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被截走的信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
沈默在天快亮的时候趴在柜台上睡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脖子酸得动不了，锈锈还在他旁边，蜷成一只毛球，呼噜声均匀。他轻轻拍了拍猫的头，猫动了动耳朵，没醒。
他洗了脸，换了件干净的衣服，他走出店门的时候，劳动路上的积水还没干透，梧桐树的叶子被雨洗得发亮，在晨光里闪着碎金。空气里有股泥土和青草混在一起的味道，闻起来很干净。
他穿过马路，走进街道办的小楼。
街道办在一栋老式办公楼的一层，门头上挂着褪色的红字招牌。服务大厅里已经有人在排队了，几个老头老太太在窗口前交水电费，声音嗡嗡的，沈默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等到一位正在擦桌子的大妈抬起头看他。
“小伙子，办什么事？”
“我想查一封半年前的来信。”
大妈打量了他一眼，放下抹布，带他走进旁边的档案室。档案室很小，塞满了铁皮柜，柜子上面落了一层灰，空气里有股发霉的纸味儿。大妈拉开一个柜子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本登记本，封面已经发黄卷曲。
“哪一年的？”她问。
“二〇一六年。”
她抽出一本蓝色封皮的本子，翻了几页，然后停下来，用食指指着其中一行：“这封。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号到的。收件人沈默，地址劳动路新民街交叉口。寄件人……没有写。取件人签名在这里。”
沈默凑过去看。签名栏写着“沈默表哥”四个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手在发抖的时候写的。那个“沈”字的三点水写得太开，像一个站不稳的人。
那是父亲的字。
沈默认得。小时候父亲教他写名字，那个“沈”字的三点水总是写得太开，他学了三天才学会。父亲说“你比你爸强，我写了几十年还是这样”。
“取件人长什么样？”沈默问，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大妈想了想，皱起眉头，用手比划了一下：“个子不高，一米七不到。戴着帽子，灰色的，帽檐压得很低。脸上有疤，从额头一直到下巴，看着吓人。他说自己是收件人的表哥，我看他挺着急的，就把信给他了。”
“他有没有说什么？”
“他说……”大妈又想了想，眉头皱得更紧了，“他说‘终于等到了’。声音很哑，像哭过。然后拿着信就走了，走得很快，像是在躲什么人。我追出去想让他签个字，他已经走远了。”
沈默道了谢，走出街道办，他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烟是陶桃过年时塞给他的，他平时不抽，但最近抽得越来越多，他抽了两口，呛得咳嗽，把烟掐灭，丢进垃圾桶。
他没有马上回店，而是沿着劳动路走了一段。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吹落了几片，在地上打着旋。他走到新民街的拐角，站在那里，看着自己店的门头。
「存物复得」四个字，油漆褪色了，“得”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那块木板左下角缺了一小块，他没去补。
他站了很久，久到太阳升高了，影子缩短了。然后他转身，走回店里。
余快正在扫地，看到他进门，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到他的脸色，又把话咽了回去。陶桃正好来送水果，手里提着一袋刚到的草莓，看到沈默的表情，把草莓放在柜台上，说了句“今天草莓甜”，就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一下，没出声，走了。
沈默一个人坐在工作台前，把那把铜锁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绒布上。铜锁已经被他摸得发亮，铜色的光泽在晨光里像一块温润的玉。六角形的锁孔像一只沉默的眼睛，盯着他。
他盯着那个锁孔看了很久。
父亲截走了孙德茂的忏悔信。他不想让沈默看到信里的内容。
为什么？
也许信里写了母亲死亡的更多细节。那些细节太过残忍，父亲不想让他知道。也许信里写了父亲自己做过的事——那些事让父亲觉得自己不配被原谅。也许信里写了一个连孙德茂都不愿带进坟墓的秘密，一个足以改变一切的事情。
沈默拿起手机，给孟凡生发了一条消息：“孟叔，帮我查一个人。沈卫国，二〇〇九年失踪。我想知道他这十二年在哪。”
孟凡生只回了一个字：“好。”
那三天，沈默几乎没有合眼。
他白天修东西，晚上坐在工作台前发呆。他把那块手表装好了，又拆开，又装好，反复三次。他把那本《家》的书脊裱糊了三遍，每遍都比前一遍更平整。他把兔子的耳朵缝了又拆，拆了又缝，最后缝得歪歪扭扭，和原来一模一样。
