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章:远方的声音
大一上学期的第一个月,四个人像是被丢进了四个不同的世界。
林砚在清华的建筑系,课程比高中竞赛班还紧,画图画到凌晨是常态,CAD软件打开就关不上,他的室友来自天南海北,说话口音各异,晚上熄灯后还会开“卧谈会”,聊高中的事、聊家乡的事,林砚听着,偶尔插一两句,但更多的时候,他戴着耳机,在群里看消息。
群里的消息越来越少了,以前一天几百条,后来变成几十条,再后来变成几条。江屿发训练场的照片,林砚隔了四五个小时才回一个“在”,时雨发校刊的录用通知,宋安夏回了“棒”,江屿第二天早上才回“牛逼”,林砚第三天凌晨两点回了一个“祝贺”,时雨没有再说话。
宋安夏在舞蹈学院的第一个月,每天都在练功房待到晚上九点,她的脚趾磨出了新的茧,脚踝上的贴布换了一卷又一卷,回到宿舍的时候,室友已经洗漱完了,灯也关了,她摸黑爬上床,打开手机,看见群里只有几条消息,都是白天的,没人说话,她打了一行字:“你们睡了吗?”想了想,又删掉了,太晚了,没人会回。
江屿在省青年队的集训比高中辛苦十倍,每天早上五点半出操,上午体能,下午战术,晚上文化课,他的手机在训练期间锁在柜子里,只有中午和晚上熄灯前能看,他每次打开微信,都有一堆消息,群里的消息总是停在很久以前,他想发点什么,但不知道发什么,训练的事说了他们也不懂,问他们的事又怕打扰。
时雨在省师范大学中文系,课不多,但她把自己搞得很忙,文学社、校刊、兼职,她把时间填得满满当当,不是因为她喜欢忙,是因为闲下来的时候,她会看群,群里很安静,安静得像一潭死水。
她发了一条消息:“我写的短篇被校刊录用了,下个月出刊。”配了一个开心的表情。
三个小时后,宋安夏回了:“棒!”
第二天早上,江屿回了:“昨天练到十一点,刚看到,牛逼!”
第三天凌晨两点,林砚回了:“祝贺。”
时雨盯着那个“祝贺”看了很久,没有人问“什么题目”,没有问“写了什么”,没有问“哪个校刊”。只有“祝贺”,她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她知道,他们很忙。她把手机扣在桌上,没有回。
宋安夏给江屿打了电话,那是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江屿刚结束晚课,手机震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接起来。
“安夏?”
“你有没有觉得,”宋安夏的声音有点闷,“咱们群里最近越来越冷了?”
江屿沉默了几秒,他靠在宿舍走廊的墙上,头顶的白炽灯嗡嗡响。“好像……是有点,但我不知道说什么,大家都不在,我发消息也没人回。”
“我也是,”宋安夏说,“我怕发了消息没人理,就不敢发了。”
两个人都沉默了,电话里只有电流的沙沙声。
“时雨最近也不太说话,”宋安夏又说,“她上次发那个录用通知,只有我回了。林砚隔了两天,江屿你第二天才回。”
“我那天真的练到十一点,”江屿的声音有点急,“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但时雨不知道。”
江屿没说话,他靠着墙,慢慢蹲了下去。
“十一快到了,”宋安夏说,“我想回去了。”
国庆节前一周,宋安夏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
是老槐树,她妈妈拍给她看的,附了一句“树还是老样子,叶子开始黄了”。照片里的老槐树站在夕阳下,树冠已经染上了秋天的颜色,枝丫间透出斑驳的光。
宋安夏在照片下面打了一行字:“我想回去了。”
群里安静了大约两分钟。
然后林砚发了一句:“十一回来吗?我买票。”
江屿:“回。”
时雨:“回。”
宋安夏:“我已经在路上了。”
没有长篇大论,没有谁道歉,没有谁解释,四个字——“回”就够了。
十月一日,天台上。
宋安夏是第一个到的,瘦了一圈,腰围细了两厘米,但精神很好,她把行李箱放在楼梯口,推开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阳光涌进来,和多年前一样,她走到围栏边,把手搭在钢管扶手上。扶手还是那个颜色,绿漆又剥落了一些,但很结实。
江屿是第二个,他穿着队服,背着一个双肩包,胳膊上的肌肉比走之前更结实了,他走到天台中间,环顾了一圈,说了一句:“还是老地方好。”
时雨是第三个,她把头发剪短了,齐肩,别在耳后,看起来利落了不少,她走到围栏边,在水泥台上坐下来,没有说话。
林砚是最后一个,他从北京坐高铁回来的,四个多小时,下车又骑了半小时车,他的眼镜换了一副,黑眼圈还在,但精神还好。他把自行车锁在楼下,上楼,推开门,三个人都在。
他在江屿旁边坐下来,四个人并排坐着,和以前一样,老槐树的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就簌簌地落,远处的信号塔顶端的红灯一闪一闪的,在暮色里格外醒目,天边的云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一层一层的,像一幅没干透的水彩画。
沉默了很久,不是那种尴尬的沉默,而是那种不需要说话的沉默。
江屿先开口,他抓起脚边一颗小石子,扔了出去,石子落在对面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上,叮的一声“其实我每天都看群,就是不知道说什么,你们说的那些课啊、比赛啊,我也不太懂。”
林砚说:“不知道说什么也可以不说,在就行。”
时雨低下头,用吸管戳开酸奶盖子,宋安夏带了四瓶酸奶,一人一瓶,她喝了一口,闷闷地说了一句:“我以为你们不想理我了。”
宋安夏伸手搂了一下她的肩膀“怎么会。”
江屿忽然站起来,走到围栏边,背对着他们,对着远处喊了一声:“喂——我们回来了——”
声音被晚风卷走了,没有回音,但他转过身的时候,笑得像个傻子。
时雨被他逗笑了,宋安夏也笑了,林砚嘴角弯了一下。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聊什么深刻的话题,没有说“我们以后要多联系”,没有做任何约定,只是像以前那样,分一包薯片,看月亮,偶尔拌两句嘴。江屿说他的膝盖还疼,宋安夏说她练功练到脚趾甲掉了,时雨说她的室友打呼噜很响,林砚说他画图画到手抽筋,都是些琐碎的、说出来好像没什么意义的事情,但他们说了很久。
月亮从东边升到头顶的时候,宋安夏举起手机,对着地面拍了四个人并排的影子四个脑袋靠在一起,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
她发到群里,配了一个字:“在。”
江屿回:“在。”
林砚回:“在。”
时雨回了一个句号,一个句号,就是知道了,明白了,收到了,就够了。
国庆假期结束,四个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城市。,群里的消息没有变多,林砚还是经常凌晨回消息,江屿还是隔半天才冒泡,时雨和宋安夏也有自己的忙碌。但他们不再担心了。,因为那四个“在”,比一万条消息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