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辛苦工作

易溯第二天下午两点准时出现在茶餐厅门口。

他换了衣服。不是新衣服，是从梅录那里借的——昨晚梅录下班后从自己不多的衣服里翻出一件深色的薄外套和一条黑色长裤，叠好了放在折叠床的枕头旁边，什么话都没说。易溯早上醒来看到那叠衣服，愣了大概两秒钟，然后默默穿上了。

裤子长了大概三厘米，裤脚卷了两道。外套肩宽刚好，但袖子长了，他把袖口也卷了一圈，露出瘦削的手腕。脚上还是那双人字拖，左脚那条带子他用一根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铁丝拧上了，虽然丑，但能穿。

梅录已经在茶餐厅等他了。她今天化了淡妆，看起来比昨天精神一些，头发用发胶固定在后脑勺，露出光洁的额头和耳朵上两颗小小的银耳钉。白色衬衫扎进西裤里，平底鞋换成了低跟的黑色皮鞋。

“走。”梅录说。

她带易溯穿过三条马路，拐进一栋旧写字楼。写字楼的大堂不大，地砖是那种八十年代流行的水磨石，墙面上贴满了各种公司的铭牌。电梯是老式的，铁栅栏门，关门的时候要手动拉一下。梅录按了二楼。

电梯门打开，正对面是一扇深色玻璃门，门头上没有任何招牌。梅录在门上敲了三下，节奏是两短一长。门从里面打开了。

易溯走进去，脚步顿了一下。

里面很大。比他想象的大得多。整个二楼被打通了，是一个开阔的厅，层高比普通楼层高出不少，头顶吊着水晶灯——不是那种高级酒店的水晶灯，是那种金闪闪的、看起来值不少钱但品味不太好的款式。地面铺着深红色的地毯，踩上去软绵绵的，吸掉了所有脚步声。

大厅的一侧摆着十几张牌桌，盖着绿色绒布，桌面上的牌码整齐地码在一边。另一侧是一排老虎机，屏幕还亮着，花花绿绿的水果图案一闪一闪的。最里面是吧台，后面立着几排酒架，摆满了洋酒和威士忌。空气里有淡淡的烟味和消毒水的味道。

早上两点，赌场还没开始营业。几个服务员正在打扫卫生，有人用吸尘器吸地毯，有人用抹布擦牌桌，有人蹲在地上清理烟灰缸。所有人都穿着统一的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裤，领口别着和梅录一样的胸针。

梅录把易溯带到吧台旁边的一间小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进来。”里面有人说。

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一把转椅，一把折叠椅。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瘦长脸，颧骨很高，眼睛细长，头发往后梳得油光锃亮。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Polo衫，领口竖起，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色的表。

这是张经理。

梅录用粤语跟他说了几句，大意是这个是她表弟，从内地过来的，没有身份证，想找点事做。张经理听着，目光从梅录身上移到易溯身上，上下扫了两遍，又扫了两遍。

“会讲白话吗？”张经理用粤语问。

“会一点。”易溯用粤语回答。他说得慢，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但发音还算标准，至少能听懂。

“做过赌场没？”

“没有。”

“怕不怕？”

“不怕。”

张经理靠在转椅里，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他见过很多来找工的人，有年轻人有中年人，有本地人有大陆来的。大多数人走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都会紧张——眼睛乱瞟，手不知道往哪放，说话的声音要么太大要么太小。易溯不一样。他站得笔直，两只手自然垂在身体两侧，目光平视张经理，不躲闪也不盯着看。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不笑也不紧张，像一棵种在那里的树。

“做什么都行？”张经理问。

“都行。”

张经理又沉默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前台。站在门口，有客来就拉开门，把人带进来，送到大厅交给里面的服务员。不用干别的。工钱按天结，一天一百二，包一顿饭。能做吗？”

“能做。”易溯说。

张经理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印着几行字，大意是员工守则——不准迟到早退、不准和客人发生冲突、不准私拿小费、不准在赌场里赌钱。他让易溯看了一下，然后收回去，没让他签字。没有身份证，签了字也没用。

“明天开始上班。下午两点到凌晨两点。阿珍，你带带他。”张经理说。阿珍是梅录在赌场里的花名。

梅录应了一声，带易溯出了办公室。

她带他走了一遍工作路线。从写字楼大门口开始——赌场没有临街的门面，客人都从写字楼大堂进来，坐电梯上二楼。易溯的工作地点是二楼电梯口到赌场大门之间那条大约十五米长的走廊。

“电梯门一开，你就要看到客人。”梅录说，“不用太热情，但要有眼神接触。点个头，说一句‘欢迎光临’，然后走前面带路。走到赌场门口，拉开门，让客人先进去。里面的服务员会接手。”

她边说边示范，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停下来让易溯看清楚。

“如果有客人喝醉了，或者看起来很凶，你就正常做你的事。不用害怕，也不用逞强。走廊上有监控，里面也有保安。”

易溯一边听一边点头。他记东西很快，梅录说一遍他就能复述出来，细节都不差。

第二天下午两点，易溯准时出现在赌场。

他换上了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裤。衬衫是张经理从储物间找出来的，旧了，但洗得很干净，熨得平平整整。领口别着一枚临时工牌，上面没有名字，只有一串编号。西裤是昨天那条，裤脚还是卷了两道。脚上换了双黑色布鞋，也是储物间里翻出来的，比他脚的尺码大了两号，走路的时候鞋跟会掉，他用鞋垫垫了一下。

