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里斯本来信
我在布里斯托尔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三个月。
说“住”并不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我把自己关在了一栋房子里。每天早晨，莫丽把早餐端到桌上——面包、黄油、一杯红茶。我坐在桌前吃完，然后走到窗前，看看天气，看看街上的人，然后回到那把天鹅绒椅子上坐下，一直坐到中午。晚饭。蜡烛。地板。失眠。
如此循环往复。
我知道这样下去不行。在岛上，孤独是一种处境，你可以用劳动去对抗它。在这里，孤独是一种状态，它无处不在，像空气一样钻进你的骨头缝里。
唯一能让我从这种状态里挣脱出来的，是码头。
每隔两三天，我会去布里斯托尔的码头走一走。不是为了买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闻一闻海风的味道，听一听缆绳在风中发出的吱呀声，看一看那些远航归来的船只。每一次，我都忍不住盯着跳板，想象有一个人从上面走下来——黑皮肤，额头有疤，脚上也许还穿着那双我用兽皮给他缝的鞋子。
可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开始向码头上的人打听。水手们、脚夫们，只要愿意跟我多说两句话的人，我都会问一句：“你见过一个年轻的土著吗？额头上有道疤，会说英语。”
大多数人摇摇头就走开了。只有一个老水手认真地想了想，然后说：“土著？在里斯本见过不少。葡萄牙人从巴西、从非洲弄来不少，有的当仆人，有的当奴隶。”
里斯本。不是布里斯托尔。
我谢过他，转身往回走。心里那团刚刚燃起来的火又灭了一些。
但我没有放弃。我开始给各个港口的熟人写信——里斯本的、波尔图的、马德拉群岛的。每一封信的内容都差不多：请帮我找一个叫星期五的土著，额头有疤，会说英语，大约二十五岁上下。如果有消息，请立即告知，必有重谢。
信寄出去了，然后是等待。
等待是我最擅长的事情。在岛上，我曾经等了十二年才等到一艘船。可岛上的等待是有指望的——你知道只要站在高处、只要保持火堆不灭，总有一天会有船经过。而这一次的等待，像把一块石头扔进了大海，你不知道它能不能到底。
汤姆逊每周来我家一次，跟我聊聊外面的消息。他是个好人，知道我不爱出门，便主动把外面的世界带进来给我。我听着，点头，偶尔问一两个问题，但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
有一天，他忽然问我：“鲁滨逊，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星期五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想过。”
“那你还——”
“我想过，”我打断他，“但我更想过，如果他还活着，却在某个地方等着我去找他，而我因为觉得‘可能不在了’就放弃了——那我这后半辈子，该怎么面对自己？”
汤姆逊没有再说什么。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日子一天天过去。莫丽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我甚至开始学会用刀叉吃饭而不觉得别扭了。有时候我坐在窗前，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会忽然觉得，也许我真的可以就这样过下去。
可每到深夜，当我躺在地板上，看着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我就会想起星期五。想起他第一次看见雪时的样子——那是在我们离开岛后的第一个冬天，船经过北大西洋，天上飘起了雪花。星期五从未见过雪，他以为天上下的是白灰，吓得躲进了船舱。我把他拉出来，让他伸手去接，雪花落在他掌心，瞬间化成了一滴水。他盯着那滴水看了好久，然后问我：“主人，天在哭吗？”
我说：“不，天在笑。”
他笑了，把手伸出船舷外，接了一捧又一捧的雪花，直到手指冻得通红也不肯缩回去。
十一月的一个傍晚，我正在院子里修剪那棵苹果树，忽然听见莫丽在屋里喊我：“先生！汤姆逊船长来了！”
我放下剪刀，走进客厅。汤姆逊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很怪，像是在笑，又像是想哭。他的手里捏着一封信，信封已经被揉皱了。
“有消息了。”他说。
我的呼吸停了一瞬。
“里斯本来的信。”汤姆逊把信递给我，“一个叫詹姆斯·汤姆逊的船长——跟我同名，但不是一家人——在里斯本码头上遇到了一个年轻人。黑皮肤，额头有道疤。他看了你的寻人启事，就写了这封信。”
