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覆灭
华胥睁开眼，站在一间客厅里。客厅不大，沙发是米白色的，茶几上放着一杯茶和一副老花镜。电视开着，声音很小，画面在闪。陈敏坐在沙发上，腿上摊着一本相册。
这是李远的家。华胥从陈敏的梦里认出了这个场景，她在网上看过李远过生日的照片，背景就是这间客厅。陈敏翻相册的动作很慢，每一页都停下来看很久。相册里是李远小时候的照片，穿校服的、吹蜡烛的、在海边站着的。陈敏翻到其中一页，手指停在照片上李远的脸上，停了好几秒。
梦里没有别人。客厅里只有陈敏一个人，电视的声音嗡嗡的，像蜜蜂在远处飞。
华胥站在客厅门口，没有进去。她等了大概一分钟，电视画面突然变了。不是换台，是画面开始闪出一些不属于正常节目的内容，一群人在KTV包房里，李远站在旁边拿着手机，周承业在沙发上坐着，张哲在笑。画面模糊了一下又恢复正常。
陈敏没有抬头。她继续翻相册，好像什么都没看到。
华胥退出了这个梦。
第一天晚上的试探让华胥摸清了陈敏的梦境特点，陈敏的梦里没有恐惧，没有愧疚，只有逃避。她把自己关在一个安全的壳里，不看不听不想。这种人的梦境比刘慧的更难攻破，因为她的防御机制不是对抗，而是忽视。华胥决定用另一种方式：不让陈敏有忽视的机会。
第二天晚上，华胥进入陈敏的梦境，把客厅里的电视音量调大。不是普通的调大，而是让电视里的声音变成具体的句子，反复播放：“李远参与了周承业的每一次侵害。”“他有视频，他拍了。”“受害者要起诉了。”陈敏在梦里皱眉，拿起遥控器按了静音，但声音没有停。她连续按了好几次，声音还在。她索性关掉电视，但声音从墙壁里传出来，从地板下面传出来，从相册的纸页之间传出来。陈敏把相册合上，抱在怀里，闭上眼睛。
第七天晚上，陈敏在梦里终于崩溃了。她对着空气喊了一声“你想让我怎么样”，声音沙哑，像很久没喝过水。没有人回答她。华胥站在她身后，没有出声。但她让那个声音变了内容，从“李远有罪”变成了“你有罪”。
第八天晚上，华胥让陈敏梦见李远站在她面前。李远穿着他平时那件连帽卫衣，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她说：“妈，他们要把我抓走了。”陈敏伸手去拉他，李远往后退了一步。“妈，你不能不管我。”陈敏说“我管”，李远又问“你怎么管”。陈敏说不出话。
华胥在陈敏的梦里植入了一个念头：只有你能救他。不是杀他，是救他。这个念头跟王淑芬和刘慧的不同，陈敏是这三个母亲中最软弱的一个，华胥判断她不会直接动手杀人，但她会在极度的压力下做出极端的“拯救”行为。
第十天晚上，华胥让陈敏梦见李远在自己的房间里吞了安眠药。陈敏推开房门的时候，李远躺在床上，手边放着一个空药瓶。陈敏尖叫着扑过去。这时候声音响了，这次不是指控，是建议：“你陪他一起走。你们一起离开，就不用面对那些事了。”
华胥从陈敏的梦里退出。
第二天上午，华胥正在院子里给菜苗浇水。洒水壶是她在镇上五金店买的，绿色的，壶嘴细长，水洒出来像扇子。她浇完一排小白菜，手机震了一下。她进屋看了一眼，是一条新闻推送，标题写着：“某市母子疑似自杀，母亲送医后脱离危险。”点开一看，陈敏和李远。陈敏给李远喂了安眠药，自己也服了药，但邻居及时发现报了警。李远抢救无效死亡，陈敏脱离生命危险。警方在陈敏的手机里发现了一段录音，她在录音里反复说“我儿子不是坏人，他只是被人带坏了。我要带他走，不能再让他错下去了”。
华胥关掉手机，把洒水壶放回墙角。她蹲下来看了看刚浇过水的菜地，泥土的颜色从浅变深，种子还在土里，没有发芽。
下午她去镇上买菜。路过网吧的时候她没有进去。李远的事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只剩下一个人：周建国。
周建国跟那三个母亲不一样。他不逃避，也不软弱。他是周氏集团的董事长，经营着一家年产值数十亿的企业。他能在妻子杀子、公司股价暴跌的情况下依然稳住局面，说明他不是一个会被轻易击垮的人。华胥开始每天晚上进入周建国的梦境。
