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友谊地久天长
时间像老槐树的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
大学四年，四个人在不同的城市，走不同的路，林砚在清华拿了建筑设计大赛的一等奖，作品被学院收藏，江屿入选了省青年队的主力阵容，打了一场全国比赛，得了第八名。时雨的第一本书出版了，印了三千册，卖得不算好，但她把样书寄给了三个人，扉页上写着“给我的家人”。宋安夏的毕业汇演跳了一支独舞，台下坐着她的父母、时雨、江屿和林砚，她跳完的时候，看见时雨在擦眼泪。
他们每年暑假都聚，有时候在天台，有时候在河滩，有时候在面馆。林母每次都会煮四碗骨汤，葱花飘在上面，热气腾腾的，江屿每次都吃两碗，说“林阿姨的汤是全世界最好喝的”，林母笑着拍他的头，说“都这么大了还贫”。
群里每天都有消息，不多，但每天都有，江屿发训练的视频，林砚发画的图纸，时雨发写的文章，宋安夏发跳舞的片段。没有人说“你好厉害”，没有人说“加油”。有时候只是一个“在看”，一个“嗯”，一个句号。但这就够了。
毕业后，林砚进了一家知名的建筑设计院，天天加班，但周末会抽时间去逛公园，拍很多树的照片发到群里，江屿留在了省青年队，后来又去了职业俱乐部，膝盖做了手术，恢复了大半年，又回到了球场上，时雨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给杂志写专栏，偶尔也写小说，她的第二本书比第一本卖得好，宋安夏加入了一个现代舞团，在全国巡演，每到一座城市，她会在群里发一张当地的照片。
他们各自遇到了喜欢的人。
林砚的女朋友是建筑系的学妹，在一次设计课上认识的，她比他小两届，扎着马尾，说话语速很快，笑起来有两个梨涡，林砚把她带到面馆的时候，林母煮了两碗骨汤，一碗给儿子，一碗给姑娘，姑娘喝完汤，说了一句“阿姨，您做的汤真好喝”。林母笑了，笑着笑着红了眼眶。
江屿的女朋友是校女篮队的，比他矮半个头，但投篮比他准，他们在一次友谊赛上认识的，打完比赛互留了微信，聊着聊着就在一起了，江屿把她带到大院的时候，宋安夏正好也在，宋安夏打量了姑娘一圈，说了一句“你比他靠谱多了”。姑娘笑了，江屿在旁边抗议。
时雨的男朋友是出版社的编辑，负责她的第一本书，他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喜欢看诗，也喜欢看时雨写的东西，雨把他带到大院的时候，老槐树正在落叶，他站在树下看了很久，说“这棵树真大”。时雨说“嗯”。
宋安夏的男朋友是舞团的同事，跳现代舞的，他们在排练厅认识的，跳双人舞的时候总是笑场，宋安夏把他带到大院的时候，江屿正好也在，江屿跟那个男生聊了十分钟，转过头对宋安夏说“这人还行”。宋安夏说“你还会看人？”江屿说“那当然”。
四人的友情没有因为距离和爱情而变淡，林砚的女朋友知道他有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从不吃醋，因为她见过他看群聊时嘴角的笑，江屿的女朋友跟宋安夏成了好朋友，两个人经常一起吐槽江屿。时雨的男朋友会帮她校对稿子，偶尔会问“这个细节是写你们大院的事吗”。宋安夏的男朋友在她的毕业汇演上见过另外三个人，散场后四个人蹲在路边吃烤串，他在旁边站着看了一会儿，觉得这群人真吵，但也真好。
某年秋天，时雨结婚了。
婚礼定在十月的第二个周末，地点在省城的一个小礼堂，她没有请太多人，只请了亲戚和几个老朋友，伴郎是林砚和江屿，伴娘是宋安夏，时雨说“我就你们三个，你们都得在台上”。
婚礼前一天晚上，三个人从各自的城市赶到了省城，江屿是从训练基地直接过来的，队服外面套了一件夹克，后座上放着伴郎的西装，林砚是从设计院请了假来的，西装装在防尘袋里，挂在车后座的挂钩上，宋安夏是从巡演的城市飞回来的，下了飞机直接打车到酒店，拉着行李箱。
