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病假条

过了几天，陆北接到江原的电话。江原说自己是朋友介绍的，朋友说陆北在帮人写东西，什么都能写。陆北问他需要写什么。江原说：“病假条。”

他顿了一下，又说：“不是普通的病假条，要半年的。”陆北说病假条不是医生开的吗。江原说医生只给开两周，他来来回回开了很多次，每次两周，两周两周地请，请了大半年了。他的领导找他谈过，说这样对公司影响不好，建议他办停薪留职，或者直接辞职。

他说他不想辞职，辞职以后就没人给他交社保了。他吃药很贵，社保能报一部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报菜价。陆北问他为什么需要半年那么久。江原说，因为他不想每两周就去一次医院，每次都要重新描述自己的病情，每次都要面对医生那种“你怎么又来了”的眼神。

他说那些医生不是故意的，他们很忙，每天要看几十个病人，记不住他是正常的。但他记得住那些眼神。每一个都记得。他说他不想再被那样看了。

陆北约他在一家小茶馆见面。茶馆在一条巷子里，门脸很小，里头倒还宽敞，摆了四五张桌子。下午没什么人，只有角落里一个老人在看报纸，报纸举得很高，挡住了半张脸。江原来的时候穿了一件深色的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

茶馆的空调开得很高，他没有脱。他在对面坐下来，把包放在脚边。包很旧，黑色的帆布，边角磨白了，拉链头用一根红色的塑料绳系着，绳头已经起毛了。

他点了一壶普洱，茶上来以后没有喝，两只手捧着杯子，让热气扑在脸上。陆北注意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是一种细微的、持续的震颤，像一台运转了很久的老机器，螺丝松了，但还在转。

江原说他有抑郁症，确诊两年了。他吃了很多药，舍曲林、帕罗西汀、文拉法辛，换过好几种，有的副作用太大，吃完恶心，有的吃了没用。他现在吃的这个还行，副作用小一些，但他还是会失眠，会早醒，会莫名其妙地哭。

他说“莫名其妙”的时候笑了一下，很短，像在替自己的身体跟人道歉。陆北问他现在的状态怎么样。他说还行，能上班，能吃饭，能跟人正常交流，但就是不想动了。不是懒，是没有力气。那种没有力气不是身体上的，是脑子里有一个开关被人关了，你使劲按，按不动，你知道它在那里，但它就是不亮。

他说他每天早上起床要花很长时间，闹钟响了，他把手机按掉，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看到第二次闹钟响，再按掉，再看，看到第三次，才慢慢坐起来。这个过程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是一样的。他有时候会想，如果有一天他坐不起来了，怎么办。他没有答案。

陆北问他平时一个人住吗。他说一个人。租的房子在城北，老小区，六楼，没有电梯。他当初搬进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有病，爬六楼不觉得累。后来病了，每次爬楼梯都像在爬山，爬到三楼要在楼道里休息一下，扶着栏杆喘几口气。

他说三楼住着一个老太太，有时候会在门口放一把凳子，不说什么，就是放着。他第一次看到那把凳子的时候愣了一下，后来每次都坐。坐一会儿，站起来，继续爬。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个老太太，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但她的凳子救过他很多次。

他坐在那把凳子上，看着楼道里那扇关着的门，门里有人在看电视，声音不大，影影约约的。他听不清电视里在演什么，但他知道里面有人。有人就觉得这条路还能往上走。

陆北帮他拟了一份病假条。在“诊断”一栏填了“重度抑郁症”，在“建议”一栏填了“休假半年，避免精神刺激，定期复诊”。他在“主治医师”一栏犹豫了一下。陆北说随便编一个名字。他说不想编。他说他这大半年来见过很多医生，三甲医院的、二甲医院的、社区医院的，有主任医师，有主治医师，有刚毕业的住院医。

他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但记得住他们的脸。有的很耐心，会多问几句；有的很忙，病历写完了头也不抬；有的会叹一口气，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能这样”。他把那些脸一张一张回忆过去，没有一张是可以写进病假条的。不是他们不好，是他们的名字不属于他的好转。

他的好转里没有医生、没有药、没有那些量表。他的好转是三楼楼道里那把凳子，是单位同事偶尔发来的消息，是凌晨四点忽然不哭了的那几分钟。他不想把“主治医师”那一栏填成别人的名字。他想填自己。

他的主治医师应该是一个每天在和自己共处、在卫生间盯着镜子、在深夜看完天花板的人。那个人的名字，江原每年元旦都会在旧日历的第一页写一遍，写完再划掉，再写，划痕太多，墨迹洇开，看不清是哪一年的元旦。他不需要看清，他知道那是他。

陆北问他家里有没有人知道他的情况。他说他爸妈知道。他没有瞒他们，一开始不敢说，后来有一次实在撑不住了，在电话里哭了，他妈听了没说话，过了很久说了一句“回来吧，妈给你煮碗面”。他是独生子，老家在隔壁省的一个县级市，坐火车要七个小时。

