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章:忠安
余确到忠安县的时候,是第三天的黄昏。夕阳把城墙染成暗红色,像一道还没干透的伤口,城门开着,但没有人进出。护城河的水干了,河底裂开一道一道的口,城墙上站着几个兵,铠甲歪歪斜斜的,手里的矛撑在地上,像拄着拐杖。
余确站在城门外,看着这座城,很安静,安静得不像是要打仗了,而是已经打完了。
守门的守卫拦住她:“什么人?”
余确掏出令牌:“从京城来的,找催县令。”
守卫看了一眼令牌,又看了一眼她,让开了。
城里的街很窄,两边的铺子都关着门,门板上贴着封条,封条被风吹得哗哗响,只有几个老人蹲在墙角,看见她走过,抬起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眼神是空的,像两口枯井。余确找到县衙的时候,天已经暗了。
县衙门头上的漆剥落了大半,露出下面的木头。门口站着一个瘦高儿的人,四十来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官袍。
余确径直走过去,拿出令牌:“我是京城来的。”
那人接过令牌,手指枯瘦,“我是崔仲元。”他说,声音沙哑,许久未进水,“你来得不是时候……”
余确跟着他走进县衙,院子里堆着几个麻袋,里面装着米糠。
“这是全部的粮?”余确问。
崔仲元木楞的点点头:“就这些,够三千人吃三天,但城里还有三万人。”他坐在台阶上,双手抱着膝盖,声音从中传出,“我已经三天没睡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不停地上书京城……”
余确在他旁边坐下来。
“新朝的兵在城外三十里。”崔仲元说,“他们没有攻城,但也没有走,他们在等,等我们饿死。”
余确看着院子里的麻袋,“不能等。”她说,“明天开始,组织百姓南撤。”
崔仲元转过头说:“撤?往哪儿撤?南边的城自己都吃不饱,不会收留我们,路上没有粮,没有车,老人孩子走不动,撤,就等同于死在路上。”
“不撤,就等同于死在这里,你守不住城的,”余确指着院外的方向,“但你守得住这些人,三万人,你能让其中一部分活下来。这就是你能做的事。”
崔仲元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沉默了很久。
“好,我试试。”他说。
第二天天没亮,余确和崔仲元把城里的里正、保长叫来,十几个人站在衙门里,都是四五十岁的男人,穿着粗布衣服,他们站在院子里面面相觑,没有人说话。
余确站在台阶上,“新朝的兵在城外三十里。”她说,“忠安县守不住,朝廷没有兵来救你们。”
院子里更安静了,有人低下头,有人咽了口唾沫。
“所以你们要自己走。”她说,“今天开始,往南撤,能走的走,不能走的用板车推,老人孩子先走,粮食统一分配,每家一天一碗粥。”
一个里正抬起头,声音粗粝:“往南走?南边的城不会让咱们进去的。”
“我来谈。”余确说。
“路上没有粮怎么办?”
“将城中粮食尽数清走,路上再想办法。”
“新朝的兵追上来怎么办?”
“他们人数多且有辎重,南下路段崎岖,他们若是追,只能放下辎重和战马。”
“听她的。”崔明远开口了,他站在余确旁边,“她是京城来的,她说了算。”
接下来的三天,余确几乎都是整夜未眠。
第一天,她把城里的粮食清点了一遍,三万人,粮食只够吃三天,于是她把粮食分成十份,每天只发一份。
一碗粥,稀得能照见人影,有人骂,有人哭,有人想抢,余确站在粮车前,没有退,“谁抢,谁就没有。”她声音温和,没有半分凌厉,却坚定得没有半分转圜余地,让人不敢轻易忤逆。
第二天,她组织百姓做南撤的准备,把能用的板车都找出来,坏的修一修,把老人和孩子先送走,年轻力壮的留下来,等最后一批走。
一个老人不肯走,他坐在门槛上,双手抓着门框,指节发白。
“我死也要死在这里。”他说,“我爹埋在这儿,我娘埋在这儿,我哪儿都不去。”
余确蹲下来,对他说:“老人家,”她说,“你的儿子、孙子,也不走吗?”
老人愣了一下。
“他们走了,你一个人在这儿,他们怎么办?”
