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租界里的窄巷
沈知意走了整整半个月。
从渡口上岸后，她跟着逃难的人潮一路向东。
没有车，没有船，靠一双脚走过了村镇，走过了荒野，走过了被炮火犁过的焦土。
脚上的旧布鞋没几天就磨穿了底，她便用破布裹着脚继续走，走一步疼一步，疼到后来脚底板结了厚厚的茧，反倒不觉得疼了。
她每天都在走，从天蒙蒙亮走到天黑。走得慢了就跟不上人群，落单了容易遇到散兵游勇和歹人。
她亲眼看见一个落单的年轻女人被两个穿破军服的男人拖进路边的林子里，尖叫声戛然而止。
沈知意加快脚步，低着头，不敢看，不敢停，更不敢回头。
她开始往脸上抹灰，穿最破的衣服，走路时佝偻着背，像个老妇。
她把自己藏进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像一粒灰尘，不引人注目，才能活着。
第十五天的黄昏，她终于远远看见了沪上的轮廓。
那是她从未见过的景象。
高耸的楼房刺破天际，租界方向亮着璀璨的灯光，隔着几里路都能看见那片不夜城的浮光掠影。
场景与她脚下这条灰扑扑的土路形成了刺目的对比——这条路的两边是衣衫褴褛的难民、倒毙的饿殍、以及偶尔飞驰而过、扬起漫天灰尘的黑色轿车。
两个世界，近在咫尺，却隔着天堑。
沈知意加快了脚步。
她按父亲说的地址，去找那位姓林的远亲。
父亲说林家在法租界的一条弄堂里，做点小生意，虽不算富裕，但总能为她提供一个容身之处。
这是她这半个月来唯一的指望。
她进了租界。
踏过界牌的那一刻，脚下的路从泥土变成了柏油路面，街边亮起了电灯，橱窗里摆着她叫不出名字的洋货。
穿着旗袍、烫着卷发的太太们挽着洋装男人的手臂从她身边走过，看她的眼神像看一只闯进了花园的野猫。
沈知意低下头，把自己缩得更小了些。
她找了大半个租界，问了无数人，才在一条逼仄的弄堂里找到了那个地址。
那是半间铺面，门板紧闭，门楣上的招牌被拆掉了，留下两个发白的印子。
她敲门，敲了很久，隔壁一个老伯探出头来打量她，目光从她灰扑扑的脸扫到她赤着沾满泥垢的脚。
“找林老板？搬走两个月了，说是去了香港。这铺子租给别人了，新租客还没来。”
沈知意站在那扇紧闭的门前，脑子里嗡了一声。
两个月。
如果她再早两个月，或者这一路走得再快一些，也许就能赶上。
可是这世上没有如果。
她站在暮色渐深的弄堂里，手里攥着父亲给的地址，忽然觉得那张纸片轻得像没有重量。
她转身走进暮色里的租界，霓虹灯在她身后次第亮起，照亮了那些穿着旗袍和西装的体面人。
没有人多看她一眼——一个灰扑扑的、赤着脚的外地姑娘，在这座城市里，连影子都显得多余。
她找了整整一夜，天明时分，在租界边缘的一条窄巷尽头，租下了一间阁楼。
说是阁楼，其实就是屋顶下搭出来的半层，矮得她抬不起头，转个身就能碰到墙壁。
一扇巴掌大的窗户，推开只能看见对面楼的墙壁和头顶巴掌大的天。
没有灶台，没有水龙头，马桶要去楼下的公厕。
墙壁上糊着发黄的报纸，地板上积着不知多少年的灰，木板床硬得像石头。
房东是个四十来岁的妇女，烫着过气的卷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旗袍，嘴里嗑着瓜子，眼睛精明地上下打量着沈知意，像个估价的当铺朝奉。
“每月三块大洋，先付一个月。”
三块大洋。
在租界别处能租一间像样的屋子了，但在这里是间阁楼。
沈知意心里清楚，这个女人在欺负她——欺负她是外地来的、孤身的、没有选择的姑娘。
她没有还价。
她不知道去哪找别的住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她只知道今夜需要一个屋顶。
她数出三块银元，递过去。
门关上后，她一个人在阁楼里站了很久，久到窗外天光大亮。
她把包袱放在木板床上，打开来，一样一样清点。
银簪还在，字帖少了一册，医书还在，砚台还在。
银钱除去房租，剩下不到两块大洋。
两块大洋，要在沪上租界撑一个月。
她没有哭。
哭要费力气，她现在什么都浪费不起。
天亮以后，她开始找活干。
巷口的王婆婆告诉她，霞飞路上有家字画店，偶尔会请人抄抄写写。
沈知意换了最体面的一件衫子——虽然旧了皱了，但浆洗干净了穿在身上，人就有了几分精神——梳好头，走出了窄巷。
字画店的老板姓周，是个五十来岁的瘦削男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正拿着鸡毛掸子拂去柜台上的灰。
他看了沈知意一眼，目光从她洗得发白的衫子扫到她手里的包袱，又落到她脸上。
“抄写？”周老板放下鸡毛掸子，“写几个字看看。”
沈知意从包袱里取出笔——那是她从家里带出来的唯一一支笔，笔杆已经有了裂纹，但笔锋还算是好的——在柜台上一张废纸的背面，写了一行小楷。
《诗经》里的句子：“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周老板低头看了那行字，沉默了片刻，抬眼再看她时，目光里多了几分不一样的东西，像是对待一个同行，而不是一个上门讨饭吃的姑娘。