他回去了，三天，吃了三碗面，走了。走的时候他妈送他到火车站，在进站口站了很久，他没有回头，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他怕一回头，就不想走了。他妈给他塞了一千块钱，他推了，他妈硬塞进他口袋里，说“买点好吃的”。

他把那钱存着，没花，他想留着那几张纸币上的折痕。他妈把钱叠成四折塞进他口袋的时候那个动作，他不想让它只存在于他妈递过去的一瞬。那几张纸币被他从口袋里掏出来放进抽屉里，和其他几样东西叠在一起——一个没气的打火机、一把打不开的锁、一张学生时代的借书卡。

它们都不再有用了，但它们被他留着，因为它们是证物。证明有人曾经从很远的地方来看他，用过期的身份证买过时火车票。那是他第一次盼着再次发病。不是盼着痛苦，是盼着下一个“回来吧”。

陆北帮他打印了病假条。江原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站起来，说谢谢。陆北问他需不需要把假条交到单位的人事科。他说不用，他自己交。他走到门口，推门，风灌进来，门关上了。

陆北从窗户看到他站在路边等车，风把他外套的下摆吹起来，他用手按了一下，按不住，索性不管了。公交车来了，他上了车，刷卡，走到车厢中部，扶着椅背站稳。

车里人不多，他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妈妈抱着小孩，小孩手里拿着一个黄色的气球，气球在车厢里晃来晃去。他看着那个气球，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在笑。车启动了，他的身影被车窗切成一格一格的，渐渐远了。

陆北把那份病假条的电子版存进了文件夹。

他在备注栏打了一行字：他每天要做的不是战胜病魔，是起床、吃药、出门、上楼。是用那把凳子，是听楼道里的电视声。是到站下车，是过红绿灯看倒计时。是不在深夜拨出那通接通了只会哭的电话。是在元旦的旧日历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替自己签主治医师那一栏。是在凌晨四点不哭的那几分钟里把打火机捡起来，虽然它已经没气了。他不需要生火，只需要它在手里。有重量就还在。那张病假条不需要主治医师签名，他自己就是自己的主治医生。他给自己批了半年，半年不够他还可以再批。没人拦他，他也不会拦自己。

他从单位门口走回去，门卫换人了。新的门卫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新门卫。他的工牌还在抽屉最里面，压在几份没开封的办公用品下面。他没拿出来，也没扔。

桌子有人替他擦过，饮水机的水桶不知道被谁换过。他不在的时候，世界替他运转得很好。他回来了，世界也没有因此变差多少。但他在的工位虽然桌垫上的笔痕不是他划的，别人在他缺席的日子里坐过他的椅子，敲过他的键盘，用过他留在抽屉里的回形针。

他把回形针拢了拢，放在桌垫左上角，那不表示原谅，那些细小的位移也不想追回了。有人替他活过那段他自己不想活的几天，那个人不知道，他也不打算告诉。他只是在最深的夜晚里把办公椅调回自己习惯的高度，脚放在地板上，椅子不再向上拱。他踩实了。

地板托着他。他住了两年的出租屋，房东不知道他有病。他没有把病历复印件交到管理处，因为不需要管理处批准他才可以难过。窗台上那盆绿萝死了，扔了。他在花市买了两盆新的，一盆放在阳台，一盆放在床头。放在床头那盆没有阳光，叶子发黄，绿不回来，他把它移到窗边，又买了一盆放回床头。

新的还是黄，他的快乐和悲伤不太平均，悲伤多一些，多一些的那个缺口用重复购买填补。他买了三盆绿萝，三盆都黄了。他还在买。

陆北把文档保存，合上电脑。窗外的天快黑了，路灯还没有亮。他走到窗前，看到对面楼的阳台上有人正在收被单。

白色被单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气球。他想起江原在公交车上看到的那个黄色气球，它还在晃，永远在晃。灯光打在它的表面，反光，明灭。风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凉飕飕的。

他关上窗，留了一条缝，让空气还能流通。江原需要的假条不是逃避的借口，是他给自己找的一个能喘气的间隙。

在这个间隙里，他可以不回答“你怎么了”，只想今天吃什么。他在手机上点了外卖，等餐的时候把茶几上那本翻了很久的旅游杂志又拿起来，翻到那一页，富山的雪、冰岛的极夜、新西兰牧场上空的银河，他全都去不了，但他不想再问自己“为什么要去”。

不用去也有不用去的美，美在还能羡慕。羡慕的时候心脏的某一个瓣膜会用力弹一下，声音很小，别人听不到。自己咳嗽一声就能盖住它，但他不咳了。让它用力，让它跳，让它不用为那声咳嗽道歉。

他把病假条压在胃上面，让它和药片一起在黑暗中试着溶解。全化了无效也没事。下次的假条他会用更厚的纸打印，多等几秒待墨迹干透再折。折痕像伤疤，新的叠在旧的上面，旧的不疼了，新的还疼。

他等新的变成旧的，等疼变成不疼。

不是消失了，是不那么在意了。门开着，风会进来，冷的话他多穿一件。衣服够多，他穿了很多年，洗得发白了还在穿。不是买不起新的，是这件还没破。破了也能补。他能补。他一直在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