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求职

易溯是被雨浇醒的。

不是那种温柔的绵绵细雨，是香港五月特有的那种闷了整整一个下午、终于在半夜炸开的暴雨。雨丝粗得像有人从天上往下泼水，砸在脸上带着一股子狠劲儿，冰冷、生硬、不留情面。

他睁开眼的第一秒，什么都看不见。

不是瞎了，是雨太大了。睫毛上挂满了水珠，眨一下才勉强看清头顶的景象——一条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排通过的巷子，两侧是掉了漆的旧楼外墙，各种管道沿着墙面蜿蜒而下，空调外机嗡嗡地震着，往下滴水。头顶不知道哪一层晾着床单和内衣，被雨打得东倒西歪，脏水顺着布料往下淌，正好落在他脸上。

易溯的后脑勺枕在湿冷的地面上，硌得生疼。地面不是平的，有坡度，雨水从他身下流过，浸透了他整个后背。他能闻到一股浓烈的味道——垃圾发酵后的酸臭、尿骚味、还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腐朽气息，像是这条巷子几十年没被认真清洗过。

他猛地坐起来。

动作太急了，脑袋一阵眩晕，眼前发黑，胃里翻涌着想吐。他撑着地面等了几秒，那股劲儿才慢慢过去。低头看自己的手——两只手撑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指甲缝里嵌着泥灰，手掌边缘被碎石子硌出了红印子。他把手翻过来看手背，骨节分明，指腹有薄茧，食指和中指的指节因为常年敲键盘微微变形。是他自己的手。

但不是他自己的衣服。

一件深灰色的T恤，领口松垮垮地耷拉着，像是被洗过几百次的那种旧，布料薄得能透出里面的锁骨。下身一条深蓝色的短裤，膝盖上方印着一串英文字母，已经磨得看不太清了。脚上一双黑色人字拖，左脚那根夹脚趾的带子快断了，歪歪扭扭地挂在脚面上。

易溯伸手去摸裤兜。左边兜空的，右边兜也是空的。他把短裤翻了个底朝天，在最后一个小兜里摸出两张皱巴巴的纸币。展开来看，一张绿色的，一张褐色的，上面印着他只在电视剧里见过的图案——香港政府发行的纸币，面额分别是十元和二十元。合计三十港币。

他把纸币叠好，攥在手里，撑着墙站起来。

站起来的瞬间膝盖一软，差点又跪下去。不是因为伤，是因为饿。胃像被人攥着拧，空得发酸，嘴里发苦。他不知道自己在雨里躺了多久，但根据身上衣服的湿透程度和嘴唇上起的那层干皮来看，至少有三个小时以上。

易溯扶着墙往外走。巷子不长，大概二十步就走到了头。出口连着一条更窄的横巷，横巷的尽头有橙黄色的、老旧的、带着点昏黄的灯光，不是LED那种冷白色，是白炽灯那种暖到发暗的光。

他走到光里。

面前是一条街。不宽，两车道，路面铺着老式的沥青，被雨水打湿后泛着油亮的光。街道两侧是连成片的旧楼，四五层高，一楼全是商铺——凉茶铺、烧腊店、五金行、跌打馆，招牌从墙面伸出来，一个叠一个，层层叠叠地往街心挤。繁体字，竖排，有的是霓虹灯管弯成的字，有的就是一块白底红字的铁皮。灯牌没关完，几家店还亮着，红的绿的蓝的，映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像打翻了一盒水彩。

街对面有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停在路边，车型方方正正的，车头有个标志性的皇冠图案。易溯盯着那辆车看了三秒钟，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他不太愿意面对的可能性。

他需要确认。

易溯往街尾走。走了大概五分钟，经过一个报刊亭，铁皮棚子，卷帘门已经拉下来一半，但门口的小桌上还摆着几份报纸。报纸的头版头条用繁体大字印着——他凑近了看，日期印在报头下面，阿拉伯数字，清清楚楚。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二。

易溯站在报刊亭前面，盯着那四个数字看了整整十秒钟。然后他转过身，背靠着铁皮棚子，慢慢蹲了下来。

他没有哭。不是坚强，是哭不出来。人在真正遇到大事的时候反而是干涩的，脑子里什么都有，什么都理不清，像一台同时打开了几十个程序的电脑，CPU跑满了，光标一动不动。

他蹲了大概两分钟，站起来，把手里那张二十元的纸币折了一下塞进裤兜深处，十元的留着。他需要吃东西。

易溯沿着街走。每经过一家贴着“招聘”告示的店他就停下来，推门进去，问同一个问题：“请问还请人吗？”然后回答同一个问题：“身份证……暂时没有。”

大部分老板甚至不让他说完。听见“没有身份证”四个字就直接摇头，有的人会多说一句“走啦走啦”，有的人连这句话都懒得说，就是摆手，像赶苍蝇一样。

第三家，茶餐厅，门口贴着“招洗碗工”。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围着沾满油渍的围裙，手里攥着一把菜刀，正在案板上剁烧鹅。听见易溯说没有身份证，她手里的刀没停，头都没抬。“唔得。”（不行。）

