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嫁不嫁
一九八七年，七月，热得要命。国棉五厂细纱车间里，四十八台细纱机一起转着，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震得人脑仁疼。
车间屋顶上的大吊扇呼呼地转，可带下来的风都是热的，混着棉絮和机油的味道，闷得人喘不过气来。那些细细的棉絮在空中飘着，落在机器上，落在地上，落在人的头发上、眉毛上、睫毛上，白蒙蒙一层，像是下了一场永远停不下来的小雪。李红梅站在三号车挡前，眼睛盯着纱线，手指飞快地接着断头。她干这一行五年了，闭着眼睛都能摸出纱线的粗细，手指头一捏，就知道这根纱是粗了还是细了。一个班八个小时，她最多歇两回，一回上厕所，一回喝水。不是她不想歇，是她舍不得歇，因为产量和质量都跟工资挂钩，月底算奖金的时候，差几块钱都能让她心疼好几天。
车间里四十二个挡车工，她的产量排第三，质量排第二。组长周大姐逢人就说：“红梅这丫头，手巧，心细，可惜了。”可惜什么？可惜是个女的，可惜家里穷，可惜没摊上好命。周大姐说这话的时候，总是叹一口气，用一种过来人的眼神看着红梅，好像已经看到了她的结局——找个差不多的男人嫁了，生孩子，过日子，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可红梅二十一了，还没嫁人。不是她不想嫁，是她嫁不了。
红梅家在城郊柳河村，离厂子骑自行车要四十分钟。她爹李老栓种了一辈子菜，三亩地，种西红柿、黄瓜、茄子，拉到城里卖。她娘王兰常年有病，肺不好，一到冬天就咳血，干不了重活。红梅是老大，底下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弟弟李红兵那年十七，在技校混日子，隔三差五跟人要钱。大妹李红霞十四，刚上初中。小妹李红云才九岁，上小学三年级。红梅十六岁那年，她爹托人走了后门，让她顶替一个退休老工人的名额进了厂。那时候顶替是大事，村里人羡慕得不行，说老栓家丫头端上铁饭碗了。红梅自己也高兴，头一个月发工资，四十八块钱，她攥在手里，手心都出汗了。她给自己留了八块，剩下的全交给了她娘。她娘接过钱，数了数，说：“下个月能不能多留点？你弟弟要买双新鞋。”红梅没吭声，下个月留了六块。
这五年，她就是这样过来的。她的工资从四十八涨到五十六，再涨到六十四，每个月交回家四十到五十块。她弟弟红兵技校毕业没找到工作，在家闲了一年，后来又去学了理发，学了一半不学了，又去跟人跑运输，跑了两趟嫌累不干了。她娘每次打电话到厂里，都是要钱：“红兵要买个摩托车”“红兵谈了个对象要请人吃饭”“红兵把人家东西弄坏了要赔钱”。红梅有时候想发火，可她一想起她娘咳血的样子，就忍住了。
十九岁那年，隔壁村有个叫张建国的后生托人来提过亲，人在砖瓦厂上班，身体壮实，家里有三间大瓦房。红梅心里是愿意的，她见过张建国两面，高高大大的，笑起来声音很响，像放炮仗。可她娘王兰一口回绝了。“你嫁了，你弟弟谁管？你两个妹妹谁养？”王兰躺在床上，一边咳一边说，“红兵还没成事，你得等他站稳了脚跟再说。”
红梅想说“他什么时候才能站稳脚跟”，但她没说。她知道说了也没用。她娘的心思她清楚，红兵是儿子，是李家的根，她和两个妹妹都是次要的。她得先帮弟弟成了家，才能考虑自己的事。那门亲事就这么黄了。后来听说张建国娶了隔壁村另一个姑娘，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红梅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车间里接断头，手指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干活，像什么都没发生。
二十岁那年，又有人来说媒，是个在运输公司开车的，离过婚，没孩子。红梅她爹李老栓这回倒是点了头，说“开车的好，挣钱多”。可她娘还是不同意：“红兵还没找到正经工作，你嫁了，家里的担子谁挑？”红梅忍不住顶了一句：“娘，红兵都十九了，他不能老靠我。”
王兰当时就哭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自己命苦，生了这么个不孝顺的闺女。红梅她爹在旁边抽烟，一声不吭。红梅看着这个家，看着躺在床上的娘，看着蹲在墙角的爹，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大概是嫁不出去了。
从那以后，再有人来说媒，红梅自己就先拒了。不是不想嫁，是不敢想。她怕答应了又黄了，黄了又被人笑话。厂里的小姐妹有的十九就嫁了，二十就抱了娃娃，她二十一了，连个正经对象都没有。周大姐私下里跟她说：“红梅，你别太傻了，你弟弟是你弟弟，你是你。你不能搭进去一辈子。”
