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赵明远的决定
赵明远在波士顿的郊区住了几十年。他的房子是一栋白色的木结构殖民式老宅，门廊前有一棵他亲手种的枫树，秋天时红得像一团烧到最旺的火。他每天的生活极其规律：早晨七点起床，烤两片全麦面包，冲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然后坐在书房里看论文或写邮件，下午沿着查尔斯河散步，傍晚回来给自己煎一块三文鱼。邻居们都知道这位中国老先生是麻省理工的退休教授，脾气很好，扫雪时总是顺手把整条人行道都扫干净。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是清华物理系最年轻的副教授，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用流利的俄语纠正了一位苏联院士的公式推导误差，全场轰动。他出国那年，女儿刚学会叫爸爸。等他再见到女儿时，女儿已经会用英文写自己的名字了。他把这些事锁在书房的抽屉里，从不跟人提起。
林远舟发来的那份联调报告，赵明远反复看了好几遍。有些技术细节他已经跟不上——这十年量子通信发展太快，他退休之后没再跟进全部前沿文献——但报告的骨架他太熟悉了。BB84协议，量子密钥分发，偏振编码，诱骗态方案。这些东西当年是他手把手教给林远舟的，那时候林远舟还是一个连英语点咖啡都不会的研究生，现在他的学生把这些公式变成了青海戈壁滩上真实运转着的设备。赵明远坐在书房的旧皮椅上，枫叶的影子落在那份打印出来的报告上。他忽然想起当年他刚结婚时对妻子说过的一句话：我这辈子可能做不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我要教出能做出来的学生。妻子笑着说你这叫曲线救国。如今妻子已经走了几年，坟在波士顿郊区一处安静的墓园里，墓碑朝东。他每周去一次，带一束花，有时带一壶茶，自己喝一杯倒一杯。那天他从墓园回来，坐在书房里，忽然发现当年说那句话的自己，比现在的林远舟还年轻。
老韩给赵明远打了一个电话。这是退休之后他第一次主动联系赵明远——以前在任上他每年都会联系几次，算是公务。现在没有公务了，只剩下几十年的交情。他说：老赵，青海站和文昌站都通了，天地对接也做成了。远舟那孩子把你教的BB84协议做到了太空。赵明远说：我看到了，他给我发了报告。老韩说：那你呢。赵明远没有回答，听筒里安静了很久，只有老韩那边客厅电视传来的京剧微弱锣鼓和赵明远窗外的枫叶沙沙摩擦的声音。老韩说：三十年前你跟我说怕回去什么都不是。现在我问你——你还怕吗。赵明远把话机换到另一边，用沙哑了很多的嗓子说：我不怕了，但我老了。老韩说：你回来看看。哪怕就当学术交流。不住也没事，就看一眼——看他们把你的公式变成了什么。赵明远没有说话。老韩说我给你发个地址。那是林远舟实验室的门牌号，我退休后还没删过这条通讯录。赵明远轻轻说：你还留着。老韩说：留了三十多年——从你出国那年，我把你的名字写在名单第一页，就在等这一行能改成“已归”。
赵明远把这个电话的内容考虑了整整一个秋天。枫叶从红变黄，从黄变枯，最后被扫雪车推到路边跟雪堆混在一起。他在每天傍晚的散步时反复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回去干什么？讲座？他早就不上讲台了。合作？他跟不上最新的技术细节了。拜访老友？老韩在北京，但他那些老同学大多散了，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去了加拿大，有的已经不在了。他忽然发现自己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实际的回国的理由。但与此同时，他心里又有一个声音在说：回去不需要理由。你把这叫回家，而回家不需要理由。有天傍晚他走到查尔斯河边，河面结了薄冰，冰层下的流水发出清脆的声响。他站在河边看着波士顿的天际线——他熟悉每一栋建筑，每一个渡口的名字，他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比他在中国待的年头还长。但他忽然意识到，他闭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地方，还是清华园。那个画面永远在那里：秋天的银杏铺满大礼堂前的草坪，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腋下夹着一本量子力学讲义，推着自行车从物理系走出来。那是他一生的起点，竟也是他每次闭上眼第一个回到的地方。