三个人在酒店大堂碰面，对视了一眼，笑了。
“走。”江屿说。
“去哪儿？”宋安夏问。
“大院。”
他们打车回了老槐巷，巷子还是那条巷子，青砖地换了几块，墙上的爬山虎更密了，老槐树还在，比几年前又粗了一圈，树冠遮住了大半个院子。面馆的灯还亮着，林母在里面忙活，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们，笑着挥了挥手。
他们上了六楼，铁门还是那扇铁门，锈迹斑斑，门把手上的铁丝换了一根新的。江屿推开门，天台上的一切都没变，水泥地面，绿漆钢管扶手，墙角那几个废弃的花盆还在，晾衣绳上挂着一条床单，白色的，在夜风里轻轻晃着。
时雨没来，她要在酒店准备明天的婚礼，只有三个人。他们并排坐在老位置上，背靠着钢管扶手，风从远处吹过来，带着老槐树叶子的清香，月亮很圆，挂在天边，把整个天台照得像铺了一层霜。
江屿先开口：“明天她就结婚了。”
“嗯。”林砚说。
“时间真快。”宋安夏说。
三个人沉默了，不是伤感，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是什么东西结束了，又像是什么东西刚刚开始。
他们都没想到时雨来了。
她穿着一条白色的裙子，头发散着，没有化妆，她从楼梯口走出来的时候，三个人都愣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宋安夏站起来。
“睡不着。”时雨走过来，在他们中间坐下来，“明天要结婚的人，今晚应该跟谁在一起？”
没有人回答，她自己说了答案：“跟你们。”
四个人并排坐着，月亮从东边挪到了西边，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远处有火车经过的汽笛声，拖得很长，像一声叹息，又像一句说不完的话。
“江屿，你还记不记得，”时雨忽然说，“你小时候说，一百年太短了。”
“记得。”江屿笑了。
“后来我说，一千年都变成妖怪了。”
“林砚说，妖怪也行。”宋安夏补了一句。
四个人同时笑了，笑声在夜风里散开，飘过了老槐树的树冠，飘过了整条老槐巷。
“我们都长大了。”江屿说。
“但我们没变。”林砚说。
宋安夏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面是四根红绳手链，是当年的那四根的复原版，她找了好久，才找到一模一样的红绳和木珠子。
“戴上了就是一家人。”宋安夏说。
四个人把手腕伸出来，互相系上红绳。，动作很慢，像是在完成一个仪式。
时雨低头看着手腕上的红绳，用拇指拨了拨那颗木珠子，她抬起头，笑了。
“下一站，是谁的婚礼？”
江屿举手：“我先说好，我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宋安夏看了他一眼：“那可不一定。”
林砚没说话，但他的嘴角是往上弯的。
笑声中，天台上方星河灿烂。
片尾彩蛋。
十年之约到了。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末，老槐树下，一个小孩子蹲在地上玩泥巴，他是大院新搬来的人家的孩子，四岁，虎头虎脑的，他用手刨着土，刨着刨着，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
“妈妈！妈妈！”他喊着，把那个东西从土里刨了出来。
是一个铁盒，银色的，巴掌大，锈迹斑斑，上面的漆掉了一大半。
他的妈妈走过来，蹲下来，把铁盒打开。
里面有一张物理竞赛准考证，一个洗得发白的篮球护腕，一支没墨的笔，一根褪了色的红绳手链，还有四封信，信封上分别写着：林砚、江屿、时雨、宋安夏。
妈妈愣了一下，抬头看了看那棵老槐树，树很大，树冠遮住了半个院子。风吹过来，叶子沙沙地响，像是在说“他们回来了吗？”
远处，有四个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