话。我守在他旁边，用湿布替他擦额头，又把自己省下的干粮掰碎了喂他。他烧退了之后，看我的眼神多了些说不清的东西。
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个书呆子，后来妻儿死在战乱里，他才拿了刀。他说这世道，活着就是一场硬仗。我听他讲他的故事，觉得同病相怜。我们两个没家的人，在军营这口大锅里，煮成了一锅粥。
开春的时候，我们接到命令，要北上与主力会合。队伍走了五天，来到一片荒原。远远能看见城池的轮廓，那是边关重镇定州。可我们碰上的不是主力，而是溃退的败兵。他们说，定州已经失守，主帅阵亡，大军散了。
我们这支几百人的队伍成了孤军。带队的校尉姓刘，是个粗犷的汉子，他在马上吼了一声：“不想死的就跟我走！”于是我们掉头向东，且战且退。敌人咬得很紧，箭矢从耳边嗖嗖飞过。我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我还不能死，我还没找到父亲。
那一仗打得天昏地暗。我身边倒下了无数人，陈老兵替我挡了一刀，胳膊上拉开一条长长的口子。我撕破衣服替他包扎，他牙齿咬得咯咯响，却没叫一声疼。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活着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那些替你挡刀的人。
我们终于甩掉了追兵，退入一片山坳。剩下不到两百人，个个带伤。刘校尉坐在石头上，满脸灰尘，眼睛却亮得像刀子。他点了几个人，说要回定州附近打探消息。我站出来说要去，他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
那是我第一次执行斥候任务。我换上便装，扮成一个难民，混进了定州城外的集市。城头上插着敌军的旗帜，我心里疼得像被挖了一块。就在这时，我看见城门口贴着一排悬赏告示，其中一张画像，赫然是我父亲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