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遗嘱
周律师今年五十七岁，替沈家做了三十年的法律顾问，从沈长征白手起家做建材生意开始，一直做到他躺在ICU里插着管子说不出话来。
这三十年里，周律师见过沈家七兄妹在老爷子病床前争得面红耳赤的样子，也见过他们在追悼会上哭得撕心裂肺之后又因为谁站在第一排而冷战了三个月。他以为自己已经不会对任何事感到惊讶了，但宣读遗嘱那天，他还是低估了这份遗嘱的分量。
那天是周三，天气很好。
阳光从会议室的落地窗涌进来，落在深棕色的长桌上，照出一排发亮的反光。七个座位，七杯水，七份遗嘱复印件，整整齐齐地摆在每个人面前。
老大沈建国第一个到的。他四十五岁，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走进来的时候脚步很稳，目光扫了一圈会议室，像是在确认这个场子归他管。他在长桌最前端的座位坐下，那是沈长征生前惯常坐的位置。没有人跟他说“你不能坐那里”，也没有人敢说。
老二沈建英第二个到。她四十二岁，拎着一个黑色的爱马仕，穿了一件墨绿色的连衣裙，裙摆过膝，端庄得体。她在左手边第二个位置坐下，跟老大隔了一个空位。她坐下之后没有看任何人，从包里拿出一副黑框眼镜戴上，翻开面前的遗嘱复印件，从第一页开始看，表情平静得像在读一份无关紧要的合同。
老三沈建民进来的时候谁也没看。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深蓝色夹克，领口歪着，眼睛下面青黑一片，像好几天没合过眼。他在最角落的位置坐下，大衣没脱，把整个人缩在椅子里，像一截已经枯了的树干。他没有翻面前的遗嘱，双手交握着放在桌上，拇指不停地互相摩挲，指甲盖泛白。
老四沈建芳跟着老三进来的。她轻声叫了一声“三哥”，老三没有应。她在老三旁边坐下来，手里攥着一个帆布袋，袋口露出一截灰色的毛线和两根竹针，大概是在给谁织围巾。她的坐姿很拘谨，背挺得很直，两只脚并拢踩在地板上，像一个随时准备站起来给长辈倒水的晚辈。
老五沈建安迟到了十分钟。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笑着说“路上堵车”，那笑容很短，像被什么东西掐断的。他在中间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翘起腿，把咖啡放在遗嘱复印件旁边，杯口的热气在“遗嘱”两个字上熏出一小片雾。他用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像是在打节拍，又像是在催谁快点开始。
老六沈建宁最后一个到的。她没有迟到，她是踩着点进来的，穿着一件黑色的西装外套，头发扎得很紧，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一副银色细框眼镜。她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和一支笔，坐下来的时候把本子翻开，笔夹在指间转了一圈，像在法庭上一样准备好了记录。
老七沈建平没来。
周律师等了五分钟。老七的座位空着，桌上那杯水没动过，遗嘱复印件也没有翻开过，封面朝上，白纸黑字地印着“遗嘱”两个字，像一个没人认领的墓碑。老五说“他可能起不来”，老四说“我给他发消息了，没回”。老大没有接话，端起面前的水杯喝了一口，放下的时候杯底碰到桌面，发出一声轻响。
“等。”老大说。只有一个字。
会议室里安静了。空调在头顶嗡嗡地响，送风口百叶上挂着一小片不知什么时候沾上的灰尘，被风吹得一抖一抖的。老二把遗嘱翻到第三页，目光停在某一行字上，嘴唇微微动了动，像是在默读。老三的拇指还在摩挲，频率比之前更快了一点。老四把帆布袋的袋口捏紧了，那条灰色毛线被挤出来一截，垂在桌沿下面，像一条尾巴。老五咖啡喝完了，杯底朝天，放在桌上，发出很轻的一声响。老六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又划掉了，又写了几个字，又划掉了。
他们等了快一个小时。
老七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灰色卫衣，帽子没摘，卫衣胸口有一块发暗的污渍，不知道是油还是什么。他推门进来，看到所有人都盯着他看，嘴角动了一下，说“怎么了，不是说分遗产吗，分完了没”。没有人回答他。
老六把自己面前那份遗嘱推到他那边，动作很轻，没有发出声音。老七用两根手指夹起来，歪着头看了几秒，把遗嘱翻回第一页，又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然后念出了最后一行字。他念得很慢，像在读一段他早就知道了内容但故意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的判决书。
“一亿元。好家伙。”
他把遗嘱扔回桌上，在唯一的空位坐下来，翘起腿，双手交叉枕在脑后，仰头盯着天花板。“爸这是要玩死我们。”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嘴角是弯的，像是在笑，但眼睛里没有笑意。会议室的灯管在天花板上排成两排，白光照下来，把每张脸都照得没有血色。没有人接老七的话。
周律师翻开遗嘱，开始宣读。
