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家破流离

第二天，天刚亮，鸡叫得尖利。有人敲我家的门，是邻居婶子，脸色发白：“小剩，去学校看看吧……李老师……”她后面的话没说完，眼圈发红。

我一路跑到学校，跑到那条我已经背得能梦里走的泥路尽头。

学校的榆树在风里乱响，操场上空空的，窗子半开，窗帘像鱼鳞一样一张一合。李老师没有等到离开，她提前走了——用一种最决绝的方式。

有人在压低声音说“她受不了指摘”，有人说“她想她父母了”。我站在门槛上，耳朵里只剩下一阵“嗡嗡”的响，像夏天的蜻蜓贴着湖面飞。

从那以后，村里没有了老师，也少了很多人。

女人跟着她哥哥离开了，妹妹也一起带走。临走前，女人把妹妹的兜兜里塞了一片叠成小方块的红布，红布里包着一枚小小的银锁，背面刻着“平安”。

她说，她会好好养她。我没有作声，只点头。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有些离开不是抛弃，而是归位。

妹妹离开是对的，她理应在阳光多一点的地方长大。

至于我，竟然没人管。我想，也许是那群人觉得我还小，也许是这世上真的有漏网之鱼。

我不被带走，竟有一种愧疚的轻松：他们能放过我，我已经很高兴了。

可很快，我发现，高兴是一阵风，风过之后，屋里只剩下空和冷。家里剩余的余粮不多，米缸底部干干的，只有几把硬邦邦的玉米渣和一撮盐。

灶膛里有灰，锅底有黑。我用手掌翻出两颗土豆，皮皱得像爷爷的额头。我蹲在门槛上晒太阳，听见鸟叫得很远，肚子咕咕叫。

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又过了几天，一对中年男女闯进我家，脚步很熟门熟路。男人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棉袄，扣子少了一个，女人脖子上套着一根红绳，红绳上吊着钥匙。

他们一进屋，先用眼睛绕了一圈，像圈地。女人拍了拍手上的土，对我笑，笑意却不达眼底：“小剩，还认得我们不？我是你大伯母，这是你大伯。

你爸妈没了（她咬着“没了”两个字，像咬豆子），这屋子按理说该归长房。你还小，跟着我们走，或者——你另找去处。”

我撑着站起来，嗓子里一股焦味。大伯的眼睛往米缸上扫，往箱子底下扫，又往墙角那口老箱子上扫，像一只猫。

大伯母已经开始卷我那床被子，嘴里叨叨：“孩子嘛，跟谁不都是一口饭。”我看着他们的手摸过每一个角落，像一双双看不见的嘴在吞我的家。

“这是我家。”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发抖。

“你还小，啥都不懂。”大伯不看我，把屋后那块地也从窗口往外指了指，“那块地也是你爷爷留下的，按老理儿，归我们这房。

你要住也行，地归我们，屋归我们，你收拾个铺盖走人就是。”

我忽然想起爸爸在的时候，也常说“按老理儿”，说得就像神仙批下来的旨意，谁都改不了。

可如今，所有老理儿忽然全对着我来了。我站在屋中间，脚下的地板脏旧，裂纹像干涸的河道。

我知道我拗不过这两个人——我没力气，也没有可以叫出来的名字。李老师走了，女人走了，妹妹走了，爸爸和奶奶像从未存在过。

世界像一间忽然撤了四面墙的屋子，我站在中间，风穿堂而过，从我的胳膊里吹走了一层薄薄的温度。

大伯母把银勺、搪瓷缸、碗碟和那口老锅用麻绳捆到一处，利落得像在自家厨房里收拾。

她回过头来，说：“你带不走的我们帮你保管，等你长大了再来认。”她笑了一下，“要是你找得到我们的话。”

我没说话。说什么也像把石子丢进井里，不会有回声。

我走到里屋，从枕头底下抽出那本被翻得卷了角的《语文》课本。

书页里夹着一片榆树叶，脉络清清楚楚，像写得极端工整的一页字。我把书塞进布袋，又把两只土豆装进去。

站在门槛上回头望了一眼，窗棂上挂着一小块斑驳的光，像谁安心地在睡午觉。我忽然有点想哭，但我又咽了回去。哭会让人看见你的软肋，而我发现我已经没有可以再失去的东西。

大伯把门推得“咣当”一声，木门与门框磕出一道刻骨的响。

我跨过门槛时，他还好心似的嘱咐：“下山路滑，慢点走。”我“嗯”了一声，不知道该把这声“嗯”给谁。

院外的风有点凉。山坳里白蒿长得很疯，叶子蹭过我的裤腿发出沙沙的响。

我背着布袋，鞋底磨得薄，能感到脚心贴在石子的冷硬上。太阳正往山背后落，光线在小路上拖出我的影子，细长、单薄，像一根被削过的柳条。

我想起了李老师那句“后悔吗”，又想起她说“字是直的”。我忽然把背挺了挺，像是要把那根看不见的线抻直。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也许去镇上找工，也许去更远的地方找个能读书的地方，也许什么都找不到。

我只知道，我得先活下去。风从山口灌来，吹得我眼睛发酸。远处传来狗叫，几只麻雀从坍塌的墙头扑拉拉地飞起。天边有一线灰蓝，像未干的墨。

我把布袋在肩上换了个方向，咬了咬牙，迈下第一步。身后那扇门在风里又轻轻响了一下，像是世界在关上一页旧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