红梅笑笑，没说话。她知道周大姐是为她好，可周大姐不知道，她娘每次咳血的时候，是她在床边守着；她爹每次被菜贩子压价的时候，是她跑去跟人理论；她弟弟每次闯了祸，是她低三下四去给人赔不是。她不是不想为自己活，是她一松手，这个家就散了。
这天下了早班，红梅换了衣服，骑上她那辆二八大杠，往家赶。天热得柏油路都软了，车轮碾上去“滋滋”响。她把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露出一截晒成小麦色的手臂。路上经过一片西瓜地，她停下来买了两个，一块钱，放在车后座上，用绳子绑好，继续骑。到家的时候，太阳还没落山。她爹李老栓正在院子里给西红柿打杈，看见她回来了，直起腰，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回来了？”
“嗯。”红梅把自行车支好，把西瓜抱下来，“爹，买个西瓜，你切了吃。”
李老栓接过西瓜，没说什么，转身进了屋。红梅跟进去，她娘王兰正躺在床上，跟前放着一碗凉了的绿豆汤。红梅一看那碗绿豆汤就知道，她娘又没好好吃饭。“娘，你又不好好吃饭。”红梅坐到床边，端起那碗绿豆汤，摸了摸碗壁，“凉了，我去热热。”
“不用。”王兰摆了摆手，咳嗽了两声，“我吃不下。你弟弟呢？”
红梅心里一沉。每次她娘说“你弟弟呢”，后面准跟着要钱的事。
“不知道。”红梅说。
“你去找找他。”王兰撑着坐起来，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他在外面欠了人家二百块钱，人家找上门来了，说要是不还，就打断他的腿。”
红梅没接那个信封。她看着她娘那张蜡黄的脸，看着她爹弯着的腰，看着这个家徒四壁的屋子，忽然觉得胸口堵得慌。
“娘，我没钱。”她说。
“你有。”王兰看着她，眼睛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你上个月的工资不是刚发了吗？”
“那钱要给红霞交学费，还要给红云买课本。”红梅的声音不大，但很硬。
“学费晚几天交不要紧，你弟弟的事急。”
“他哪次不急？”红梅站起来，声音大了一些，“娘，你不能老惯着他。他都十七了，该自己挣钱了。我在他这个年纪，已经进厂两年了。”
王兰的脸色变了。她盯着红梅看了几秒钟，然后慢慢地、慢慢地躺了回去，把脸转向墙，声音低了下去：“行，你就看着你弟弟被人打断腿吧。你是当姐姐的，你不管，谁管？”
红梅站在床边，攥着拳头，指甲掐进肉里。她听见她爹在院子里咳嗽了一声，像是在叹气，又像是在提醒她别再说了。
沉默了很久。红梅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叠钱，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卷成一个卷。她数了五十块出来，放在床头柜上，又把剩下的卷好，塞回裤兜。
“只有五十。”她说。
王兰没回头，也没说话。红梅知道她嫌少，但她真的拿不出来了。这个月的工资，除了留了十块零花，其余全给了她娘。那五十块是她上个月省下来的，本来想给自己买双新鞋，她现在穿的这双解放鞋，鞋底都快磨平了，下雨天进水。红梅转身出了屋，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她爹蹲在墙角抽烟，没看她。
她蹲下来，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个圈，三个圈套在一起，像一串糖葫芦。她盯着那几个圈看了半天，然后用脚把圈抹掉了。第二天一早，红梅照常骑车去上班。厂门口的大喇叭放着《在希望的田野上》，声音大得整条街都能听见。她推着自行车进厂门的时候，传达室的老王头喊了她一声：“红梅！有你一封信！”
红梅愣了愣。她很少有信，除了每个月水电费的催缴单，没人给她写信。老王头从窗台上递给她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李红梅收”三个字，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像是小学生写的。红梅翻过来一看，寄信人地址写的是“国棉五厂退休职工孙某某”——后面那个字被墨水洇了，看不清。
她撕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红梅同志，我是孙师傅，有点事想跟你谈谈，今天中午在厂门口的小饭馆见。别跟别人说。”红梅看完，把纸条塞进裤兜里，推着自行车进了厂。孙师傅。国棉五厂退休职工。
她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是谁——孙德胜，以前是三车间的主任，去年退了休。他儿子也在厂里，好像是看大门的还是干什么的。红梅跟孙师傅没什么交集，就是开会的时候见过几面，连话都没说过几句。他找我干什么？红梅没多想，换了工作服进了车间。机器一响起来，什么念头都没了，脑子里只剩下纱线、断头、接头、换粗纱，一圈一圈地转，像她自行车轮子一样，停不下来。中午十二点，午休铃响了。红梅洗了手，换下工作服，犹豫了一下，还是往厂门口走去了。她倒要看看，孙师傅想跟她谈什么。
