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暴力与妥协

我照常收拾书走小道回出租屋，街灯还没全亮，树影像站着的人。

我拐过一个弯，前面忽然冒出十几个人，把路堵死。

为首的就是王腾，校服穿得敞着，里面一件黑T恤，脖子上吊着一枚银牌。他抬下巴：“陈剩，给你个今天的教训。别以为考个第一就能抢老子的女人，有些人不是你能碰的。”

我吸一口气，把书包背带往肩上拉紧：“我没想过抢谁。我那天也只是和她说清楚而已。”

“还敢嘴硬！”他抬手，身后的人就一拥而上。“今天非得让你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

我也不是个没力气的人。后厨练出来的臂膀不是摆设，第一下我就用手肘顶开一个人的胸口，把他撞退两步，又把另一个人的手腕扣住往下一拧。

可十几个人的拳脚像雨点，落在我身上、背上、肋间，疼一步比一步深。我护着头往墙根蹭，鞋底在砂石上磨出刺耳的声响。

耳边有人喊“打他”、“往死里打”，声音像从井里传来，空空的。鼻腔里全是血腥味，我恍惚地看见远处一盏路灯忽明忽暗，像一只眨眼的眼睛。

“哔——哔——”警笛划破空气。有人不知道是谁先慌了神，脚步乱起来。我被人一脚踢在小腿，膝盖一软，整个人跪在地上。

再抬头时，黑色的警车停进来，门一开，两个民警下车，声音干脆：“都别动！”人群像潮水退了，四散躲开。王腾也想跑，被一个民警按住肩膀，脸色一瞬变白。

我被送到医院。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床单、白色的消毒水味道，眼前一片过曝的亮。

医生给我处理伤口，指尖翻动纱布的动作极稳。我听见自己骨头里有沉重的嗡鸣，好像一辆火车在远处过桥。

医生说幸运，没有骨折，多处软组织挫伤，得好好养，我点头，眼皮却沉得抬不起来。

因为是未成年人，派出所、学校、家长都要走程序。第二天，王腾的父亲来了——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那种“电视上才有的人”：西装笔挺，皮鞋锃亮，手腕上那块表的玻璃映出一花。

进门他先停顿一秒，像要把表情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然后轻轻把一个厚实的牛皮纸袋放在床头柜上：“孩子，给你道歉。医疗费、营养费，还有精神抚慰，都在里面。孩子们不懂事，我一定好好管教。

”他说“孩子们”的时候，像在谈一个可以被归类的群体，不具名、不具体。

我没伸手去拿。派出所的人、校方的人、医生都在。校长也来了，站在床尾，脸色凝着，把“父亲”和“校长”的表情精确地叠在一起。

他问我感觉如何，叮嘱我别多想，又说：“学校不希望把事情闹大，大家都以教育为主。你是个懂事的孩子。”懂事的孩子，在这种时候，应该懂得“体谅”。

我看着牛皮纸袋，听见纸张轻轻摩擦的声音，像有人在翻账本。派出所、老师用一种“为你好”的口气说：“对方愿意赔偿，你也不想耽误学习，对吧？又都是未成年，走司法程序耗时耗力，判了进去也没多久，最后还是出来读书。”

我在被子里握拳，指节抵着掌心，疼得人清醒。我在那一刻明白了一个句子：所谓公平，在权势面前像纸糊的门，你一脚踢过去，洞是有的，但只要里面的人不愿意出来，它就还是门。

我签了谅解书。笔尖在纸上走的那条线很直，好像真的“谅解”了。纸袋被推到我这边，指尖一触，皮革的温度沉沉的。我点头说谢谢，声音像被棉花塞住一样发闷。

顾熙后来悄悄来过。她站在窗边，阳光把她影子拉长，她捧着一袋水果，小心翼翼：“对不起。”我说没关系，她又“对不起”了一遍，眼圈红了。

我别过脸，盯着窗台上一盆塑料绿植看。她父亲在走廊里咳了一声，她就把袋子放下，匆匆走了。

袋子里有两只苹果和一盒牛奶，标签上印着“高考加油”，刺眼。

出院那天，林哥背着手来接我。

他没说大道理，只把车窗摇开，让风把车里的消毒水味吹淡。他说：“以后走大路，别抄近道。”又停了两秒，“别人说你什么，你就做你的。咱们不跟风。”

我“嗯”了一声，喉咙发紧。车窗外，早春的柳芽一簇簇，嫩得不真实。

我回到出租屋，房间如常，书还摊在桌上，笔帽歪在一旁，像等我回来的人。我把那份牛皮纸袋塞进抽屉最底层，压在练习册下。

我知道这钱不是“恩赐”，是我被打的每一拳每一脚的“计价”。但我更知道，我拿着它不代表我就承认了什么。

现实是风，强时能把树吹弯；而我不过是一片没根的叶子，风往哪边吹，我就往哪边飘。可叶子飘着，也会找缝落地：墙角、石缝、土里。只要能落地，我就能再扎根。

那一晚，我把作息表重新贴好：五点五十起床、六点二十晨读、七点早餐、晚上十点关灯。贴的时候我手有些抖，胶带弄出几个小气泡。我把气泡一点一点抹平，像把心口那些起伏也慢慢抹平。

桌上那盏“嗡嗡”响的灯亮着，光在纸面铺开一层淡金。窗外的风吹动窗帘，像有人在外面轻轻呼吸。我拿起笔，继续把题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