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新天新地
“星期五号”全速冲向两艘长船之间的缝隙。
我握紧舵盘，眼睛盯着前方的海面。风从侧面吹来，帆鼓得满满的，船身微微倾斜，海水从船舷两侧哗哗地分开。星期五站在我身边，手里握着火枪，眼睛盯着那些越来越近的长船。
五十码。四十码。三十码。
那些长船上的野人开始叫喊起来，挥舞着长矛和弯刀。最前面的那艘船朝我们冲过来，想拦住我们的去路。我没有转向，而是笔直地朝它冲过去。
二十码。
“开枪！”我喊道。
五支火枪同时响起。烟雾在船舷边散开，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气味。最前面那艘船上，两个人影栽进了海里。长船的速度慢了下来，船上的野人纷纷伏低身体，举起用兽皮和木头做的盾牌。
我们没有停。“星期五号”从那艘长船旁边冲了过去，两艘船之间的距离近得我能看清对面那些人脸上的白色颜料。一个野人朝我们扔了一根长矛，从我头顶飞过，扎在了船舱的木板上。
然后我们就冲过去了。
那些长船在我们身后调头，但它们的速度比我们快。我回头看了一眼，它们正在重新编队，准备再次追上来。
“装弹！”我命令。
水手们手忙脚乱地往火枪里装火药和铅弹。星期五的动作最快，他不到半分钟就装好了，把枪架在船舷上，瞄准了最前面那艘船。
“别急，”我说，“等他们再近一些。”
海面上的风忽然变了。
原本从侧面吹来的风忽然转向了背后，而且越来越大。“星期五号”的帆被吹得鼓了起来，船速明显加快了。我抬头看了看天，远处的天边有一团黑云正在堆积，快速地朝这边移动。
史密斯大喊：“风暴要来了！”
我没有慌张。在岛上二十八年，我经历了无数次风暴。我知道风暴可以杀人，但也可以救人。
那些长船也发现了风暴。它们的速度慢了下来，船上的野人开始朝岸边划去。长船在风浪中比我们的大船更危险——它们吃水浅，船身轻，一个大浪就能把它们掀翻。
风暴来得很快。
十分钟后，第一阵狂风就扑了过来。海面上掀起了白色的浪花，天色迅速暗下来，乌云遮住了太阳。雨点开始落下，先是一滴一滴的，然后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雨幕。
那些长船已经调头朝岸边逃了。我们的船在风浪中剧烈摇晃，但麦凯造船的功夫确实不错，“星期五号”在风暴中表现得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
我把舵转向东北，让船头迎着风浪。这是我第一次在风暴中掌舵，但我的手很稳。在岛上，我学会了在一切都不确定的时候保持冷静。风暴会来，也会走。你只需要撑住，等它过去。
风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等风浪渐渐平息的时候，那些长船已经完全看不到了。海面上空荡荡的，只有灰色的云和深蓝色的海水。雨还在下，但已经小了很多，变成了细密的毛毛雨。
星期五走到我身边，浑身湿透了，头发贴在额头上。他看着我，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是他在笑。
“走了。”他说。
“走了。”我说。
我们俩站在船舷边，看着南边的海面。那里什么都没有。
船继续向北航行。接下来的航程比我想象的顺利得多。风向一直很稳定，没有遇到大的风暴，也没有再遇到那些长船。
第十一天，我们绕过了非洲西北角，进入了欧洲的海域。海水从深蓝色变成了灰绿色，空气也变得凉了。星期五又开始缩着脖子，把手塞在腋下，但他的脸上多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
那不是高兴，也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安安静静的、像是终于放下了什么的表情。
第二十六天，布里斯托尔的码头出现在了船头。
星期五站在我旁边，看着那座越来越近的城市。他没有说话，但他的手放在船舷上，手指轻轻敲着木头。
“星期五，”我说，“到家了。”
“家。”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是，”我说，“我们的家。”
船靠岸后，莫丽在码头上等我们。她看见星期五，脸上露出了一点笑容——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
汤姆逊也来了。他站在码头上，双手叉腰，看着“星期五号”慢慢靠岸。我走下跳板的时候，他伸出手，和我握了握。
“你这老家伙，”他说，“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
“差一点就回不来了。”我说。
“星期五呢？”
我回头看了一眼。星期五正从跳板上走下来，赤着脚，手里拎着那双靴子。他的腰间别着两把刀——一把是我在岛上用铁钉打的，一把是他自己用羊骨头磨的。
汤姆逊看着他，点了点头。“这小子，壮了不少。”
星期五走到汤姆逊面前，伸出手。汤姆逊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伸手和他握了握。
“欢迎回家。”汤姆逊说。
星期五回到布里斯托尔之后，生活渐渐走上了正轨。但这次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跟人说话。现在他愿意出门了，愿意走在街上，愿意和那些好奇地打量他的邻居们点点头。
他甚至开始教邻居的孩子爬树。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隔壁家的小男孩——威尔逊的儿子——在院子里追一只猫，猫爬上了苹果树，下不来了。小男孩在树下哭。星期五走过去，三两下就爬上了树，把猫抱了下来。小男孩不哭了，瞪着大眼睛看着星期五，说：“你怎么爬上去的？”
星期五说：“我教你。”
从那天起，星期五每天下午都会去那棵苹果树下教孩子们爬树。威尔逊太太一开始有些担心，但后来发现孩子们喜欢星期五，而且星期五从来没有让任何一个孩子摔下来过。威尔逊先生——就是当初那个当着星期五的面问“他会不会咬人”的商人——有一天傍晚走到我面前，涨红了脸，说了一句：“克鲁索先生，替我谢谢你那个朋友。”
我说：“你自己去谢他。”
他犹豫了一下，真的去了。他走到星期五面前，伸出手，说：“谢谢你教我儿子。”
星期五看着他的手，看了几秒钟，然后握了上去。
那天晚上，星期五坐在苹果树下，手里拿着那把骨刀。月光很好，照在刀柄上，棕榈绳的影子在地上晃来晃去。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星期五，你还想回去吗？”
“回去哪里？”
“你的家乡。”
他想了想，摇了摇头。
“不回去了。那里没有人等我了。这里有人等我。”
“谁？”
“你。莫丽。汤姆逊。那些孩子。”
他把骨刀插回腰间，抬起头看着月亮。
“主人，”他说——他还是改不了叫我“主人”——“你说，一个人有几个家？”
“我不知道。”
“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你出生的地方。一个是等你的人。”
我沉默了很久。然后我说：“星期五，你说得对。”
他笑了。那个笑容和我在岛上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模一样——眼睛眯成一条缝，露出一口白牙。
莫丽在屋里喊我们吃饭。我和星期五站起来，走回屋里。客厅里的餐桌上摆着面包、黄油、烤牛肉和一大碗蔬菜汤。刀叉已经摆好了，但星期五的手边多放了一把勺子——他知道自己用叉子还是不顺手。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是的，我终于开始睡床了——听见隔壁房间传来星期五的声音。很轻，很低，像是一首歌。
我仔细听了一下。那不是英语。那是他部落里的老歌，讲的是月亮和回家的路。
他唱得很轻，但每一个音都很准。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画出一条细细的银线。远处的大海在月光下安静地呼吸着，像一个巨大的、温柔的动物，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梦境。
星期五还在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