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大哥的账本
其实广播关掉之后，老大沈建国在窗边站了一会儿。
九千八百万。这个数字不大不小，刚好卡在他睡不着的位置。他写的是三千万，在他自己的账本里，这个数字是合理的。他是长子，公司是他管的，父亲生前最后那几年，是他守在病床前的时间最长。几个弟弟妹妹，有的在外地，有的有自己的家庭，有的来了也是坐一会儿就走。他不说这些事，不代表这些事没有发生过。
他走回桌前坐下，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没有声音。桌面是木头的，指纹印在上面，很快就不见了。
他想起父亲把公司交给他的那一天。不是正式的交接，没有律师，没有公证，连一份像样的文件都没有。那天吃完晚饭，父亲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两杯茶。父亲说：“建国，公司以后你管。”他说：“好。”
就一个字，没有问“为什么是我”，没有问“其他几个怎么办”，就是“好”。他知道父亲选他只是因为他是长子。在这个家里，长子这两个字就是通行证，可以不用排队，不用解释，不用跟任何人商量。
但他坐上那个位置的方式，不是长子这两个字就能说清楚的。
那年老三刚毕业，学的是企业管理，父亲本来想让老三进公司锻炼两年再接手。老大知道这件事，因为父亲跟他商量过，说“建民有学历，脑子活，让他试试”。老大当时点了头，说“好”。但转头他就去找了公司的几位元老，请人家吃了顿饭，说了些老三年轻、经验不足、还需要再磨炼几年的话。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阴谋，就是一顿饭，几句话，几个意味深长的摇头。元老们去找父亲谈了，说老三刚出校门，扛不起这么大摊子，不如让建国先接着，等老三再成熟些再说。父亲听了，改了主意。
老大后来想过很多次，如果那天他没有请那顿饭，现在坐在三千万这个数字后面的人会不会是老三。老三会不会把公司管得比他好，会不会让父亲走得更安心，会不会让这个家不像现在这样，坐在一起吃顿饭都要提前三个月约。他想过，但他没有后悔。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做对了，是因为他不允许自己后悔。后悔是弱者的借口，而他这辈子最怕的事情，就是被当成弱者。
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咽下去的时候喉结动了一下。
他记得那天从父亲家出来的时候，老二的车停在外面。她没有进来，只是坐在车里等他。他走过去敲了敲车窗，车窗摇下来，老二看着他没有说话。他说：“爸把公司交给我了。”老二说：“我知道了。”她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跟她没有关系的事。但她看他的眼神不对，不是愤怒，不是失望，是那种“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做”的眼神。
车窗摇上去了，车开走了。他站在原地，觉得那辆车的尾灯红得像两只眼睛。他一直不知道老二到底知不知道那顿饭的事，他没有问过，她也没有提过。但那个眼神告诉他，她知道一些什么。她只是不说。在这个家里，“不说”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武器。你不说，我就装作没发生。没发生，我就还是那个问心无愧的大哥。
老大放下水杯，站起来走了一圈。房间不大，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他在公司里的办公室比这大十倍，落地窗，真皮沙发，墙上挂着他和父亲的合照。那是公司交接那年拍的，父亲坐在椅子上，他站在父亲身后，两个人都穿着深色西装，表情严肃，像两个在谈并购的商人，不像父子。
那张照片挂在墙上的第十年，父亲住进了ICU。从那以后，每次走进那间办公室，他都觉得父亲不在椅子上，而是在照片里盯着他看。不是慈爱的看，是那种“我把东西交给你了，你看着办”的看。
他停下来，站在窗前。天井里的花坛荒着，纸飞机还躺在那里，老七扔的那架，机翼歪了。他盯着那架纸飞机看了几秒，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咀嚼什么东西时才会有的肌肉牵动。老七，二十八岁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他在这个家里什么都不用做，就因为他最小，父亲就原谅他所有的不靠谱。
