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生死别离
天色刚擦黑，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我们在路口边的回收站门口蹲着，等老板收最后一波货。
老默背着一袋子纸壳，袋口勒在肩窝里一条深深的印子。
他让我在路边等，自己迈下台阶去过马路。我看见他回头对我摆摆手，那手在灯下像一片薄薄的树叶。
就在他要踏上对面马路的时候，一辆皮卡从转角冲出来，灯光刺得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我只来得及喊一声“爷爷——”，刹车声、金属摩擦声像把我的耳朵撕开。
时间被扯成了碎片。
我冲过去的时候，老默已经倒在地上，军大衣的一角被卷起，露出里面发白的衬衣。他的手还抠着袋口，像舍不得那袋子纸壳。
我跪下去，手足无措地去托他的头，他喘得很急，每一口气都像从很远的地方赶来，赶到唇边又迟疑了一下。
我哆嗦着想去摸他的伤口，他却忽然伸手去摸军大衣的里衬，手指颤颤巍巍地去撕里面的一道暗缝。我这才看见，原来里衬缝了一小格。他拽了半天，从里面慢慢地、慢慢地拉出一个用塑料袋包得严严实实的小方块，外面还有一层油纸。
他把它塞到我手里，声音断断续续：“这些年……我攒的……你……去读书……”
“爷爷。”我叫他，嗓子里像灌了砂砾，“别说话，我们去医院，我们——”
他看着我，眼里有一点微弱的光，好像是一个人看到孩子在黑夜里拿着火柴，他放心，又不舍。他嘴角动了一下，我以为他在笑。
然后，他的手慢慢掉下去，落在地上，手背擦过地面，冒起一点白粉。
我不记得后面是怎么发生的，只记得有人围上来，有人打电话，司机脸色煞白，嘴里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又是“愿意赔偿，愿意负责”。
灯光在地上画了一圈圈的晕，晕中心是老默，像一座刚熄灭的小山。我抱着那团塑料袋，抱得手心冒汗。
第二天，司机带着一个年纪更大的男人来了，低头递给我一个信封，说是“赔偿”。我没有伸手接，手心仍握着那团塑料。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代表一个死者作出“接受”或“拒绝”的动作——他没教过我这一课。
就在这时，一行人冲冲忙忙地到了，两个男人，三个女人，吵吵嚷嚷。
走在前面的女人一见到老默的遗像（回收站老板照着身份证复印的），就嚎啕起来，尖得像刀划玻璃：“爹——你咋不等我一声啊——”
旁边一个男人捶胸顿足：“要是早一天通知我们就好了！”另一个男人站得远远的，眼珠子直勾勾盯着司机手里的信封。
有人小声跟我说，那是老默的女儿和两个儿子。
我愣住了——原来他也有家人。可那家人在哪儿呢？
在老默咳到喘不上气时，在他把军大衣披在我身上时，在他深夜发烧我去小诊所借退烧药时，在我们躲雨的桥洞、在我们晒被子的空地时，他们在哪里？
他们很快给了答案：他们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不得不”。
他们嘶吼、指责、翻旧账，说谁谁谁这些年给过多少钱，说谁谁谁上回过年还来看过一眼，说谁谁谁工作不顺，谁谁谁孩子要上学，谁谁谁身体不好。
他们嘴里的“孝”像一块抹布，被来回拧，拧出一地污水。
司机夹在中间，汗把衬衣后背打得透透的，连声说“我们不想闹大，只想把事情处理好”。
有人伸手去抢那只信封，有人推了我一把，叫“你这小崽子别横在这儿”。纸张在手里一松，信封被扯开，钞票像受惊的鸟扑啦啦飞了出来，落在地上，落在油渍里，落在车轮压出的脏水里，贴着地皮一张张趴平了。
我看见那一刻，忽然就不想再看他们的脸——那些鼻翼上挂着汗珠、眼里闪着算计光、嘴角翻着灰白口水沫的脸。我转过身，把老默留给我的那团塑料揣得更深，低着头从缝隙里挤出去。
没人拦我。所有人的眼睛都在地上那一地纸上，弯下腰的身影挤成一团，像争一口气，或者争一口饭。
争吵还在继续，谁也说不赢谁。我一个人走了，脚步虚浮，像踩在一片薄冰上。天很蓝，蓝得过分。我走到没有人的地方，找了棵树下坐下，把那团塑料放在膝盖上，一层一层剥开。
先是一层黑塑料袋，油腻腻的；再是一层透明的薄膜，边缘用线绕了两圈；再是几张报纸，印着早已过时的新闻；最后是一包钱，叠得齐齐整整，十块的、五十的、一百的都有，上面还压着一张旧照片：一个年轻的士兵，站得笔直，背后是一排白杨。
我一张一张数，指尖有点抖：一共三千块。
三千块。对我来说，那是天文数字。我忽然就哭了，哭得很安静，像一条河提前到来的涨水期，悄无声息地把岸一点点淹过。
老默，说的是“去读书”。我抹干净眼泪，攥紧钱。读书要吃饭、要住处、要有人点亮灯。我先得找个地方住下，先让自己站稳，不再被风一吹就倒。
我拿出其中的一千，塞进上衣内袋。城里有一家小餐馆，门口总有热气从玻璃门缝里冒出来，混着蒜香、葱香、汤香，像活人的气息。
我走进去，老板是个中年男人，肚子很大，笑起来眯着眼。我把话说得很清楚：“老板，我能干活，洗碗、刷锅、端菜都行，不要工资，给口饭吃，给个睡的地方就成。”
老板上上下下打量我，眼神里写着“怀疑”“麻烦”“不划算”。我咬咬牙，把那一千从内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这是押金。我不干好，您把我赶走，钱也不要我了。”
他“咦”了一声，伸手把钱摸过去，摸钱的姿势很熟练。他想了想，点头：“那就先试一个月。”
我跟着他进了后厨。蒸汽一下子扑到脸上，热得人眼皮发潮。
十几个碗盆在水池里叠成小山，油花在水面上结成彩虹。
我挽起袖子，手伸进水里，热度像一条蛇顺着腕子爬上来，烫得人倒吸一口气。师傅把一双厚厚的橡胶手套丢给我，说：“小心点，别把碗打了，一个碗三块钱。”
我点头，手臂在一盆又一盆泡沫里进进出出。端菜时，我个子不够，要踩着一只小板凳才能把盘子抬稳。菜香像无数只手，把我的胃揉得服服帖帖。
晚饭时，灶台上的师傅给我舀了一勺汤，往我手里塞了两个馒头：“孩子，先垫垫。”我说谢谢，声音在蒸汽里像一滴水。
夜里，我住在后厨旁边的杂物间，墙壁潮得能拧出水，角落里堆着塑料筐和土豆袋。
我用那本《语文》课本垫枕头，老默的大衣披在身上。
风从门缝挤进来，被大衣挡住了，大衣有太阳晒过的味道，也有烟草和旧铁的味道。
我把仍剩下的两千块钱包好，塞进大衣内衬的暗袋里——那道我笨拙地缝上的缝线歪歪扭扭，却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