第四家，便利店，收银台后面站着一个染黄毛的年轻男生。易溯说找工，黄毛看了他一眼，问他有没有十八岁。易溯说二十六。黄毛不信，说他看起来像高中生。然后问身份证，易溯说没有。黄毛耸耸肩，说“老细唔会请㗎”（老板不会请的）。

第五家，一家小小的印刷店，门面窄得只够一个人通过，玻璃门上贴着“请学徒”三个字。易溯推门进去，里面全是油墨味，一台老式印刷机轰轰地响，噪音大得像在开拖拉机。老板戴着老花镜从机器后面探出头来，听清楚易溯的来意后，摘下眼镜看了他一眼。“大陆落嚟嘅？”（大陆下来的？）易溯点头。“有冇熟人担保？”（有没有熟人担保？）易溯摇头。老板把眼镜戴回去，缩回机器后面，没再说话。

易溯从印刷店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太阳没出来，天还是阴沉沉的，但雨已经停了。他在街上走了将近六个小时，脚上那双人字拖的左脚带子在上一家店门口彻底断了，他现在是趿拉着走的，鞋底在地面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他在街边找到一个垃圾桶，把那双破拖鞋扔了，光着脚继续走。

走了十几步，停下来，弯腰把拖鞋捡回来。他没有钱买新的。

易溯走到一个公园。不大，几棵树，几张长椅，地上铺着方格砖，缝隙里长着杂草。他在最角落的一张长椅上坐下来，把脚上的人字拖脱掉，看了看自己的脚底板——已经磨出了两个水泡，右脚那个破了，渗出一层薄薄的血水，混着雨水和泥灰，看起来挺惨的。

他没处理。没有药，没有创可贴，连一张干净的纸巾都没有。他就那么光着脚踩在拖鞋上，把裤兜里那张十元的纸币掏出来，又数了一遍。十元。加上刚才买菠萝包花掉的三块五——不对，他还没买菠萝包。他今天一整天什么都没吃。

易溯站起来，走到公园门口那个报摊旁边的小食档，花四块钱买了一个菠萝包。四块钱，比他在深圳吃过的任何面包都便宜，但那是1994年的四块钱，他不知道这个价格算贵还是便宜。

菠萝包是热的，刚出炉不久，表面那层酥皮烤得金黄，微微裂开，露出里面松软的面包体。易溯接过来的时候烫了一下指尖，他把面包换到左手，吹了吹右手食指，然后咬了一口。

甜。很甜。面包的甜味和酥皮的奶香混在一起，在嘴里化开，热乎乎的，软绵绵的。他嚼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往下咽，吃到最后一口的时候刻意放慢了速度，让那口面包在嘴里多停留了几秒才咽下去。

吃完以后他把包面包的纸叠成一个整齐的小方块，走到十步外的垃圾桶前，扔进去，走回来，坐回长椅上。

他开始想接下来怎么办。

身份证是最大的问题。没有身份证，就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固定住所，没有银行账户，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他现在能做的只有打黑工——拿现金，日结，不给任何书面记录。这类工作不是没有，但少，而且大多数是体力活，他一个二十六岁、常年坐办公室、体能约等于零的程序员，能做什么？

洗碗。搬货。发传单。清洁工。赌场里跑腿的。

赌场。

易溯在深圳的时候听说过，九十年代的香港赌场——不对，香港法律禁止开赌场，但地下赌场是另一回事。那些藏在写字楼、旧厂房、甚至居民楼里的“娱乐场所”，不需要身份证，不需要背景调查，只要你能干活，老板就敢要。

但风险也大。警察查牌，第一个抓的就是他这种没身份的打工人。

易溯靠在那张长椅上，仰头看着灰白色的天空，大脑飞速运转。他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势——他是从三十年后穿越过来的。他知道互联网什么时候爆发，知道哪支股票会涨，知道香港回归前后的经济走势。但这些知识在此时此刻没有任何用处，因为他连一顿饭钱都快没了。

先活下来。活下来之后再想怎么翻身。

易溯站起来，穿上那双坏了一只带子的人字拖，跛着脚往公园外走。他决定再去碰碰运气，在天黑之前再找几家店问问。

他沿着弥敦道往南走。弥敦道很宽，车很多，路中间有安全岛，路两边全是商铺。金店、表店、服装店、餐厅，霓虹灯管在天黑之前就已经亮起来了，红的绿的蓝的，把整条街照得像白天一样亮。

下午五点半，易溯站在一条窄街的路口，闻到了炒菜的油烟味。那种味道很浓，蒜蓉、酱油、热油炝锅的味道混在一起，从他的鼻腔钻进去，一直钻到胃里，把那个已经空了将近二十四小时的胃搅得一阵痉挛。

