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辞职报告（再稿）
简雨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周二决定辞职的。没有导火索。没有某篇稿子被毙，没有某次领导谈话，没有某个让人热血沸腾或心灰意冷的瞬间。
他坐在工位上，把相机包里的东西检查了一遍，镜头盖、备用电池、充电器、录音笔、几节五号电池和一根早就变了形的手腕带。他往里塞了塞，多出来的那截腕带卡在拉链齿间，他扯了一下，线头又长了几根。
他把相机包放在桌边，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不烫。他把水杯放回去，打开抽屉，拿出那个信封。信封上写着“辞职报告”四个字，手写的，他的字迹。他写了好几个版本，这是最后一版，抄好以后放在抽屉里，放了快一个月，一直没交。他把信封拿起来，又放下。
简雨是市晚报的摄影记者。干了十二年。他拍过很多东西，洪水、火灾、矿难、拆迁、公审、高考、春运、入殓。省新闻奖拿过好几次，同事们叫他“简老师”，他不爱听，也不纠正。
报社从市中心搬到了开发区，办公楼的墙皮脱落过，补了，又脱落。食堂的饭越来越难吃，他带饭，微波炉热一下，在工位上吃。吃完去暗房，暗房已经不冲胶卷了，改当杂物间。
他站在杂物间门口，看着堆到天花板的旧报纸和落满灰的摄影器材，站了一会儿，把门关上了。把辞职报告从信封里抽出来，又看了最终版——“本人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感谢十二年的培养。”他改了很多遍。
“个人原因”太笼统，但也找不到更具体的词。感谢“培养”让他别扭，不是报社培养了他，是他在报社找到了自己的路。路是脚踩出来的，报社铺了垫层砂石，他没否认。他只是不想拿那点砂石说事。
他把稿纸折好放回去，抽屉没关。旁边的同事探过头来看了一眼，他啪地推上。同事说“你要走”？他说“没有”。同事说“吓我一跳”。同事继续改稿，键盘啪嗒啪嗒响。他坐着，脑子里那篇稿子改了不知道多少遍，大样在桌上，红笔批注比他写的原文还密。
他一条条看，看到第五条的标题“他还在等一个道歉”，在“道歉”两个字上停了很久。道歉。他想起撤稿的事。三年前他采了一篇报道，当事人被误诊，医院不认，他查了很久，辗转多处，最终那篇稿子在签版前被撤了。
具体的原因他不想再回忆了，他只记得总编把他叫到办公室说这事先放一放。他问放到什么时候，总编没说。他把那篇稿子存在电脑里，文件夹取名“待发”。三年了，他每次换电脑第一件事就是把“待发”文件夹拷过去。他没有再打开过那些文档，也没有删掉。
总编退休前，把那篇稿子的复印件还给了他。复印件已经发黄了，订书钉生锈，在纸角留下褐色的渍痕。背面有一行批注，是总编的字迹，不大的字、蓝黑墨水写在页边距的空白处：“那年撤稿，不是上面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我没忘，你忘了？”
他站在总编室门口，把那行批注读了很多遍。他没忘。他一直以为是上面的意思。原来是总编自己的意思。他不知道原因，也没问。总编没解释。他把复印件折好放进口袋，走出总编室，站在走廊里，走廊很长，灯是白的，墙壁是白的，地砖也是白的。他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
他把那张纸撕了，碎片投进垃圾桶。不是愤怒，是他不需要这行字提醒他为什么还没把这根刺拔出来。他不需要证据，他知道那根刺在哪里，不碰已经疼了三年。他试过拔，拔不出来，刺进去了。他不怪总编，总编有总编的压力。他怪过自己，怪自己当时没有坚持。现在他连自己也不怪了。他只是累了。
他打电话给陆北，让陆北帮他写辞职报告。陆北说你自己不会写吗？他说正因为是记者，知道怎么写，才不想自己写。他想换一个叙事，自己的叙事已经被他自己写死了。他需要别人帮他开一个头，让另一个频率的信号接管他这台快报废的收音机，调出新台，哪怕只是沙沙声。
陆北帮他写了，理由栏填了“行业寒冬，提前退场”。简雨看了一遍，改了两个词。把“提前退场”改成了“调换轨道”。他不再把离职看作离场，换个轨道，车还在开，人不下来。陆北问他轨道调去哪儿，他说不知道。
他说他可能会去一家新媒体，可能会去企业做宣传，可能会去某个小城市的文联，也可能就在家待一段时间，什么都不做。他说他存了点钱，够花一阵子。陆北问他存了多少，他说没多少，花完再说。
他把辞职报告打印出来，签了名，交到人事科。人事经理看了看，说考虑好了？他说考虑好了。人事经理说那你去找总编签个字。他拿着辞职报告敲总编的门，没人应。他在门口等了一会儿，门开了，总编在打电话，冲他比了个“坐”的手势。
他在沙发上坐下来，等总编打完电话，把辞职报告递过去。总编接过去，看了一眼，没签字。他说你知道当年那篇稿子为什么被撤吗？简雨说不知道。总编说那篇稿子涉及的人，后来被调到了省里，没人动得了他。
你查的那些证据，不够扳倒他，反而会把你搭进去。简雨坐在那里，总编把辞职报告放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