“字不错，有功底。”他把那张纸翻过来看了看，“你是哪家出来的？”
“江南，家道中落。”沈知意只说了这四个字，没有多说。
周老板便没有多问。
乱世里家道中落的人太多了，问不过来。
他从柜台下面抽出一沓纸，是几封需要誊抄的书信，字迹潦草得像鬼画符，大概是某个洋行里的账房先生写的。
“这些，抄工整。一封五个铜板。”
一封五个铜板。沈知意在心里算了一下，一封要写满一张纸，大约三百字，抄完五封才能买一碗阳春面。但她没有犹豫，点头答应了。
她把那些书信带回阁楼，趴在缺了一条腿的桌子上，借着巴掌大窗户透进来的光，一封一封地抄。
那些信的内容无非是生意往来、家长里短，字迹潦草不说，还有不少错别字，她要一边辨认一边修正，还要保持自己字迹的工整。
五封抄完，天已经全黑了。
她把纸稿送到字画店，周老板看了一遍，满意地点点头，数了二十五个铜板给她。
铜板落进手心的声音脆生生的，她攥紧了，没有数第二遍。
二十五文。
一碗阳春面八文，剩下的能买两个馒头。
她去了巷口的王婆婆摊子上，花八文钱买了一碗阳春面，面汤寡淡，面条软烂，上面飘着几片葱花。
她蹲在巷口吃完了，连汤都喝得一口不剩。碗底映出自己的脸，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眼睛显得格外大。
她想起沈家的厨房里，母亲熬的鸡汤是金黄色的，上面浮着一层油光，喝一口能从喉咙暖到胃里。
她把碗还给王婆婆，说谢谢。
王婆婆看了她一眼，叹了口气，从锅里又舀了半碗面汤递给她：“喝了吧，姑娘，太瘦了。”
字画店的活不是天天有。
周老板隔三差五才拿出一沓纸来，有时候是书信，有时候是账册，偶尔有几张需要临摹的古画残片。
临摹比抄写难，也更值钱，一幅能拿到一角钱。
沈知意从小跟着父亲习字临帖，山水花鸟都学过一些，虽然谈不上大家，但临摹个七八分像还是能做到的。
周老板渐渐开始把更多临摹的活交给她，但给的价钱始终不高。
沈知意心里清楚，不是他刻薄，是他的店也快撑不下去了。
租界的铺面租金贵，来买字画的人越来越少，大家都把钱攥紧了准备逃命，谁还买这些风雅之物。
她便又找了别的活。
弄堂另一头有家小小的中医馆，坐堂的秦大夫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脾气古怪，但医术不错。
沈知意经过那条巷子时，闻到了药香，认出了几味药材，便走进去问要不要帮忙。
秦大夫从老花镜上面打量她：“你懂药？”
“略通一二。”沈知意说。
她从小跟着母亲识药，沈家的女人都通医理，母亲说这是备着急用的，没想到真成了她安身立命的本事。
秦大夫考了她几味药的性味功效：党参性平味甘，补中益气；茯苓性平味甘淡，利水渗湿；半夏性温味辛，燥湿化痰。
她一一答了，还顺便说出了柜上那副方子里的配伍思路。
秦大夫捋了捋胡子，没夸她，只说了一句：“明日起，午后过来，帮忙分拣药材，研磨药粉。每天的工钱是一角钱。”
一角钱。比抄写强一些，但活更累。
从那以后，沈知意的日子便有了固定的节奏。
天不亮就起来，先去字画店门口看看周老板有没有新活，有就领回来，趴在阁楼的桌子上抄到午后。然后去秦大夫的药馆，系上围裙，坐在后院的小板凳上分拣药材。
药馆的后院堆着大大小小的麻袋，里面是各地收来的药材，泥沙俱下，需要一样一样拣干净、分门别类。
沈知意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下午，手指被草梗划出一道道细小的口子，指甲缝里嵌满了泥土和黄柏的粉末。
拣完了药材还要研磨——把晒干的药材放进石臼里，一下一下地捣碎，或者用碾槽碾成细粉。
石臼很沉，她手臂细，捣不了几下就酸得抬不起来，但她不肯偷懒，咬着牙一下一下地捣，直到粉末细得能从筛网里漏下去。
秦大夫偶尔过来看一眼，不说什么，但后来给她每天加了两个铜板。
晚上回到阁楼，她常常累得直接倒在木板床上，连外衫都懒得脱。但她从没有一天间断过——今天不干活，明天就没有饭吃。这是租界教会她的第一课。
巷口的王婆婆说对了，租界这地方，硬气的人活得久。
沈知意渐渐在这条窄巷里站稳了脚。
虽然只是一间矮得抬不起头的阁楼，一张硬邦邦的木板床，每天碗里只有寡淡的面条和咸菜，但她活下来了。
靠自己的双手，靠父亲教的字，靠母亲教的药，靠沈家百年的书香传家。
只是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打开包袱，摸一摸那方旧砚台。
砚台的触感温润，冰凉的石头在她掌心渐渐暖起来，像是父亲隔着千里万里，拍了拍她的肩。
她坐在阁楼的地板上，背靠着斑驳的墙壁，把那方砚台捧在膝上，不说话，也不哭。
窗外的沪上灯火通明，歌舞升平的假象底下暗流涌动。
她隐约觉得这座浮华的城市底下藏着什么，但她还看不清，也不想看清。
她只是一个人，一间阁楼，一方砚台，在乱世的缝隙里，勉力存活着。
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能撑多久。
但她想，能撑一天，就是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