冬至那天，赵明远给自己买了一束百合，带到了妻子的墓前。波士顿的冬天天黑早，他站在渐渐暗下来的暮色里，对着墓碑上那张嵌在椭圆形瓷框里的黑白相片——她笑的样子还停留在他记忆里最柔和的维度——他说：秀兰，我想回去看看。不是搬家，不是定居，就是回去看一趟。看看清华园，看看老韩那面名单墙，看看远舟他们建的量子地面站。咱们女儿在旧金山，孙子孙女也大了，我没什么放心不下的了。他在墓碑前站了很久，直到墓园里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晕在冬夜里温暖柔和。他又在心里说了一句没说出口的话：秀兰，当年我们说好一起回去的。你先走了，我一个人也得回去。他回到家里给自己整理了一只旧皮箱，里面装的换洗衣服不多，大部分空间被几本旧书占据——他最早的那本量子力学教材，不是正式出版物，是油印的讲义，纸已经发黄发脆，扉页上还印着“清华物理系”的字样和一个褪色的红色印章。他摸了摸封面，放进箱子。又把跟妻子在清华二校门前拍的老照片用软布包好，夹进书页里。然后他坐在书房那张旧皮椅上，用手抹了抹书的封面。波士顿的冬夜安静极了，只有风声从枫树光秃枝丫间穿过。他终于把那句话说出口：是该回去了。
赵明远给林远舟写了一封很短的信。他真的动笔写在纸上，不是电子邮件。信纸上印着MIT的校徽——放了多年的旧信纸，边缘有些泛黄。整封信只有最后一句是真正想说的：我想去看看你建的站。其余部分都是些铺垫的话：问候工作，说他看到了报告，说BBC最近报道了量子通信的进展。最后一句：远舟，我买了机票。明年开春，如果没有别的安排，我打算去北京待一阵子。林远舟收到信的时候正在文昌站的机房做联调收尾。苏敏在前面一排控制台前调参数，陈望晴在旁边改协议代码，机房不大，键盘敲击声和海风穿过走廊的声音混在一起。他从信封里抽出信纸，用几秒钟扫到最后一句话，然后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站起来走到窗户边。窗外南海的海水被正午的阳光照得发亮，天边隐约有一片积雨云正朝文昌方向移动。陈望晴说：谁的信，看那么久。他说：我导师要回来了。整个机房安静下来。然后苏敏第一个开口：我们是不是得搞个欢迎仪式。林远舟说：不用。把站建好就是最好的欢迎。
老韩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给赵明远回了一个电话。他们聊了很久，聊的不是学术，是年轻时的事。聊他们刚认识那天——赵明远去领事馆办护照延期，老韩说你这个名字取得好，明远明远，光明远大。赵明远说你那个也很贴切嘛，韩建国。两个人笑了很久，笑到赵明远咳嗽起来，老韩说你还是老样子，一笑就咳。赵明远说你也还是老样子，说话一股山东大碴子味。挂了电话后，老韩从他收藏的那面名单墙复印件里找出最上面那张A4纸——第一页，第一个名字就是赵明远。备注栏里写了好几个注记：八十年代清华公派留美，麻省物理系，量子光学，未归。他一直没舍得划掉。每年跟赵明远打通一次电话，他就在旁边描深一行小字——“待归”。这么多年了，有些后面再行添加的备注被不同批次的墨水叠成深浅不一的颜色，日期一直往后推，推了三十多年。今年他终于可以换字了。他拿起笔，把“待归”两个字慢慢划掉，在旁边重新写了一行小字：已归。为这一刻他准备了三十年，写过无数的外交文书和处理急件的手竟然有些发抖。他把纸从文件袋里抽出来看了又看，放回去，又拿出来重新装进软塑料夹层。窗外北京正在飘雪，他想起第一次在领事馆窗口见到赵明远时，那个年轻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说三年就回来。三十年过去了，他没能准时，但他来了。
春天来的时候，赵明远买的那班从波士顿直飞北京的航班穿过太平洋的夜色，迎着北京时间清晨的曙光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他提着那只旧皮箱走出到达口——皮箱的轮子坏了一个，他拖着有点费劲，接机大厅里挤满了举着名牌接亲友的人。他第一眼就看见了林远舟。林远舟穿着那件他去MIT报到时穿的旧卫衣，手里没有名牌，他就站在人群最前面，老了十年的脸。赵明远停下脚步。他发现这个学生鬓角已见斑白，肩膀比学生时代宽厚许多，站在那里的姿势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在实验室里略微驼背紧张的样子。林远舟走上前接过他手里的皮箱，说：先生，车在外面。赵明远说：北京的空气。他深深吸了一口，此时是乍暖还寒的初春，干燥的沙土和汽车尾气混在一起扑面而来。他说：跟三十年前一模一样。林远舟说：雾霾也是家的味道。赵明远笑了。他坐在车内，车从机场高速一路往西开，窗外的北京城从郊区慢慢变成市区，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有很多他完全不认识的建筑。他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一下。林远舟说先生笑什么。赵明远说：我以前梦见的北京，都是三十年前的北京。现在终于看见了真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哑。林远舟没有回答，只是让司机开慢一点，说先生想看，就看够。车窗外，长安街两旁的玉兰花正在盛开，白的粉的，一树一树，像这城市早就为他备好的青春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