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故土难归

一六八七年六月十一日，我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

我的双脚踩在多佛码头的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这声音让我愣了一下——在岛上待了二十八年，我已经习惯了赤脚踩在泥土上那种柔软的触感。如今穿着靴子走在硬地上，每一步都像在丈量自己和这片土地之间的距离。

我离开时还不到三十岁，如今已经五十八了。头发花白，满脸皱纹，一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船长借给我一套干净衣服，料子不错，可穿在我身上总显得别扭。我的皮肤被太阳晒成了深棕色，和码头上那些面色苍白的英国人站在一起，活像个异乡人。

船长叫贝恩斯，是个厚道人。他把我从海上捞了起来，还借给我钱买了这身行头。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克鲁索先生，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谢过他，转身走进了人群。

可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我的父母还活着吗？我离开时他们已经年迈。二十八年过去了，我不敢往好处想。我在多佛住了一晚，第二天便搭上一辆去约克的马车。那是我的故乡。

马车在路上走了三天。这三天里我几乎没有说话。我在想那座岛。

说来奇怪，我盼望回来盼了二十八年，如今真的踏上了归途，脑子里想的却全是那座荒岛。我想起我的羊圈、我的山洞、我的那顶帐篷。我想起那只老鹦鹉，我教它说话教了两年，它只会说一句“可怜的鲁滨逊”。我想起那些野人来的夜晚，我和星期五背靠背坐在地上，手边放着枪，谁也不敢合眼。

星期五。

这个名字像一根针扎进了我的心里。

离开那座岛的时候，星期五和我一起上了船。我们以为从此就自由了。可船在海上遇到风暴，巨浪把甲板上的人冲得七零八落。我死死抓住桅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贝恩斯船长的船舱里了。

星期五不见了。

贝恩斯说他只看见我一个人漂在海面上。他以为我是唯一的幸存者。我问他有没有看见别的船，他说风暴那一夜有一艘葡萄牙商船也在那片海域，也许救了其他人。

也许。

这个“也许”像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从海上一直扎到英格兰。

马车在第三天黄昏到达约克。我凭着记忆找到了老宅的位置。

那栋房子还在。可门口种的那棵老橡树没了，换成了两排修剪整齐的冬青。门也换了，不再是那扇我小时候总也关不严的木门，而是一扇厚实的黑色橡木门。院子里传出孩子的笑声——不是我的，是别人的。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还是走开了。

我去教堂找教区登记簿。管登记簿的是个老牧师，头发全白了。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这个陌生人有些可疑，但还是把登记簿递给了我。

我的手翻着那些泛黄的纸页。终于，我找到了我要找的那一行字。

父亲，一六六七年九月三日下葬。母亲，一六六九年一月十二日下葬。

我把登记簿合上，递还给老牧师，转身走了出去。

教堂的墓地在南边，是一片被矮墙围起来的草地。草长得很高，很多墓碑歪歪斜斜地立着。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父母的墓。碑不大，青苔爬满了下半截，我用袖子擦了擦，露出刻着的名字。

我蹲下来，伸出手指描了描那些字。石头冰凉。我忽然想起父亲最后一次劝我不要出海时的样子。他站在壁炉前，手里拿着烟斗，眉头拧在一起。他说：“你只要肯留下来，安安稳稳过日子，什么都会有的。”

我没有听他的话。

如今我回来了，什么都有了——钱、房子、自由——可他不在了。母亲也不在了。星期五也不在。

我跪在墓前做了个祷告。这是我回到英国后第一次认真地向上帝说话。在岛上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祷告。可回到文明世界之后，我忽然不知道该祷告什么了。

从墓地出来，我没有在约克多待。这座城已经不是我的城了。我搭车去了布里斯托尔，那里有我的一些产业。我打算在那里安顿下来。

我在布里斯托尔码头附近买了一栋不大的房子。房东太太介绍了一个叫莫丽的妇人帮我料理家务。莫丽四十来岁，不爱说话，做事利落。

住进去的第一天晚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睡不着。

床太软了。在岛上我睡的是木板，底下垫着石头，硬邦邦的。这张床铺了三层褥子，人一躺上去就陷进去。我翻来覆去折腾了半夜，最后抱着被子上了地板。

地板硬，凉，我的后背终于放松了。可脑子还是清醒得很。

太安静了。

在岛上，夜晚有海浪声、虫鸣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那些声音从不停歇。可这里太安静了。静得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这安静像一堵墙，把我关在里面。

我躺在地板上，想起了星期五守夜时的样子。他总喜欢在火堆旁边唱歌，声音很低，调子很简单，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我问过他歌词的意思，他说那是他们部落里的老歌，讲的是月亮和回家的路。

我想，也许星期五比我更懂得什么叫“回家”。

我在布里斯托尔住了下来。每天早晨起来，喝一杯莫丽泡好的茶，然后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在岛上从来没有“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天一亮就有事干。可现在，我坐在一把天鹅绒椅子上，手里什么都没有，像一艘被拖上岸的船，空荡荡地搁在那里。

我决定去找星期五。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码头。我要找到汤姆逊——那个帮我打理种植园的船长。他在里斯本做了几十年生意，认识的人多，也许能帮我打听到星期五的下落。

我走进汤姆逊的办公室时，他正趴在桌子上看账本。看见我进来，他摘下眼镜，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笑了。

“鲁滨逊，”他说，“你看起来像一头被关进笼子的老狮子。”

“也许我就是。”我说。

他哈哈大笑起来，给我倒了杯酒。

“汤姆逊，”我端着酒杯，看着他的眼睛，“我要找一个人。”

“什么人？”

“他叫星期五。是个土著，额头有道疤。我们离开那座岛的时候走散了。帮我找他。”

汤姆逊看了我很久，慢慢放下了酒杯。

“鲁滨逊，”他说，“你确定？”

我摸了摸腰间那把铁钉打成的刀。在岛上我用它劈过柴、剥过兽皮、挡过野人。回到英国后我本不该再带着它，可每次出门，我的手总会不由自主地去摸它。

它是我和那座岛之间最后的联系。也是我和星期五之间最后的联系。

“我确定。”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