小饭馆在厂门对面，叫“满意餐馆”，三张桌子，卖面条和炒菜。红梅推门进去的时候，看见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人，五十多岁，国字脸，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面前放着一杯茶，已经喝了一半了。正是孙德胜。
“红梅来了！”孙德胜站起来，笑呵呵地招呼她，“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红梅在他对面坐下。孙德胜冲厨房喊了一声：“老板，来一碗大肉面！”然后转头对红梅说：“你还没吃吧？我给你也来一碗？”
“不用了，孙师傅。”红梅说，“您找我什么事？”
孙德胜搓了搓手，像是在组织语言。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又喝了一口，才开口：“红梅啊，你在厂里干了五年了吧？”
“五年了。”
“嗯，不错，我听你们组长周大姐说，你技术好，人又勤快，是个好姑娘。”孙德胜笑了笑，“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一。”
“二十一，好年纪。”孙德胜点了点头，忽然压低声音，“红梅，我跟你直说了吧。我有个儿子，叫孙志光，今年二十五，也在厂里上班。我想给他找个对象，我跟你周大姐打听了一下，她说你这姑娘不错。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这个意思？”
红梅愣住了。她想过孙师傅找她可能是为了工作的事，也可能是为了介绍什么人进厂的事，但万万没想到是给她介绍对象。而且介绍的是他自己的儿子。
“孙师傅，我……”红梅刚开口，孙德胜就摆了摆手，示意她先别急着说话。
“我知道你可能觉得突然，但我跟你说，我儿子条件不差。他在厂里看大门，虽然工资不高，但稳定。我们家在厂家属区有一套两居室，我和他妈住一间，他自己住一间。你要是愿意，结婚以后你们小两口住那间大的，我们老两口住小的，不挤着你们。”
红梅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连这个孙志光长什么样都不记得——厂里看大门的有两三个人，她从来没注意过。
孙德胜像是看穿了她的心思，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黑白照片，递过来：“你看看，这就是我儿子。”红梅接过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站在一棵梧桐树下，穿着一件白衬衫，笑着。长得不难看，方脸，浓眉，眼睛不大但有神。但红梅注意到那个男人是靠着一根拐杖站的，左腿明显比右腿细，裤管空荡荡的。她抬起头，看着孙德胜。
孙德胜的笑容僵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把话挑明了：“是，我儿子的腿有点毛病。小时候得的小儿麻痹，左腿落了点残疾，走路不太方便，但不影响过日子。他能自己走，不用人扶，就是慢一点，难看一点。别的方面，他什么都不缺。”红梅把照片放在桌上，没说话。
“红梅，你听我说。”孙德胜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种推心置腹的语气，“我知道你家的情况。你爹种菜，你娘有病，你弟弟不争气，两个妹妹还小。你一个人扛着这个家，扛了五年了，你还能扛多久？你要是嫁到我们家来，别的不说，最起码有个落脚的地方，不用再骑四十分钟自行车来回跑。你嫁过来，就是我们孙家的人，我们不会亏待你。”红梅盯着桌上那张照片。
“我回去想想。”她沉默地说。
“行，你想想。”孙德胜站起来，把那张照片塞到她手里，“照片你拿着，回去慢慢看。不着急，你好好想。”
红梅拿着那张照片走出小饭馆，站在厂门口，阳光晃得她睁不开眼。她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孙志光，一九八五年春。”她把照片装进口袋，和那张纸条放在一起，走进厂门，走进那个永远飘着棉絮的车间。
机器又响起来了。红梅站在三号车挡前，手指接着断头，眼睛盯着纱线。她的手指在动，但她的脑子里全是那个站在梧桐树下的男人，那条细得像麻秆的左腿，那根靠在一旁的拐杖。棉絮落在她的睫毛上，她眨了眨眼，没去擦。嫁不嫁呢？这种人又如何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