前面几页他很熟悉了。关于房产的分配、关于公司股权的分割、关于信托基金的安排。沈长征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话说过了很多遍，有时在饭桌上，有时在过年团聚时，有时在某个子女专门从外地飞回来陪他过周末的下午。老大得到了公司的主导权，他坐在那里没有表情，像早就知道了。
老二分到了几处商铺，她把眼镜取下来擦了擦镜片，又戴上了。
老三的名字出现在遗嘱里的次数最少，他没有抬头，拇指还在摩挲。
老四和老五各自得到了一些现金和一套房产，不多不少，不会让人嫉妒也不会让人满足。
老六分到了几处收租的物业，她合上本子，笔夹在本子里，没有再拿出来。老七名下多了一套房子，周律师念到这一条的时候，老七打了一个哈欠。
这些都不是让他们安静下来的东西。
让他们安静下来的是遗嘱的最后一页。周律师翻到那一页的时候顿了一下，那停顿很短，短到如果不是仔细盯着根本不会注意到。他抬眼扫了一圈在座的人，那目光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只是确认每个人都还在听。然后他继续念，声音没有任何变化，还是那个语速不快不慢、一字一句像在念法律条文的声音。但会议室里的空气明显不一样了。
“以上为沈长征先生对名下主要资产的分配方案。”周律师的声音像一把刀切开了沉默，“此外，沈长征先生另立有一条补充条款，涉及现金一亿元整。该条款独立于前述分配方案，且须在所有继承人共同配合下方可执行。”
老五放在桌上的手指停住了，不再敲击。老三的拇指停住了，不再摩挲。老七从仰头看天花板的姿势收了回来，椅子前倾，四只椅腿同时落地，发出一声闷响。老四手里的毛线掉在了地上，她没有捡。
周律师翻开最后一页，念道：“沈长征先生生前将一亿元现金存入信托账户，指定七位子女为共同受益人。该笔款项的分配方式如下——七位继承人须各自提交一个金额，单位为万元，即每人认为自己应得的数额。若七人提交的金额总和不超过一亿元，则按各自提交的金额进行分配。若总和超过一亿元，则七人均不得分得任何款项，该笔一亿元将全额捐赠给沈长征先生生前指定的慈善基金会。”
会议室里的安静已经不是普通的安静了。那种安静是有重量的，像一床湿透的棉被压在每个人身上。老四没有去捡地上的毛线，老五盯着自己停下来的手指看了几秒，然后把手指攥成拳头，慢慢放到桌面以下。
老五第一个开口。“这不是让我们自相残杀吗？”他笑着说，但那笑声很短，像被什么东西掐断了，尾音卡在喉咙里没有出来，像一根鱼刺。没有人笑。老大端起水杯又喝了一口，水已经凉了，他咽下去的时候喉结动了一下。老二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写完之后没有看第二遍，把本子合上了。老三的嘴唇在发抖，不是害怕，是那种被逼到墙角不知道该往哪走的绝望。
周律师说，补充条款的正式执行需要七位继承人全部在场。现在人齐了，明天正式开始。七天，七个房间，每天可以修改一次金额，每天结束后公布当天的总和，但不公布个人数字。七天之后最后一次提交的金额为最终结果。
“七个房间？”老六问。
“七个房间。”周律师说，“分开的。”
“不能交流？”老六问。
“不能见面，不能通话，不能以任何方式联系。”周律师的回答像一面墙。
老七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没有点。会议室里不能抽烟，他没有违反任何规定，但那个动作本身就像一种挑衅。老四终于弯腰捡起了地上的毛线，把它塞回帆布袋里，袋口系了一个死结。
外面天快黑了，阳光从落地窗上移走，长桌上那片发亮的反光消失了，深棕色的桌面看起来像一潭死水。会议室的灯一直亮着，白光从头顶照下来，照得每个人的脸都像同一张纸。
老大第一个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推，发出一声长响。他没有看任何人，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脚步还是那么稳，和进来时一模一样。
其他人也陆续站起来。老三站起来的时候晃了一下，扶了一下桌沿才站稳，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树。老四走在他旁边，想伸手扶他，但手伸了一半又缩回去了。老五把咖啡杯捏在手里，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会议室，像在说“还是走到了这一步”。老六把本子和笔收进包里，拉链拉到头，动作干脆利落。老七把烟别回耳朵后面，双手插在卫衣口袋里，晃着肩膀走了出去。
走廊很长，灯也是白的，皮鞋踩在地板上，脚步声杂乱地响了一阵，然后分别消失在各个方向不同的拐角处。走廊尽头的灯管闪了一下，像是电压不太稳，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再也没有人注意到。
他们不知道的是，第二天早上被分别送进七个房间之后，他们会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刻都更想念这间会议室。那间让他们沉默、让他们窒息、让他们第一次看到父亲遗嘱全貌的会议室，在接下来的七天里，反而成了他们记忆中唯一一个所有人还坐在一起的时刻。虽然那时候他们也已经不说话了。
但至少，还坐在同一张桌子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