抓着门框的手松开了。
第三天,第一批百姓出发,三百辆板车,装着老人、孩子、粮食。队伍很长,从城门口一直排到街尾。没有人说话。只有车轮碾过地面的声音,吱呀吱呀,声音拉得很长。
余确站在城门口,看着他们走。崔仲元站在她旁边,“能活多少?”他问。
她回答:“至少现在有一部分人能活。”
风从西北边吹过来,尘土熏得人睁不开眼,余确眯着眼往向西边,三十里外,是李正言的大营。她知道李正言在看她。
那就让她看。
三十里外,新朝大营。斥候单膝跪在帐中,低着头。
“忠安县的人开始往南撤了,第一批已经出发,大约三千人,组织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穿青色袍子,拿着原朝兵部的令牌。”
李正言站在地图前,没有回头。
将领站在旁边,忍不住开口:“公主,要不要追?现在追还来得及。”
李正言还是只盯着地图上的忠安县,虽小但位置十分重要,至于那些百姓,追上了如何处理,三万百姓杀光了,以后谁种地?谁交税?谁充兵?
杀是最容易的事,杀死他们如同碾死蚂蚁,但她要一座断壁残垣又有何用。
“不追。”她说。
“不追?”将领不明白。
“不追。”李正言转过身,“让他们走。”
她走出帐里,远处是忠安县的方向,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灰蒙蒙的天。
余确,你真的来了。
你在朝堂上说“两朝百姓都是命”,你来了,在做你说过的事。
“传令下去。”她说,“前锋营后撤十里。”
“后撤?”将领的声音变了调,“公主,我们……”
“后撤。”李正言重复了一遍,声音不重,但没有人敢再说第二句。
将领领命走了。
李正言站在帐门口,看着天际线。
余确,时间我给你了,这是我能做的。
第四天,最后一批百姓准备出发。
城内空了,街上到处是丢弃的东西,破衣服、烂被子、碎碗片,风从巷子里穿过来,卷起地上的灰尘和碎纸,呜呜地叫。
余确站在县衙门口,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城。四天,她送走了两万多人,有人死在路上,有人走不动又回来了,有人在半路被别的城赶出来,但大部分人在往南走。
走得很慢,但一直在走。
崔仲元站在她旁边,身上官袍松松垮垮。
“你真的不走吗?”余确问。
崔仲元摇头:“我是忠安县的县令,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我不能对不起这身官袍,不能对不起忠安二字。”
忠安,忠安,为国忠,为民安。
余确还想劝劝。
“走吧。”崔仲元说,“别管我了。”
“崔县令,谢谢你。”余确最后说了一句。
崔仲元目送余确,直至走出城门,他才轻声开口:“应该的。”
城外,最后一批百姓正在等她,站在晨光里,影子拉得很长。没有人说话,他们只是看着她,等着她带路。
余确走到队伍最前面,回头看了一眼。城墙依旧破旧,城头上站着一个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官袍,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棵种在城墙上树,会生根发芽,长出绵绵生机。
余确转过身,“走吧。”她说。
队伍开始移动,车轮碾过地面,吱呀,吱呀。脚步声杂沓,沙沙,沙沙,只有风在替他们说话。
三天后,忠安县破了。
城里只有崔仲元一人,坐在在县衙的台阶上,等着。听到远处新朝的兵冲开城门的时候,他走进县衙,关上门。
接着里面传来一声闷响。
新朝的兵踢开门的时候,他已经挂在房梁上了。
李正言走进忠安县的时候,是下午,阳光照在空荡荡的街上,照在关着门的铺子上,照在县衙门口的台阶上。
她站在县衙门口,看着里面。
催仲元的尸体已经被放下来了,平放在地上,脸上盖着一块白布,白布被风吹起来一角,露出半张脸,还未老去。
“他一个人守了三天。”身后的将领说,“城里的人都走了,就他一个。”
“厚葬。”她说。
“是。”
李正言走在城内的街上,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回响。余确把百姓带走了,三万条命,她带走了两万多。一个编修院的小官,做了朝廷做不到的事。想到这里李正言嘴角扯了一下。
余确,你做到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带走的那些人,以后怎么办?南边的城不会收留他们,没有房屋土地,他们会在路上饿死,或者被逼成流民匪患。
不过接下来,就是我的事。
我们都在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其实是同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