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举报信
陆北是在一个阴天的下午接到何铭的电话的。
何铭说他是出租车司机，从社区工作人员那里要到了陆北的号码。社区工作人员说方志远的遗嘱就是这个人帮忙写的，写得很好，你可以找他试试。何铭说他也想写点东西，举报信。陆北问举报谁。何铭说举报公司。出租车公司强制司机购买高价保险，不买不行，买了也不赔。
他已经被扣了好几次钱了，每次理由都不一样。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速很快，像在跟乘客解释为什么这条路堵车为什么要绕一下。他说完停了下来，等着。陆北问他你在哪，我去找你。
何铭说他在火车站排队等客，不知道要排多久。他说不麻烦你了，我收车来找你。陆北说好，发地址给他。电话挂断之前何铭又说了一句，你吃饭了没。陆北说吃了。何铭说骗人。他挂了。
何铭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领口翻着，头发被帽子压得贴着头皮。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橘子，说楼下水果店买的，不知道甜不甜。陆北接过橘子让他进来坐。
何铭没坐，他站在玄关，把举报信的事又讲了一遍，比电话里更乱，像倒带倒过了头。公司全称叫啥来着，太平洋还是大众，他说了两次，两个不一样的名字。陆北没纠正，从书包里拿出笔记本，说你先坐，把你知道的跟我说清楚。何铭在沙发上坐下来，橘子放在脚边，开始说。
他开出租车开了十一年了。前几年是租车开，后来攒了点钱，自己买了车挂靠公司。每月的管理费、保险费、维修费，一堆名目。最让他受不了的是那个保险。
公司指定了一家保险公司，保额最低的套餐也比外面的贵很多。他问过能不能自己买，公司说不可以。有一次他出了事故，对面全责，他报了保险，保险公司说他的车不在承保范围内。
他翻出保单，上面写的车牌号错了一个数字。他去找公司，公司说帮他联系保险公司改一下。改了三个月，没改过来，他垫的钱一直没拿到，最后自己掏钱修了。
他说这件事的时候声音不大，也不激动。他说他打电话问公司，接电话的人说“你跟我吼什么，又不是我弄错的”。他把手机摔了，不是故意的，是手滑，手机壳摔裂了一道缝，用透明胶带缠着，现在还用着。
陆北记下了公司名字、保险公司的名字、车牌号、保单号。他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表格，把时间、金额、每次沟通的日期和对方的回复填进去。
何铭看着他一笔一笔地写，说你是不是专门帮人写这种东西的。陆北说不是，你是第三个。何铭问第一个是谁。陆北说一个写遗嘱的老人。何铭说哦，那个方老师。陆北抬起头看着他。何铭说方志远以前是县剧团的，拉二胡的。他坐过他车，去公证处办退休证明，路上聊起来，他说他在等一个人帮他写遗嘱。
何铭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接话。后来在社区办公室看到方志远的捐赠协议，才知道他真的写了。何铭说方老师人挺好的，就是太省了，大冬天不舍得开暖气，穿两件棉袄在阳台上晒太阳。他拉过他车门，说你要是顺路就带我去菜市场。顺路。其实不顺路，绕了一大圈。方志远不知道，何铭也没说。
陆北合上笔记本，跟何铭说了举报信的写法。不需要把你这十一年的委屈全写进去，写最重要的一件就行，日期、地点、经过、诉求。
他说你把那件保险的事写清楚，改错的车牌号，没拿到的那笔垫款，谁说的“你跟我吼什么”，写进去。何铭说好。他说他不会写，他初中没毕业。陆北说你口述，我帮你整理。
何铭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日期，金额，几个人的名字。他把纸放在茶几上，按着纸角，说这是他自己理的，理了很久。理了两个晚上，划掉重写了十几遍，这是最后一遍。纸上的划痕太多，有的字被划掉整行认不出。
陆北把他口述的内容整理成举报信，念给他听。何铭听到一半让他停，说我不会说“权益受损”这种词，我只会说“多交钱，不赔钱”。陆北把“权益受损”改成“多交钱不给赔”。何铭说这个好，我听得懂，领导也看得懂。
陆北把信的抬头写给何铭看，何铭说地址写错了，公司的地址在城西，不是城东，上次他送一个乘客去城东，才发现公司早搬了，他还一直把信寄到老地方。没人告诉他，邮差也不退信。他说那些信可能全寄丢了，公司没收到，还是收到了不处理，他也不知道。不重要了。