路口往里第三间，一家茶餐厅。门面不大，绿色遮雨棚，玻璃门上贴着手写的菜单，用红笔写着“招聘”两个字，下面一行小字：“招洗碗工、服务员，不限男女，工资面议。”

易溯推门进去。

茶餐厅不大，摆了七八张卡座，地面铺着马赛克瓷砖，墙上贴着菜单和风水挂历，收银台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小电视，正在播翡翠台的广告。店里没什么人，只有靠窗那桌坐着一个阿伯，面前摆着一杯冻柠茶，正在翻报纸。

收银台后面站着一个女人。

三十岁左右，短发，素着脸，没化妆但皮肤状态不错。她穿着一件白色衬衫，领口别着一枚圆形的小胸针——易溯后来才知道那是赌场的工牌。下身一条黑色西裤，平底鞋。她正在低头按计算器，面前摊着一沓单据和一本账本，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对账。

门上的风铃响了，她抬起头。

她看了易溯一眼。视线从上到下扫了一遍——湿透的衣服，光着的脚上挂着一双快要散架的人字拖，苍白的脸，眼睛下面青黑一片，嘴唇起了一层干皮。面无表情，像刚从水里捞上来的。

“请人？”易溯说。声音有点哑，他今天几乎没怎么开口说话。

“身份证呢？”女人说。普通话带口音，但比易溯今天遇到的其他人说的普通话要好懂很多。

“没有。”

女人低下头继续按计算器。按键声啪啪啪地在安静的茶餐厅里响着，每按一下，显示屏上的数字跳一下。

易溯站在收银台前面，没走。

大概过了半分钟，女人把计算器往旁边一推，抬起头，又看了他一眼。这次看得更仔细了——不是那种审视的、带着防备的目光，而是一种介于打量和关心之间的眼神，像是在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帮忙。

“大陆来的？”她说。

“嗯。”

“有地方住吗？”

“没有。”

“吃饭了吗？”

“吃了。菠萝包。”

女人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她把账本合上，从收银台后面走出来，拉开靠墙的一张卡座椅子。

“坐。”

她转身进了后厨。易溯听见她跟里面的人说了句什么，用的是粤语，语速很快，他只听懂了“一碗饭”三个字。

三分钟后她端了一碗饭出来，放在易溯面前。米饭堆得冒尖，上面铺着叉烧——切的厚片，肥瘦相间，边缘烤得微微焦。旁边卧着一个煎蛋，蛋白的边缘煎得焦脆，蛋黄是溏心的，轻轻一晃就颤悠悠地动。叉烧旁边还配了两根芥蓝，焯过水，淋了一点蚝油。

易溯看着那碗饭，没动。

“吃啊。”女人说。她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来，胳膊肘撑在桌面上，看着他。

易溯拿起筷子，夹了一块叉烧，送进嘴里。嚼了两下。然后又夹了一块。再一块。他吃得很快，但没有发出吧唧嘴的声音，也没有把饭粒掉得到处都是。筷子用得稳，每一口的大小都差不多，嚼的节奏很均匀。

女人靠在椅背上看他，没说话。

易溯吃完以后，把碗筷摆正——筷子并排放在碗沿上，碗推到桌子中间。他坐直了身体，看着对面的女人，说了句“谢谢”。声音很轻，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他的耳尖红了一点。不是害羞，是刚才那碗饭太烫了，热气熏的。

女人叹了口气。

“我叫梅录。你呢？”

“易溯。”

“哪个易？哪个溯？”

“容易的易。溯，回溯的溯。”

梅录点了点头。她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像是在做什么决定。

“明天下午两点，还来这里。”她说。

易溯看着她，没问为什么，没问做什么，什么都没问，就是点了点头。

梅录又看了他一眼。这小子从进门到现在，脸上就没换过表情。不是装的，是真就长那样。但刚才吃那碗饭的时候，她注意到他夹菜的手在抖——不是紧张，是饿得太久了，血糖低，身体在不受控制地发抖。他全程没让那只抖的手碰到碗沿，每一下都稳稳地把食物送到嘴里。

梅录在茶餐厅干了四年，见过各种各样落魄的人。有些人会哭，有些人会骂，有些人会絮絮叨叨地说自己有多惨。易溯什么都不说，吃完一碗叉烧饭就说了句谢谢，然后等着，像一台执行完指令后待机的电脑。

她站起来，从收银台下面拿出一个塑料袋，往里装了两个菠萝包，又塞了一瓶维他奶，递给易溯。

“明天的早饭。”她说。

易溯接过去，低头看了一眼塑料袋，抬头看梅录。

“谢谢。”他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比刚才大了一点，但还是轻。

梅录摆了摆手，示意他赶紧走。易溯走到门口，拉开门，风铃响了。他站了一秒，没回头，走了出去。

梅录看着玻璃门外那个瘦长的背影光着脚一瘸一拐地走远，低头在账本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把笔一扔，骂了自己一句“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