老大有时候想，如果他也像老七那样，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问，天天在外面混，父亲会不会也对他宽容一点。但他是长子，他没有这个选项。他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不能犯错的路，一条犯错了没人原谅的路。当年请那顿饭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犯错，但他觉得那是必要之恶。必要之恶还是恶，他从来不跟任何人讨论这件事，因为讨论就意味着承认，承认就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好人。他不要当好人，他要当赢家。
他转过身，走回桌前坐下。面前那张纸条上写着一个数字，三千万。他没有改。别人写多少是别人的事，他写三千万，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值这个数。
他付出的那些，他扛下来的那些，他在所有人都不愿意的时候一个人守在医院里的那些夜晚，值三千万。不多，也不少。至于他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那顿饭、那几个元老、那些意味深长的摇头——那些已经过去了。过去了就不是事，不是事就不需要再提。
他拿起笔，把那个数字描了一遍，笔迹比之前重了一些。好像描得重一点，那个数字就更理直气壮一点。
他想起老三。老三当年考上大学的时候，父亲在饭桌上喝了很多酒，说“我们家总算出了个大学生”。那时候老三的脸红红的，低着头笑，像一个被大人夸了的小孩。他在旁边也跟着笑，但心里有一个声音说：读书有什么用，将来公司还不是我的。那个声音很小，小到他自己都差点没听见。
但他听见了。他听见了，但他说服自己那不是嫉妒，那是事实。现在老三的脸是灰的，眼窝是陷的，手上的茧不是握笔握出来的，是搬货搬出来的。他的公司倒了，欠了一屁股债。如果当年进公司的是老三，他会不会就不用去创业，就不会欠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蹲在墙角把脸埋在膝盖里？老大不知道。他只知道，老三的今天，可能就是从他被挤掉的那个位置开始的。
他又站起来，走到床头，看了一眼电子钟。红色的数字跳了一下，往前了一分钟。时间在走，不快不慢，但他的心在加速。不是因为钱，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在这七天里，他写的每一个数字，都在告诉弟弟妹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三千万这个数字告诉他们——大哥觉得他最值钱，大哥觉得自己当初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大哥不会道歉。那个“不会道歉”，是他这辈子最硬的壳，也是最深的裂缝。
老大坐回桌前，把纸条拿起来，折了一下，又打开。他没有改，但他盯着上面那个三千万，觉得那个数字在看他。它问他：你值吗？他说：值。它又问：你确定？他没有回答。
走廊里又有了脚步声，工作人员送午饭的。推车轱辘碾过地板，咕噜咕噜的，在他门口停了一下，三下敲门声，轱辘继续往前，越来越远。他没有去拿饭，他不饿。他只是在想，如果当年他没有请那顿饭，现在坐在这里写纸条的人会不会是老三，而他自己会不会像老三一样蹲在墙角，等着大哥的决定决定他能不能翻身。
他把饭端进来，放在桌上。饭是温的，菜是西红柿炒蛋和一碗米饭，筷子是竹制的，没有掰开。他把筷子掰开，吃了一口，米饭有点硬，嚼了很久才咽下去。咽下去的时候他想，老三现在吃的饭，是不是也这么硬。
他闭了一会儿眼睛。睁开的时候，他在想父亲的最后一句话，父亲在ICU里说的最后一句话。那天只有他一个人在场，父亲的手很凉，指甲发紫，嘴唇干裂，用只有他听得见的声音说：“照顾好他们。”
不只是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还有老二。那个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父亲临死前想到她了。老大当时点了头，说“好”。他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怎么照顾别人？他把父亲的嘱咐压在心里，压了很多年，压成一块石头。那块石头不会出声，但它一直在那里，在他每一次签字的时候，在他每一次发号施令的时候，在他每一次对着那张和父亲的合照走神的时候。
他把纸条拿起来，折好，放在桌子的正中间。他不会改了。三千万就是三千万。他会把这个数字交上去，不管总和是多少，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不管这七天之后这个家还剩什么。他交过卷了，等分数，等开榜，等门开了以后，他们站在走廊里，看彼此的眼神是不是比现在更冷。他已经欠了这个家一顿饭的账，他不能再欠一次。他不知道照顾是什么意思，但把三千万写上去，然后等着看结果，大概不是照顾。他只是没有别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