举报信定稿以后，何铭复印了五十份。陆北帮他装了信封，每一个都贴上邮票，写上公司的地址。何铭说不用贴邮票，他打算亲自去贴，贴在公司公告栏上，贴在大门口，贴在经理办公室的门上。
他说他之前有过几次，有同事贴了就被撕了，有监控，查得到是谁贴的。他不怕查，他也贴过，贴完被停运三天。他不会写文章，只会在贴完的第二天站在公司门口，等那个撕他告示的人上班，把新的一份塞到他手里。
那个人不要，他跟着他走了一段路，那个人走进了大楼，他没跟进去。他把剩下的举报信压在门卫的窗台上，用一块石头压着。风吹走几张，保安捡起来放在窗台上，用另一块石头压。那几封信在他手机相册里存到换手机。
何铭说他想多印几份，陆北帮他复印。复印店老板问他是不是要上访，何铭说不是，是发给同事看的。
老板没再问，帮他印了。何铭付了钱，把一摞纸夹在腋下，站在复印店门口，像抱着一摞刚出炉的传单。他给陆北看他的手机壳，透明胶带缠着，裂痕从摄像头延伸到充电口。他说他以前不这样的，什么东西都买新的，坏了就换，不修。
后来不换了，不想换了。他修好一样东西，就觉得自己还没被这个破公司完全打败。手机壳上的胶带、车上的修补漆、自己缝的方向盘套，都是他攒着的证据。举报信也是证据，复印五十份也是。
他在这个世界到处钉钉子，不是想把墙钉塌，只是想听个响。公司的人听不到，他就钉响一点。
何铭走后，陆北收到一条语音消息。何铭说他把举报信贴在公司公告栏上了，拍了照片发过来，照片里公告栏上贴满了白纸黑字，还有几个围观的人。他问陆北能不能把举报信发到网上去，陆北说可以，但要注意隐私保护，不要暴露个人信息。
何铭说不暴露别人怎么知道是谁举报的。陆北说你不想匿名。何铭说不想。他说他知道经理会报复，可能会给他穿小鞋，可能会让他多交管理费，可能会在他审车的时候故意卡他。他不在乎。他开车开了十一年，方向盘在自己手里。
当天晚上，何铭把那封举报信的照片发到了一个同城司机的群里。群里没有人回复。他截了图给陆北看，聊天界面干干净净，只有他发出的那几条消息。已读显示有三十几个人读了，没人回。何铭说没事，明天出车的时候，他们会问他。
陆北不知道会不会有人问，他只知道何铭的出租车顶灯在那条没人回复的群里亮了一整夜，没熄火。第二天何铭出车，早高峰拉了一个乘客，乘客认出了他，说你是不是贴举报信的那个师傅。何铭说是。乘客说他在群里看到了，那家公司确实黑。
何铭没接话，绿灯亮了，他松了手刹，车往前滑。乘客下车时说了一句加油。何铭没回，计价器打印发票的声音盖过了加油，但他的手在方向盘上握了一下，说了一声好。没人听到，他自己听到了。
后来的事是何铭在电话里告诉陆北的。公司约他谈话了，让他把举报信撤了。他说撤不了，已经发出去几十份了。公司说那你以后不准在公司公告栏贴东西。他说那是公共区域。公司说那是公司的公共区域。
他没争了，走了。走之前把手里剩的那几份举报信放在了大厅的椅子上。保安看到了，没拦他。他走出大门，门口的保安正在看手机，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看他自己的屏幕。
从那以后，何铭照常出车。白天在火车站排队，晚上在酒吧街等客。举报信的事没人再提了，车队的群里不再讨论，公司的公告栏也不再贴。何铭偶尔会给陆北发一张照片，有时是火车站排队的车龙，有时是乘客落在后座的雨伞，有时是计价器上的公里数。
他问他，举报信有用吗。何铭想了想，说有。他说保险公司把那张错的车牌号改过来了，钱还没拿到，但他现在每次出车前都会检查保单上的车牌号。看了好几遍。他怕它再错，怕它错了他还不知道。
他们都不太会说话，方志远把话写在信里不寄出去，何铭把话印在纸上贴得到处都是。一个怕被人看到，一个怕人看不到。
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式，把说不出口的那句话放到了对岸。方志远的对岸很远，何铭的对岸很近。他们的对岸不一样，但他们都在等。方志远在等女儿收到信，何铭在等公司给他一个道歉。他不知道这个道歉会不会来，但他知道那个把保险单寄到出租车公司去的那封信，已经替他问了。
对方不说话，那就是在听。他在方向盘上听，听计价器，听对讲机里同事的声音。总有一天会听到自己的名字和“赔”字在一句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