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丢失了副歌的卡带
音像店“唱片森林”在吉祥寺的一条巷子里开了三十一年。店主人中原昌平今年五十八岁，从二十三岁起就站在这个柜台后面。三十五年。他看着CD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现在店里以卖二手黑胶为主，偶尔有年轻人进来找七十年代的摇滚乐，或者在角落翻半天挑一张中岛美雪，付钱的时候问一句“能打折吗”。中原说不能。年轻人就走了。他不追。他习惯了事情从他手里溜走。
那盒卡带是在一个周一的下午出现的。一个老头拎着一个纸袋走进来，纸袋里装着大约二十盒旧卡带。中原翻了翻，大多是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松田圣子，中森明菜，安全地带，封面都已经发黄，有些磁带的卡扣断了，用透明胶带缠着。他说全部收，一盒五十元。老头说行。他数了数，二十盒，一千元。老头接过硬币，把纸袋留下，走了。中原在整理那堆卡带的时候，看到了那一盒。
没有封面。没有侧标。没有歌单。透明的塑料外壳里，磁带上的贴纸是空白的，只有手写的两个字：A面，B面。字迹很淡，像是写了很久，墨水已经褪色。他用手指擦了擦贴纸，没有擦掉任何东西。不是后来涂掉的，是一开始就没有写上去过。
店里有一台老式的卡带播放机，放在柜台下面的架子上。他通常不用那台机器。但他不知道为什么，把那盒卡带塞了进去，按下了播放键。
A面。一段吉他前奏。简单的，三个和弦，循环往复。然后是歌声。男人的声音，不算年轻，不算老，像一个人在深夜的厨房里，对着冰箱说出来的那种声音。旋律不难听，也不太好听，就是在那里，安安静静地走着。主歌。主歌。然后到了副歌应该出现的地方。
空白。
不是没有声音。是原来的旋律停了，歌声也停了，只剩下呼吸声。很轻的呼吸，带着一种微微的颤抖，像一个人站在很高的地方，往下看了一眼，但又没有完全准备好跳。呼吸声持续了大约八个小节，然后主歌的旋律重新响起。同样的词，同样的调，走到副歌的位置，又是呼吸声。整面A带，同样的结构重复了四次。每一次副歌的位置都是空白。不是录音事故，是故意留白的。像是有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写完了主歌，到了副歌，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或者知道该怎么写，但写不出来。笔拿在手里，纸在面前，脑子里有那个旋律，但手不动。就是不动。
中原按下了暂停。
他翻到B面，按了播放。这一面没有音乐。只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不是唱歌，是说话。但那个说话的方式不像是在对别人说，更像是在对自己说，在录音机前面，按下红色的录音键，然后开始说。没有开头，没有自我介绍。
“……那段旋律是这样的，啦啦啦，啦，啦啦啦……”他哼了一段。就是A面主歌的旋律。然后又哼了一遍，这次中间断了一下。“……不对，是这里，啦啦啦……后面是什么来着……”他停了几秒钟。磁带转着，录下了那几秒钟的空白。然后又哼了一遍。还是主歌。还是同一个地方断了。“……副歌。副歌的旋律我记不起来了。不是忘了，是它不在那里。它应该在那里，但我找不到它。像你明明把钥匙放在这个口袋里，手伸进去，空的。空的。”
沉默。磁带继续转。大约十秒钟之后，那个声音又说了一句。“……如果有一天我能想起来，我会再录一遍。”然后是一声很轻的、像笑又不像笑的呼吸声。磁带走到了头，咔哒一声，自动停了。
中原把这盒卡带从机器里取出来，放在柜台下面一个单独的抽屉里。他没有把它和其他卡带放在一起。他说不上来为什么，但觉得它不应该被标价五十元，放在纸箱里等人翻。
他开始在下午没有客人的时候反复听那盒卡带。
A面的歌，他听了大概三十几遍。那首没有副歌的歌，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走了一段又回到起点，再走一段又回到起点。循环了四次，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停下，然后回头。那四个空白的地方，他听了三十几遍之后，忽然觉得那里不是空白。那里有东西。不是旋律，不是歌词，是那个呼吸声。每次副歌位置的那个呼吸，都不太一样。第一次是轻的，像试探。第二次长一些，像在等什么。第三次短促，像被打断了。第四次几乎听不到，像一个人已经放弃了，只是维持着最基础的、不让自己彻底停下来的呼吸。
那个呼吸声里有一个人。不是他的声音，不是他的脸，是他的存在。一个人可以在不在场的时候留下存在感，就像你走进一间刚有人离开的房间，椅子还是暖的，茶杯还冒着热气，窗子开着一条缝。你不认识那个人，但你知道他就在那里，三分钟前，也许一分钟前。那个呼吸就是那个人的体温。
中原开始寻找那个男人。
