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一次
广播是在第二天早上响的。
周律师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的时候，有人刚醒，有人一夜没睡，有人趴在桌上眯了一会儿被惊醒，有人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发呆，水龙头没关，水流了很久。
“第二天总和，九千八百万。”
没有更多了。广播关了。
七个房间里，有人从床上坐起来，有人把脸从枕头里抬起来，有人手里的杯子停在半空中，有人把笔放下了，有人把笔攥得更紧了。
老大沈建国站在窗边，手里端着那杯已经凉透了的水。九千八百万，比他预估的低了两百万。他预估的是九千五百万？不对，他预估的是一亿出头。他写了一个不算小的数字，在他自己的账本里那只是“合理”的起点。但总和比他预想的低，说明有人比他更克制，或者有人比他更心虚。两百万的差额。
是谁在替他省？他想了想那几个弟弟妹妹的脸，但没有一张脸能对上这个数字。他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咽下去的时候喉结动了一下。他从来不怕数字，他在商场上见惯了比这大得多的数目，但他怕的是他不知道这个数字背后站着谁。
老二沈建英靠在床头，手里握着那本一直没有翻页的小说。
九千八百万。她写的是七分之一，取了个整。她不需要这笔钱，她只是想知道，在这个家里，公平到底值多少钱。
但九千八百万这个数字告诉她，有人写多了——比她那份公平的份额多出了近两百万。有人多要了，有人替自己多挣了两百万。而她写的那份公平，哪怕取了整，在这个总和的衬托下还是像一张废纸。
老三沈建民听到九千八百万的时候，整个人抖了一下。不是害怕的抖，是那种被冷水浇了一下、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开始收缩的那种抖。他写了一个很大的数字，大到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大到他知道如果别人知道了一定会在背后说他贪得无厌。这个总和告诉他，有人比他写得更狠。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写他这么大的数字，总和早就不是九千八百万了。
那是谁写得更狠？是大哥吗？他的数字一向大。是老六吗？她看起来最不像会贪心的人，但最不像会贪心的人往往贪得最安静。他蹲在床边，把脸埋进膝盖里，两只手死死地攥着床单，攥出了褶皱。
老四沈建芳听到九千八百万的时候，手里的毛线停了一下，竹针悬在半空中。她写了一个很小的数字，七百万。她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争，连遗产都不敢多要。但九千八百万这个数字让她觉得，就算她写得再小，别人也不会因为她的退让而退让。她想的不是“不公平”，她想的不是“为什么别人可以拿那么多而我不行”。
她想的是一句话，父亲生前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那句话不是在这间屋子里说的，是在医院里说的，在她最后一次去探望他的那个下午，她站在病床前，手里还拎着一袋水果。父亲睁开眼睛看了她一眼，说：“你来啦。”然后闭上了眼睛。从此再也没有睁开过。
那三个字是她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最后一样东西，不是爱，不是钱，是一个陈述句——“你来啦。”意思是她知道你来了，但她没有更多的话要对你说，你可以走了。
老五沈建安躺在床上，把被子拉到了下巴，像一个小孩缩在被窝里。他写了一个正好的数字，不多也不少，刚好够还清网贷，刚好够让他从那个窟窿里爬出来。但九千八百万让他知道他写低了。
总和比他的乐观估算高出了不少，说明有人写了远超他预期的数字。那个人不是他，是别人，是某个他一向以为不会跟他抢饭碗的人被现实狠狠地打了脸。他盯着天花板那盏发黑的灯管，想：如果他当初写高一点，现在是不是就不用这样躺着心慌了？但高一点是多少？他不知道了，他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判断力产生了怀疑。
老六沈建宁站在桌前，笔记本翻开到昨夜写满的那一页，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公式被她反复看了好几遍。她推演过很多种可能，低概率的、高概率的、中性偏好的、中性偏坏的。九千八百万落在她那张预测表的中性偏上区域。
这个结果她算出来了，但算出归算出，她的心跳还是快了。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她发现自己的计算里漏了一个变量——有人不是理性的。这个发现让她慌了，因为她对付不了不理性的人。
她可以用逻辑抵消逻辑，用计算对抗计算，但如果有人根本不按逻辑出牌，她就束手无策。她推了推眼镜，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新的数字，又划掉了。她拿起纸条，写了一个新的数字，比昨天小了一点，然后重新算了总和，又划掉了。
老七还躺在床上，姿势没变过，双手枕在脑后，翘着腿晃来晃去。他听到九千八百万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
他写的是零，零加任何数都等于那个数本身。他在这个总和里的贡献是零，不多不少，正好是他想给的数。九千八百万离一亿还差两百万，这两百万是别人替他省的，也是别人替他扛的。他不知道是谁在替他扛，但他知道那个人一定不是老大。
老大不会替任何人扛，老大只会让别人替他扛。
他想起自己扔出去的那架纸飞机，纸飞机上写着一个零，那个零现在躺在天井的花坛里，被风吹着，可能已经翻了个面，可能已经被工作人员捡走了，可能还在那里，等着下一场雨把它淋湿、淋烂、淋成纸浆。
他不在乎那张纸条去哪了，因为他已经交了一个新的零上去。零就是零，写在哪里都是零。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了眼睛。他在想，明天总和会不会变成九千九百万，后天会不会变成一亿，大后天广播会不会说“超过了，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
他不太在乎结果是什么，他只是在想那一刻到来的时候，其他六个人脸上的表情会不会比他想象的好看。他笑了一下，很短，像被什么东西掐断了。
走廊里的灯一直亮着，白晃晃的，从早到晚没有灭过。周律师的脚步声今天不会再来，因为今天还没有结束，要到下午四点他才会出现，收走第二天的纸条。而这中间漫长的几个小时，他们只能各自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反复咀嚼那个数字——九千八百万。咀嚼它离一亿有多远，咀嚼它离彼此有多远，咀嚼它离“公平”这个早就已经不在他们之间的词有多远。
午饭是工作人员送进来的，放在门口的托盘上，敲门三下，然后离开。没有人看到送饭的人长什么样，也没有人想看到。有些人吃得下去，有些人吃不下，有些人把饭扒拉了两口就推到一边，有些人端着碗发了好几分钟的呆然后连筷子都没动。老三的饭放在门口没有被拿进去。工作人员来收托盘的时候发现一号到六号的托盘都有动过的痕迹，七号的托盘上碗筷原封未动，饭已经凉了，菜汤凝了一层薄薄的油。工作人员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了，没有多问，也没有汇报。
下午三点五十分，走廊里又响起了那个脚步声。
咔、咔、咔。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
七张纸条被收走了。有人改了数字，有人没改。改的人是在九千八百万的刺激下妥协了、让步了、退缩了，还是更坚定了、更贪婪了、更不要脸了，没有人知道。没改的人是因为满意，还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改，还是因为改了也没有意义，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明天早上，还会有一个数字从广播里传出来。那个数字会比今天更靠近一亿，还是更远，还是刚好停在同一个位置。而那个数字，会再次告诉他们一些他们不愿意知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