那是当年的采访记录，简雨自己写的，每一页都有批注，批注密密麻麻，照片说明被红笔圈过，改了几个字。有一段采访被划掉了，旁边写着“此处删去，本人安全第一”。他不记得总编改过这些，他拿到的大样里没有这些批注，批注在总编的存档里压了很多年。
简雨盯着那几行批注，突然意识到这三年他一直在怪一个不该怪的人。总编不是不让他发，是觉得证据还不够。总编在等他多找一些，两年三年，证据没增加，举报者已经撤了。
他想撤，总编还压在案头没有移交。那篇稿子被撤了三年，当事人在一次机构的干部公示名单里升了半级。简雨不知道总编是什么时候拿到那份名单的，也许是今天，也许更早。
总编在“本人安全第一”旁边又加了一行批注，蓝黑墨水已经有些洇开了：“现在安全了？还查吗？”简雨没回答。总编也没继续问，把他写的那份辞职报告从桌上拿起来又看了一遍。他说你想好了？简雨说想好了。总编说那签吧。
从总编室出来，回到工位，打开电脑，找出“待发”文件夹，把那篇稿子的文档点开，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合上，没删。他把文件夹从桌面移到了D盘，D盘移到E盘，埋进索引深处，换了几次路径。
他不想每次打开电脑就看到那个文件夹的名字。他没改名，“待发”，它还在待。待了很久，也许还会待下去，也许明天就发，也许不发。他不确定。他用一篇辞职报告，给自己在文件架最底层留了一个空格，把那篇稿子从E盘拷进U盘，U盘放进抽屉，钥匙拔了，放在窗台那盆绿萝的盆底。
他在沙发躺了一会儿，醒来时身上多了一条毯子。不知道谁盖的，也许是同事，也许是保洁阿姨。他把毯子叠好放在椅背上，关机，把抽屉钥匙从绿萝盆底拿出来放进钱包的夹层。他走过走廊，经过杂物间，门没关严。
他从门缝看到那台他用了很多年的旧相机箱堆在最上面，锁扣已经松了，露出防潮箱的一角。防潮箱里有一卷还没冲洗的胶卷，什么内容他忘了，可能忘了，也可能没拍过。他不知道，他不想知道了。
他把辞职报告从总编那里拿回来，交给了人事科。人事经理说“离职手续办好了，下个月不用来了”。他点了点头，把工牌从脖子上取下来，放在桌上。工牌上那张照片是他刚进报社的时候拍的，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衬衫，头发还很密，笑得很开。
他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开始笑得没那么开了，他把工牌翻过来，背面贴着一条胶带，胶带上写着他的名字和工号，字迹已经模糊了。他把工牌放在桌上，没有带走。
他走出报社大楼，阳光很烈，他眯了眯眼，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那个叫“待发”的文件夹，把里面唯一的那篇稿子发了出去。发到一家新媒体的邮箱，没有附言。
他关掉页面，把手机揣进口袋，走下台阶。他没有回头看那栋楼，他看了前面那条路，路很长，他不知道通向哪里，但他不想再停了。他把那个旧相机包从肩上拿下来，拉开拉链，把那截变形的腕带扯掉，扔进垃圾桶。
腕带掉在桶底的声音很轻，他没有回头去听。他拿出相机，对着天空拍了一张。天很蓝，没有云。他翻看那张照片，天空占据了整个画面，没有焦点，构图歪了，右肩下沉了，地平线没有出现。他不拍了，把相机关了，放回包里。
第二天他收到新媒体的回复：“稿子收到了，我们发。”编辑问他需不需要署名，他说用本名。编辑问有没有作者简介，他说没有。他挂了电话，电脑上那篇稿子被另一个编辑器重新排过版，标题换了字体，配图裁切过了，裁掉了他很喜欢的地面阴影。
他不知道那截阴影是他站在消防通道口等目标出现的时候用余光瞥到的一幕：手影投在墙上，像一只飞鸟，翅膀即将合拢，再也没打开。他被裁掉了，在那篇稿子的配图里他是不存在的。
他蹲在暗房晾了六百秒的那张底片，被放大机的镜头投影到相纸上，焦点不实，他调了又调，画面始终不锐。他收了光圈，重曝，底片被透进来的余光再次曝光。他拿着那张不完美的照片贴在大样旁边，总编画了一个圈。批注写着勉强可用，他没换，就那张了。那个人物在照片里只有半个脸，半个脸也是他找了大半年的证据。
他说他来过，在那个消防通道口，在那面白墙上，他的影子替他飞过，他不需要任何人相信。他把底片夹在书里，书的第三十七页，和那几封没寄出的信挤在一起。
辞职报告批了。他在某一天把相机包背出报社，在公交站台等车。一只流浪狗蹲在垃圾桶旁边舔前腿上的泥。他看了它一会儿，它抬起头也看他。他没有叫它，它也没有走过来，各看各的。
车来了，他上车，它继续舔。车开后，他从后窗看到它站起来，走进站台的阴影里。他闭了一会儿眼睛，再睁开，站台已经过去了，狗也不见了。
他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翻到那张天空的照片，翻来翻去没什么新信息，按下删除，屏幕弹出一个框。他选了“取消”，又把手机揣了回去。手机壳上的划痕比昨天多了一道，他不在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