余快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陶桃问他是不是没睡好，他说做了个梦。锈锈似乎比平时更黏他，走到哪跟到哪，连他上厕所都要蹲在门口等。
第四天，孟凡生来了。
他来的时候是下午，阳光斜照进店里，把工作台上的灰尘照成一条一条的光柱。他的脸色不太好，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像是也没睡好。
他带来了一份厚厚的文件袋，放在柜台上，拉开拉链的时候，手指也有些发抖。
“你父亲沈卫国，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一日失踪，失踪前在毛巾厂当维修工。火灾后他被烧伤，被孙德茂诬陷纵火，但因为证据不足没有被起诉。”孟凡生抽出一张照片，放在柜台上。
照片上是一栋灰扑扑的居民楼，六层，外墙涂料起了一层皮。窗户上糊着旧报纸，阳台堆满了杂物，有一只破花盆和一捆旧报纸。楼下的垃圾箱倒了，没人扶。
“这是他从医院辞职后租住的房子，在城北。房东说他二〇〇九年退租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但房东也说了，那个人退租的时候，屋里收拾得很干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上还留了半个月的房租。”
沈默拿起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但他没有离开这座城市。”孟凡生又抽出一张照片，“有人曾在城西的劳务市场见过他，时间是从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一四年。他在劳务市场找活干，搬砖、卸货、打扫卫生，什么都干。他登记的名字是‘王建国’，身份证号是假的，但劳务市场的人认得他的脸——脸上有烧伤，好认。”
沈默接过第二张照片。照片是在劳务市场拍的，人多，模糊，但能看出一个戴帽子的男人站在人群里，低着头。
“之后就没有线索了。”孟凡生停顿了一下，把最后一张照片放在最上面，“不过——最近半年，有人在我们这条街附近见过一个脸上有疤的男人，戴着帽子口罩，行踪不定。他在街角站着，看着你的店，站一会儿就走。没人知道他从哪来，也没人知道他去哪。”
沈默看着那张照片。照片是在街角拍的，一个人影正匆匆走过，灰色外套，鸭舌帽，低着头。模糊，但那个身形，他认得。那件灰色外套，他见过。就在对面三楼，就在那扇窗帘后面。
“那封信，”沈默说，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是被压过的，“孙德茂的忏悔信，被我爸取走了。他不想让我看到。”
孟凡生沉默了一会儿。他从文件袋底部又抽出一张纸，铺在柜台上。
“我查了孙德茂那段时间的就医记录。他二〇一〇年被确诊肝癌，之后一直在城北的一家私人疗养院治疗。疗养院的访客记录里，有一个名字反复出现——‘王建国’。这个人从二〇一〇年二月开始，每隔两三个月来一次，一直持续到二〇一五年底。每次都是周末下午，待一个小时左右就走。”
沈默接过那张纸。访客记录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王建国”三个字，字迹潦草，但每一个都像是同一个人写的。从二〇一〇年二月到二〇一五年十一月，整整五年，二十多次探访。
“疗养院的护士说，那个访客从来不进病房，只是坐在走廊里，远远地看着孙德茂的房门。他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一坐就是一个小时，不走，不说话，不吃东西。有时候孙德茂会让他进去，两个人关着门说话，但护士听不清说了什么。有一次，护士去送药，推开门，看到那个访客站在床前，低着头，孙德茂躺在床上，两个人都在哭。”
孟凡生又拿出一张纸。
“护士在值班日志里写过一句话：‘王建国今天又来了，和孙德茂吵了一架，出来的时候脸上有泪痕。’那是二〇一四年三月的事。”
沈默把那些纸一张一张收好，叠整齐，放进口袋，他的手指还在抖，但动作很稳。
“孟叔，我想见他。”
“你知道他在哪？”
“对面三楼。”
孟凡生跟着他走到门口。外面阳光很好，照在劳动路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对面那栋待拆迁的楼在阳光下显得更旧了，外墙的涂料起了一层皮，拆字喷得很大，红色的油漆像血迹。
“那你去吧。”孟凡生说，“但别逼他。有些人躲了十二年，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他能在对面楼里住那么久，每天看着你的店，却不敢下来敲门，他心里的坎，比你想象的深。”
沈默点了点头，他推开门，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