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七个人
第二天早上八点，七个人被准时带进了各自的房间。
走廊很长，灯是白的，墙壁刷着浅灰色的乳胶漆，每隔几米就是一扇深色的木门，门牌上刻着数字，从一到七。七扇门并排挨着，门与门之间只隔了一堵墙，但那墙够厚，厚到你贴上去也听不见隔壁的任何声音。周律师站在走廊口，手里拿着一份名单，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走廊里传得很远。每念到一个名字，工作人员就上前一步打开对应的那扇门，那人走进去，门在身后关上，咔嗒一声，像一个句号。
老大沈建国走进一号房的时候，脚步没有犹豫。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衣柜，床单是白的，枕头是白的，窗帘是浅灰色的，拉开能看见天井，四面都是墙，像一口很深的井。桌上放着一摞白纸、几支笔、一杯水，还有一个电子钟，屏幕上亮着红色的数字：08:00。
他站在房间中央环顾了一圈，不是用眼睛看的，是用那副“我来检查”的姿态。他蹲下来打开行李箱，拿出一件深蓝色的毛衣搭在椅背上，把洗漱用品摆进了卫生间。镜子里的他眼睛下面是青黑色，昨晚没睡好。
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跑着那页遗嘱。他拧开水龙头洗了把脸，对着镜子看了几秒，把水擦干了，没有叹气，也没有皱眉。他的表情控制得很好，好到如果有人在房间里装一个摄像头，会以为他只是在出差住酒店，而不是被关在父亲的遗嘱里。
但从他摆放东西的位置能看出一点端倪——毛衣搭在椅背上，是怕皱了，说明他习惯掌控自己的东西；洗漱用品按顺序排好，牙膏在左、牙刷在右，说明他习惯秩序；行李箱关好立在衣柜旁边，拉链拉到头，说明他不喜欢有东西敞着。
这些习惯放在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身上再正常不过，但在一个被关起来的房间里，这些习惯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他要用秩序来压住心里那团还没有烧起来的火。
老二沈建英走进二号房的时候，第一件事不是看房间，是把包放在桌上，然后检查了每一个角落。窗帘后面、床底下、卫生间的水龙头，她挨个看了一遍。水龙头拧开，水是清的，她用手指接了一滴，凑到鼻子前闻了闻，没有味道，才关上。她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件真丝睡袍挂在衣柜里，一双拖鞋摆在床边，一本没看完的小说放在枕头旁边。
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很慢，像是在执行一套排练了无数遍的程序。她不想让自己有多余的时间去思考遗嘱的事，因为思考没有用。在这个家里，有用的从来不是谁想得最清楚，而是谁的声音最大、谁的脸皮最厚、谁最不怕撕破脸。她一样都不占。
她坐在床沿上，拿起那本小说，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读了两行，合上了。不是因为不好看，是因为脑子里那根弦一直绷着，绷到连读小说的耐心都没有了。她把小说扣在床头柜上，书签滑出来一半，她没有塞回去。
她的房间和一号房一模一样，但她进来之后，这间屋子就有了一种不一样的味道——不是香水味，是一种“我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道歉”的味道。
老三沈建民进三号房的时候，门还没关严，里面就传来一声闷响。工作人员推门看了一眼，确认他没有受伤，退出去关上了门。他没坐在椅子上，也没坐在床上，他坐在床沿，把自己随身带来的椅子推到墙角，面朝墙壁，像一个人在罚站。他的行李箱还关着，放在门口，没有打开，箱面上的灰尘没有擦过。
他盯着对面的墙壁，墙上什么都没有，白漆刷得很匀，连一条裂缝都没有。但他盯得很认真，像一面写满了字的黑板，那些字只有他自己能认出来——不是遗嘱里的字，是催收短信里的。“逾期”“违约金”“再不处理将采取法律手段”，这些词一个一个地浮出来，像烧红的烙铁印在白墙上。
他昨天看到遗嘱里那一亿元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我能分多少”，而是“够不够还”。想完这个念头之后，他恨了自己一秒钟。那一秒钟太短了，短到恨意像一根火柴，烧了一下就灭了，只留下焦糊的气味。他比任何人都需要这笔钱，也比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拿到它。
老四沈建芳进四号房之后，第一件事不是看房间，而是问工作人员“能不能给我一包针线”。工作人员说房间里没有，可以帮忙问一下是否允许。她犹豫了一下说算了。她从帆布袋里掏出那团灰色毛线和两根竹针，坐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织那条围巾。
她织了很长一段了，灰扑扑的，软塌塌的，看不出是在给谁织。丈夫已经有一条围巾了，儿子不喜欢戴围巾，父亲已经不需要了，可她还是要织。因为不织的话，她的手不知道该放在哪里。毛线绕在右手食指上，竹针在手指间交错穿插，像一只在织网的蜘蛛，网织出来是灰色的，很长很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她的房间和前面几间没有区别，但她进来之后，这间屋子就多了一种“将就”的气息——行李箱半开着，衣服没有拿出来，洗漱用品散在洗手台上没有归位。她不打算在这里住七天，她在心里告诉自己，只是一次出差，很快就会结束。
