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等待
庭审结束后的第三天，我给王哲的法援律师打了个电话。
问他王哲的状态怎么样。他说还行，在看守所里等着宣判，每天照常吃饭睡觉，没有异常表现。“异常”这个词用得让我觉得不太舒服——一个15岁的孩子，等着知道自己要坐多少年牢，不哭不闹不自杀，这本身就是异常。
但也许不是异常。也许是他已经接受了。也许是从他说“说了也没用”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接受了。接受比反抗更让人放心，也更让人不安。
周晨妈妈那边我也打了电话。她说周晨出院了，在家里住。我问她家里条件怎么样，她说还行，把客厅改成了卧室，床是残联给的护理床，扶手是老公自己焊的，不太好看，但结实。
“她问判决结果了吗？”我问。
“问了。我说还没下来。”她停了一下。“她没再问。”
“她最近在做什么？”
“看书。看手机。有时候发呆。她发呆的时候我叫她，她要好几秒才反应。”她的声音低下去。“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她反应可快了。老师说她是班上举手最快的。”
“医生说这个正常吗？”
“医生说可能是创伤后的反应，也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说不准。”
说不准。这个词在这个案子里出现的频率太高了。说不准周晨能不能好起来，说不准王哲能判几年，说不准刘鑫会不会有报应，说不准赵明出了专门学校会变成什么样。
法律追求的是“说得准”。但法律之外的东西，全都是“说不准”。
五月初，我去了一趟周晨家。
不是公务，是私人的。我带了一箱牛奶和一袋子水果，在她家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敲门。开门的是她妈妈，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比我之前见到的任何一次都自然，眼角有皱纹，但眼睛是亮的。
“林检察官，你怎么来了？”
“路过，来看看。”
她把门推开让我进去。客厅被改成了周晨的房间，护理床靠墙放，床头柜上堆着一摞书，最高的那本是一本厚厚的词典，封面已经卷边了。墙上贴着一张课程表，是网课的安排，每天三节课，上午两节，下午一节。
周晨坐在床上，背后垫着两个枕头，手里拿着手机。看到我，她把手机放下，两只手放在被子上，冲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和她妈妈的一样，不勉强，不刻意，就是普通的、看到认识的人来了的那种笑。
“林检察官。”
“周晨，气色不错。”
“我妈天天给我熬汤。”她看了一眼她妈妈，又看我。“你在忙什么？”
“忙别的案子。”
“比我的案子大吗？”
我想了想。“不一样。每个案子都不一样。”
她点了点头，没有追问。她拿起床头柜上的一个编织手链，递给我。“上次说的蓝色的，编好了。”
我接过来。蓝色的绳子，编法比红黄相间的那条复杂一些，中间还编了几颗透明的塑料珠子，很小，亮晶晶的。
“这是新学的编法？”我问。
“嗯，在网上学的。”她用手指了指手机。“看视频学的。看了好多遍才学会。”
“卖多少钱？”
“二十五。”她想了想。“你要是觉得贵，二十也行。”
我掏出钱包，抽出一张二十的，一张五块的，放在她手心里。她低头看了看钱，又看了看我，笑了。“你真的给啊？”
“说话算话。”
她把钱折好，塞到枕头下面。那个动作很自然，像是做惯了的。
“周晨，判决快下来了。你想知道结果吗？”
她把手放回被子上，手指在被面上划了两下。
“想。”
“不管判多少，你都改变不了结果。你心里要有准备。”
“我知道。”她说。“但我想知道。知道了，这件事就结束了。”
“结束了以后呢？”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她看向窗外。窗户开了一条缝，风吹进来，白色的窗帘被吹得鼓起来，像一艘正要起航的船。
我没再问。
她妈妈送我出来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邻居家的狗在叫，声音很大，一声接一声的。
“林检察官，”她说，“周晨最近晚上还是会做噩梦。醒了以后就不敢再睡了，把我叫过去陪她。我跟她说话，说着说着她就哭了。不是大声哭，是那种——小声的，抽抽搭搭的，像小时候摔跤了一样。”
“医生怎么说的？”
“医生说要时间。”她顿了一下。“时间。又是时间。时间能让她站起来吗？时间能让那些事没发生过吗？”
我说不出话。
“我不是怪你。”她摆了摆手。“我知道你尽力了。我就是……憋得慌。跟你说说。”
“说吧。我听着。”
她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最后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一下，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扇关上的门。门上贴着一张福字，红色的，已经褪色了，边缘翘起来，在风里一掀一掀的。
我没有马上走，在楼下的花坛边坐了一会儿。花坛里种着月季，红的粉的都有，开得正好。一只流浪猫蹲在花坛边沿，眯着眼睛看我，尾巴尖卷成一个问号。
宣判日期定下来那天，老方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总算要结束了。”
“结束？”我说。“这才刚开始。”
“你这个人，”老方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太认真了。案子判了就是结束了。剩下的不是案子的事，是生活的事。生活的事，不该你来管。”
“那该谁来管？”
老方没有回答。
宣判前一天，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数字。14岁，15岁，13岁，9年。还有那双球鞋的价格，1200元。还有周晨妈妈说的那句话：“我教错了。”还有赵明说的：“我怕出去以后不知道怎么做人。”还有刘鑫说的：“法律会判断的。”
凌晨三点，我起来喝了一杯水，站在阳台上抽了根烟。对面的楼全黑了，只有一盏灯还亮着，在很远的某个窗口，像一颗落在地上的星星。
风很凉，吹在脸上，像是秋天提前来了。
我掐了烟，回到床上，闭上眼睛。
明天还有一场硬仗。
不是法庭上的。是宣判之后，每个人都要各自面对的那场硬仗。
那是法律管不到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