梅录帮他整理了一下领口，退后一步看了看，说：“还行。”

易溯站在走廊上。

走廊不宽，刚好够两个人并排走。墙面贴的是浅米色的壁纸，头顶是一排嵌入式的筒灯，光线柔和，把走廊照得亮堂堂的。地上铺着和里面一样的深红色地毯，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

下午两点十分，第一个客人来了。

电梯门打开，一个中年男人走出来，穿着花衬衫，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手里夹着一根雪茄。易溯看了他一眼，点了下头，说了一句“欢迎光临”，然后转身走在前头，步子不快不慢，把人带到赌场门口，拉开门，侧身让客人先进去。

客人经过他身边的时候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进去了。

易溯走回电梯口，站好。

这就是他全部的工作。

听起来简单，做起来也不难。难的是站。

从下午两点站到凌晨两点，整整十二个小时。不是站在一个地方不动——他要来回走动，从电梯口走到赌场门口，再走回来。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站着，等着，眼睛盯着电梯门，随时准备迎接下一批客人。

头三天是最难熬的。

第一天站到晚上七点，易溯的小腿开始发酸，像有人拿着针从脚底板往上扎。他趁没客人的时候轻轻活动了一下脚踝，把重心从左腿换到右腿，再从右腿换到左腿。九点的时候，他的脚后跟磨出了水泡。新鞋不合脚，每走一步都在磨，磨到后来皮破了，袜子被血水浸湿了一小块，黏在皮肤上，走一步扯一下，疼得他后背直冒冷汗。

他没吭声。脸上的表情从头到尾都没变过，就是那种淡淡的、什么都没有的样子。

第二天晚上，梅录路过的时候发现他走路姿势有点不对劲，低头一看，看到他白色布鞋后跟处洇出一小片暗红色的印子。她皱眉问他怎么了，易溯说“没事”。

梅录没信，但也没再问。她趁休息时间去了趟附近的药店，买了一卷纱布和一包创可贴，塞进易溯的口袋里。易溯低头看了看口袋里的东西，抬头看梅录，说了句“谢谢”。声音不大，还是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但梅录注意到他的睫毛颤了一下。

易溯用梅录给的创可贴贴在后跟处，但布鞋太硬了，创可贴撑不了多久就被磨掉了。他干脆不贴了，就那么硬扛着。

到第五天的时候，他的脚后跟结了一层厚厚的茧。走路不疼了。

赌场里什么人都有。

有穿西装的生意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公文包夹在腋下，进来的时候目不斜视，像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一样自然。有穿背心的街坊大叔，手里攥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这个月的生活费，嘴上说不赌了不赌了，脚已经迈进了电梯。有穿旗袍的太太，化着浓妆，拎着名牌包，身边跟着一两个同样浓妆的姐妹，嘻嘻哈哈地进来，嘻嘻哈哈地出去，至于赢了还是输了，从她们脸上看不出来。

易溯接待过所有这些客人。他的态度始终如一，点头，说“欢迎光临”，带路，拉门。不谄媚，不冷淡，就是刚刚好的、职业化的礼貌。

有个常客，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每次来都穿同一件灰色夹克，每次都输，输了就骂人。他不是骂易溯，是骂牌，骂庄家，骂自己手气背。有一次他输了五千多块，气冲冲地走出来，经过易溯身边的时候突然停下来，指着他的鼻子骂了一句：“睇你個樣都知係黑仔！”（看你这样子就知道是扫把星！）

易溯没说话。他看着那个男人，等他说完了，微微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意思是“您慢走”。

男人愣了一下，然后哼了一声，走了。

旁边有个穿花衬衫的年轻人全程看到了这一幕，走过来的时候笑着跟易溯说了一句：“后生仔几好脾气。”（年轻人脾气挺好。）

易溯点了下头，没接话。

他每天的生活很简单。下午一点半从梅录的出租屋出发，走路二十五分钟到赌场，换上工服，两点准时站到走廊上。晚上七点有半小时休息时间，他在员工休息室吃那顿“包一顿饭”——通常是盒饭，两荤一素，米饭管够。吃完以后继续站，站到凌晨两点。下班以后换回自己的衣服，走路回出租屋，路上经过那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会买一瓶水。回到出租屋的时候梅录通常还没睡，两人打个照面，说一句“回来了”和“嗯”，然后易溯去冲凉，梅录关灯睡觉。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易溯开始记住常客的脸。不是刻意去记，是每天见到，自然就记住了。穿灰色夹克的大叔，每周二和周四来，每次都输。穿旗袍的太太，每周五晚上来，身边永远跟着两个年轻女孩，赢了会塞小费，出手大方。还有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男人，看起来像做金融的，从来不笑，赢了也不笑，输了也不笑，面无表情地来，面无表情地走。

易溯觉得那个人有点像自己。

第十天的时候，张经理在走廊上拦住了他。

“坤哥问起你。”张经理说。坤哥是赌场的老板，易溯只在第一天远远见过一次——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脖子上挂着一条粗金链子，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但眼神不笑。

易溯看着张经理，等他说下去。

“佢话你做得几好。”（他说你做得挺好。）张经理拍了拍易溯的肩膀，走了。

易溯站在原地，想了想，继续站回电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