他把B面那段说话的声音反复听了十几遍，试图从语气、用词和口音里找到线索。口音是东京下町的，不是太明显，但有一些元音的收尾方式带着那种老东京的松弛感。他说“啦啦啦”的时候，第一个“啦”拖得比后面的长一点，像一个习惯在唱歌前先深吸一口气的人。中原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他干了三十五年音像店，见过上百个来店里宣传自己唱片的独立音乐人。大多数人的脸他记不住，但声音他能记住。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把钥匙，能打开不同的门。
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记忆里和店里的旧唱片里反复比对。没有找到完全匹配的声音。但他找到了一个接近的。那是一张昭和六十年的民谣唱片，歌手叫永田英夫。只出过这一张专辑，销量很差，唱片公司第二年就倒闭了。永田英夫后来没有再出过唱片。中原把那张黑胶从架子上翻出来，放在唱机上。歌声响起来的时候，他的手停在了唱臂上。是他。就是那个声音。不是一模一样——黑胶里的声音年轻得多，没有磁带里的那种磨损和疲惫。但那种元音拖长的方式，那种“啦”的第一个音比后面的长的习惯，是一样的。声音像指纹。你可以变老，可以变哑，但那种细微的节奏感藏在你声带的肌肉里，四十年也改不了。
他花了两个月打听到了永田英夫的下落。过程不复杂，只是漫长。他找到了当年那家唱片公司的制作人，八十多岁了，住在埼玉县的养老院里。制作人说永田英夫后来在一家印刷厂上班，九年前脑溢血倒在了印刷机旁边，救过来了，但记忆出了问题。最近的消息是在板桥区的一家疗养院里。中原带着那盒卡带，坐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车和公交车，找到了那家疗养院。
永田英夫坐在轮椅上，面朝窗户。窗外的院子里种着几棵山茶花，花期已经过了，只剩下深绿色的叶子。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开襟毛衣，脚上穿着深蓝色的拖鞋，一双袜子不是同一双，颜色有一点点不一样。他的脸和他的声音一样，磨损了，松弛了，但还能看出年轻时的一些痕迹。鼻子很挺，眉骨的形状也很好看。他坐在那里，头微微偏着，像是在听什么很远的声音。
护工在他耳边说：“有人来看你了。”永田英夫慢慢转过头。他看着中原的眼睛，没有认出任何东西。他的眼神是平的，像一潭没有风也没有落叶的水面。中原蹲下来，把那盒卡带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永田英夫的手心里。
“这是你的歌，”中原说，“你以前写的。”
永田英夫低头看着那盒透明的塑料外壳。他的手指慢慢摸过空白的贴纸，指甲修剪得很短，指腹上有老茧，是印刷厂的活儿留下的。他摸了摸，然后把它举到耳边，摇了摇。磁带在里面轻轻晃动，发出细碎的、像沙锤一样的声音。他把卡带又放下来，看了看中原。
“我的？”
“你的。”
中原问护工借了一台卡带播放机。他把卡带放进去，按下播放键。A面。吉他前奏。永田英夫的歌声从机器里流出来，很小，像一条很细的溪水。主歌。主歌。到了副歌的位置，呼吸声。永田英夫闭上了眼睛。
中原不知道他听到了什么。也许他听到了自己三十多岁的声音，在某个他租的、只有四张半榻榻米的公寓里，对着录音机唱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歌。也许他什么都没听到，只是一个闭着眼睛的老人在听一种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熟悉的声音。呼吸声结束，主歌又开始了。永田英夫的右手抬了起来，食指在空中轻轻点了一下。一下，两下，三下。打着拍子。那个拍子和磁带的节奏是一致的。
中原把卡带倒了回去，重新播放A面。这一次，在副歌的位置，呼吸声响起的时候，永田英夫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声音发出，但他的嘴唇在动。像是在说一个词，或者哼一个音的嘴型。中原把耳朵凑过去。那个嘴型是“あ”——日语里第一个元音，嘴巴张开，舌头放平，气流从喉咙里畅通无阻地出来。最简单的音。婴儿发出的第一个音。一个人在失去一切之后，残留的最初的东西。
中原没有问他还记不记得副歌的旋律。答案已经在那里了。副歌不在磁带上，不在他的脑子里，不在任何可以被播放被记录被保存的地方。副歌在那个“あ”里面。在他张开嘴又合上的那个动作里面。在他用食指打着拍子的那个节奏里面。在这个午后疗养院的阳光射进来、照在山茶花叶子上、灰尘在光线里慢慢浮动的时间里。
中原把那盒卡带留给了永田英夫。他站起来，朝永田英夫鞠了一躬。永田英夫看着他，没有说话。但他的右手还在打着拍子。一下，两下，三下。那个拍子是对着中原的背影打的。也许他以为中原是一段旋律，走了之后还会在副歌的地方停下来，等一等，再走。
中原走出疗养院的大门，阳光忽然很亮。他眯起眼睛，把手插进裤兜里。裤兜里有一张从店里带出来的旧收据，背面写着“永田英夫，板桥区”。他攥着那张纸，在路边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把它撕碎了，扔进了垃圾桶。
他不需要那个地址了。那首没有副歌的歌，他已经会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