我接过信。信封上写着：“布里斯托尔，鲁滨逊·克鲁索先生收。”字迹歪歪扭扭，像个识字不多的人写的。我的手有点抖。
我拆开信封，抽出信纸。纸很粗糙，墨迹洇开了好几处，但我还是看清了上面的字。
“鲁滨逊先生：
我叫詹姆斯·汤姆逊，是‘海燕号’的船长。上个月我在里斯本码头卸货的时候，遇到一个年轻的土著。他在给一个葡萄牙商人干活。他看见我的船是从布里斯托尔来的，就跑过来问我认不认识您。
他说他叫星期五，是您在岛上救的。他说了很多您的事情，说您教他说话，教他念《圣经》，说您做的陶罐总是烧歪了，说您烤的面包像石头一样硬。他问我您还活着吗，问您过得好不好。
那个葡萄牙商人对他还行，管吃管住，就是不放他走。他不敢跑，怕被抓回来打。他让我告诉您，他还活着，他一直在等您。
那个年轻人说到您的时候哭了。一个二十来岁的男人，站在码头上，哭得像个孩子。我觉得这事儿我得跟您说一声。
您要是想来找他，到了里斯本码头，找一个叫费尔南德斯的葡萄牙商人。他的仓库在圣塔伦码头边上，门刷着蓝色的漆。星期五就在那里。
您忠实的
詹姆斯·汤姆逊”
我把信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
第三遍的时候，我的手不抖了。
“他还活着。”我说。声音不大，但很稳。
汤姆逊看着我，点了点头。
“他一直在等我。”我说。
汤姆逊没说话，只是把手放在我肩上，用力按了按。
我转过身，走向楼梯。
“你去哪儿？”汤姆逊在身后问。
“收拾东西，”我说，“明天去里斯本。”
“明天？鲁滨逊，你冷静一下——”
“我已经冷静了三个月了。”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他，“汤姆逊，这三个月里，我每天都坐在这把椅子上，什么都做不了。现在我知道他在哪里了，你让我怎么再坐得住？”
汤姆逊看了我很久，然后叹了口气，笑了。“好吧，”他说，“我帮你安排船。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到了里斯本，别冲动。那个葡萄牙商人既然让星期五干活，又没打他，说明这人还不算太坏。能用钱解决就用钱解决。”
“我答应你。”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睡在了床上。不是因为床变软了，而是因为我的脑子里终于不再空荡荡了——它被一件事填满了：去里斯本，找星期五。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了床。莫丽被我惊动了，披着衣服从楼下上来，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我要出一趟远门。家里的事交给你了。”
她看了我一眼，没多问，转身去厨房给我准备干粮。
我去码头找了汤姆逊。他已经帮我打听好了——有一艘叫“海鸥号”的商船，后天开往里斯本，船长是个苏格兰人，叫麦凯，话不多，但人可靠。
“我跟麦凯说过了，”汤姆逊递给我一张船票，“他答应带你去。船费我已经付了。”
“汤姆逊，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别谢我，”他摆摆手，“你要是真想谢我，就把那个叫星期五的年轻人带回来。我倒想见见他——能让鲁滨逊·克鲁索这么牵肠挂肚的，一定不是个普通人。”
“他不是普通人，”我说，“他是我的朋友。”
“朋友”这个词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愣了一下。在岛上的时候，我叫星期五“仆人”，他叫我“主人”。后来我教他说“朋友”，他总学不会，不是发不出那个音，而是他不太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在他们的部落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简单：家人、族人、敌人。没有“朋友”这个中间地带。
可现在我知道了，星期五是朋友。是那种你愿意跨过整片大海去找的人。
“海鸥号”起航那天，天气晴好，东北风，正是南下的好风向。麦凯船长在船舷边等我，见到我腰间的刀，挑了挑眉，但什么也没说。
我站在甲板上，看着布里斯托尔的码头一点点退远。莫丽站在码头上朝我挥了挥手，我也朝她挥了挥。
船驶出港口，海面渐渐开阔起来。风灌进我的衣领，带着咸涩的味道。这个味道我太熟悉了——它和那座岛上的风是一个味道。大洋的风是没有国界的，它从非洲吹到美洲，从美洲吹到欧洲，把全世界连在一起。
我摸了摸腰间那把铁钉打成的刀。
星期五，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