华胥站在会议室角落，她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她把会议桌上每个人的水杯都移动了一点点，向右偏了两公分。不是全部移动，而是只移动了周建国左手边那几个人面前的杯子。这种变化太小了，小到不会被人注意到，但会在潜意识里产生一种“有什么不对”的感觉。
周建国在梦里讲完了一段话，拿起自己的水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的时候，他的目光扫过了那几个杯子。他没有停留，继续说话。但他说话的速度慢了一点。
第二天晚上，华胥在周建国的梦里做了一个更大的改动。她让会议室的窗户外面变成一片漆黑，不是夜晚的黑，是那种什么都没有的黑。周建国在会议过程中注意到窗外，他站起来走到窗边往外看，什么都看不到。他回到座位上，没有再提这件事，但接下来的会议内容他讲得断断续续。
第三天晚上，华胥开始植入恐惧。她在周建国的梦里安排了一场董事会的场景，但这次坐在桌前的不是董事，是一排穿制服的人，警察、纪检人员、审计师。他们不说话，每个人面前都摊着一份文件。周建国翻开自己面前的文件，里面是他公司这些年的账目摘要，有几行被他看不清是谁用红笔圈了出来。
梦境快速切换。周建国站在自己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手里拿着手机。手机屏幕上的新闻标题在变：“周氏集团董事长周建国被立案调查”“周建国涉嫌行贿、包庇”“公司股价跌停”。他想关掉手机，但手按不到屏幕，好像有一层玻璃隔在他和手机之间。
华胥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每天在周建国的梦里植入类似的不受控画面。她不是要让他恐惧，而是要让他体会失去控制。这是周建国最不能忍受的东西。他的整个生活、整个事业建立在“一切由我说了算”的基础上。当他在梦里一次次看到自己无法控制局面、无法阻止事情恶化、无法保护自己的公司时，他的人格基础就开始松动。
第十四天晚上，华胥做了一个决定。她把梦境的焦点从外部威胁转向内部崩溃。她让周建国梦见自己站在公司大楼的天台上，风很大。楼下的街上停着几辆采访车，摄像机的镜头对准楼上。梦里的声音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他自己脑子里来的：“你不是想控制一切吗？这是你最后能控制的一件事。”
周建国在天台边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
华胥没有追。她连续三天重复这个场景。每一次周建国都站在天台边，每一次都在最后一刻转身离开。但每一次他站的时间都比上一次长。第一次是三十秒，第二次是一分钟，第三次是两分钟。
周建国在天台上站了很久。这次他没有转身。
华胥退出了梦境。
第二天早上，新闻推送来了。周建国在其公司办公室内去世，警方初步判断为自杀。他的遗书在公司电脑里，是一封发给全体员工的邮件。邮件里他承认自己长期包庇儿子的违法行为，向所有受害者道歉，并承诺用个人资产成立赔偿基金。
华胥看完这条新闻，把手机放在桌上。
她走到院子里，蹲下来看昨天种的那排小白菜。种子还没发芽，但她看到土面上有一点细微的裂痕，像是有什么东西正试图从里面顶出来。猫的事情她在网上问过，隔壁镇有户人家的母猫刚生了一窝，再过两周就能去抱了。
华胥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她把洒水壶灌满水，重新浇了一遍菜地。阳光从东边照过来，落在桂花树的叶子上，叶子绿得发亮。她回到屋里，煮了一碗面，打了一个鸡蛋进去。面煮好的时候她端到院子里吃，风吹过来，面的热气散得很快。
华胥把面吃完，端着碗走进厨房。碗洗好扣在沥水架上，她擦了擦手，走到卧室，从抽屉里拿出那本笔记本。她翻到写着名字的那一页，在每个名字后面打了勾。然后她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抽屉最底层，上面压上那几本书。
她坐到床沿上，看着窗外的院子。桂花树还没开花，但花苞已经鼓起来了，再过一阵子就会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