她不知道的是，真正住进来的不是她，是她的沉默。她从小就学会了不吭声，学会了缩着脖子过日子，学会了在别人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躲到一边去织毛线。她的毛线越织越长，但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老五沈建安进五号房之后，把手机掏出来看了一眼，没有信号，又看了一眼，还是没有。他把手机扔在床上，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打开衣柜看看，拉开抽屉翻翻，拧开水龙头听听水流的声音，然后把自己摔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盏吸顶灯，白色灯罩，里面两根灯管已经发黑了，像用了很久。他盯着那两根灯管想，要是拆下来换新的会不会亮一点。想完之后他自己笑了一下，笑自己在这种时候想的竟然是这种没用的东西。他的笑很短，和昨天在会议室里笑的一样，尾音卡在喉咙里，像咽不下去的痰。
他欠的网贷下个月就要到期了，如果这笔钱拿不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因为他是老五，是那个永远笑嘻嘻、什么都不在乎的老五，可以在饭桌上逗笑所有人，可以在葬礼上把气氛搞得没那么沉重，可以在任何人面前演出一副“钱不钱的无所谓”的样子。
但他演了太久了，久到站在这个房间里、没有观众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该演什么了。他把脸埋进枕头里，闷闷地发出一声不像叹气也不像哭的声音，很短，很快就被枕头吸干净了。
老六沈建宁进六号房之后，立刻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到空白页，在右上角写下日期。她画了一张表格，竖列是七个人的名字，横行是从今天到最后一天的空格。她在第一行第一列填了自己的数字，然后在其他格子里画了问号。她开始算，不是随便算，是很认真地算——推演每个人可能的心理价位、估算每个人的经济状况、回忆每个人在会议室里的表情和微表情。
她把老大写的那一列数字反复改了三次，每次都在试图更贴近他。她又把老三的那一列按照负债程度做了好几个不同的梯度方案，每个方案的总和都不一样。
算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纸上写满了数字和公式，有几条被划掉的线，有几个打了问号的地方。她盯着那张表看了很久，把笔记本合上，用笔压住。她算出来的总和不妙，很不妙。按照她的推测，除非有人在第二天就写了极低的数字，否则第七天的总和几乎一定会超过一亿，而她自己写下的数字已经不算高了。
她推了推眼镜，深深呼出一口气，像是要把心里那团紧张吐出去，但呼完发现那团紧张还在，不是堵在胸口，是粘在皮肤上，怎么都抖不掉。
老七沈建平进七号房之后，从白纸里抽了一张，叠了一架纸飞机。机翼两边对称，翼尖微微上翘，他对着机头哈了一口气，然后拿起笔，在纸的边角写了一个数字——0。
写完之后他看了两秒，把那张纸叠成纸飞机，拉开窗帘，朝窗外扔了出去。天井周围都是墙，纸飞机飞了一个不太漂亮的弧线，撞在对面的墙上，掉进了天井底部的花坛里。他看着它掉下去，嘴角动了一下，分不清是笑还是叹气。
他回到桌前，又抽了一张纸，在纸的正中间写了一个0，比刚才那个大一点，工整一点。他把纸条放在桌子的正中间，用笔压住，然后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翘着腿晃来晃去。
他不知道自己会在这个房间里待七天，也不知道自己那个零会在第七天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数字。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不在乎那一亿元。
他唯一知道的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和那六个人好好说过话了。
每一次所谓的说话，都是在一张桌子上，每个人都在说自己的，每个人都在等自己说的机会，然后下一个接着说自己的，没有人听别人在说什么。他们之间隔着的不是一张桌子的宽度，是二十年没有说开的误会、十年没有道过的歉、五年没有问过的一句“你过得好不好”。他叠完了第二架纸飞机，窗户已经关上了，没有再打开。
他把纸飞机和纸条并排放在桌上，一个压在笔下面，一个压在杯子下面。然后他闭上了眼睛。广播没有响。墙上的电子钟安静地跳着数字，红色的，一秒一下，像心跳，但没有声音。
七个人在各自的房间里坐着、躺着、站着、蹲着，没有人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规则什么时候会来。
他们只知道时间在走，而那张白纸还在桌上，干干净净的，一个字都没有。他们还没有拿起笔，不是因为不想写，是因为还不知道该写什么。但他们会写的，不是因为想好了，是因为在这个家里，交不出答案比写错更让人难堪。他们从小就知道这一点，只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关在一间没有人的房间里，独自面对一张白纸，而那张白纸上将要写下的东西，会决定他们彼此之间还剩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