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欠薪

陈实在那个“难”字旁边又添了几个字。他写：“工地、工人、监理、开发商。”他画了线，把“工人”圈了起来。他找不到吴德胜本人，他可以找那些被吴德胜欠薪的工人。他们不需要认识他，只需要愿意跟他说话。

他开始在网上翻吴德胜项目的相关信息。政府留言板、投诉平台、本地论坛。他把关键词输进去，一条一条地翻。翻到深夜，翻到眼睛发酸，脖子僵了。他又找到一条投诉，发帖人说自己在吴德胜的工地干了几个月，没拿到工资，老板跑了。

他用的是小号，发了没几条帖子，头像空白，页面空白。陈实给他发了私信，说自己是记者，想了解情况。等了一整天，没有回复。又发了一条，还是没有回复。他不确定对方是不信他，还是根本没上线。他换了个平台，继续翻。

第二个投诉，发帖人留了手机号。末尾写着“欠薪不给，天理难容”。他犹豫了几秒，拨了过去。响了很久，没人接。他又拨了一遍，这次接了。对方的声音很低，像是怕被人听到。“你好，我是在网上看到你发的帖子，吴德胜那个项目。”

对方沉默了几秒，说“你是谁”。“我也是一个被他拖欠工资的工人，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对方说“你也是工人”。他说“是”。对方说“你哪个工地的”。他说了一个吴德胜的另一个项目，他在网上查到的。对方说“那个项目不是吴德胜做的”。他愣了一下，说“那可能我记错了”。他挂了电话，手在抖。

过了两天，他换了种身份。他说自己是记者，想曝光吴德胜欠薪的事。对方把他拉黑了。他又换了一个平台，用一个新的手机号注册账号，发了私信。这次他说自己是律师，在做吴德胜的案子，想找证人。对方回了一句：“你打错了。”他没有放弃。他换了一台手机，打了好几次。

对方终于接了，他压低声音说“你能证明你在那个工地干过吗”。对方说“有工友可以作证”。他问“有合同吗”。对方说“没有”。有工资条吗，也没有。他问“那你怎么证明他欠你钱”。对方说“有录音”。听到这两个字，“有录音”。

他用红笔在旁边写了个“录音”。心狂跳，他握着手机的手在出汗。他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在裤子上蹭了蹭。他说“你能把录音发给我吗”。对方说“你是律师吗”。他顿了一下，说我是。对方说“你律所叫什么”。他说了一个名字，在网上查到的，一家本地律所。他说“我查一下”。过了几秒，他说“没查到你的名字”。他把电话挂了。

陈实坐在书桌前，盯着手机。他想抽根烟，没有烟了。他不知道是谁在和他通电话，声音压低，怕被人听到，也怕他听到不该听到的声音。他又拨了一遍，对方不接了。他用另一个号继续打，发短信，都没有回复。

他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冒充律师。他在网上找了很久，找到第三个投诉人，这次没有私信。他直接打了电话，响了很久，对方接了。“你好，我是被吴德胜拖欠工资的工人，想跟你聊聊。”对方说“你也被欠了”。陈实说“是，欠了好几个月”。对方说“我也是”。他说“你们工地有多少人被欠”。对方说“十几个吧”。他说“你们有没有想过维权”。对方说“想，没用”。电话那头传来小孩的哭声。对方说“我明天还要上班，先挂了”。

陈实把那个号码存了下来。他整理了一下已有的信息，几条投诉，几个手机号，一段没有到手的录音。他把这些信息写进笔记本，在“工人”下面画了几条线。他不知道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他需要工人实名举报。

他们不愿意实名，怕报复。他理解，他不怪他们。他只需要他们的证言，不需要他们署名。他可以把他们的证言整理成材料，寄给劳动监察大队。监察大队不会因为匿名举报就立案，他们需要证据。他没有证据。

他决定换个路子。他开始查吴德胜的工程款纠纷。开发商有没有按时付款，哪个环节卡住了。他找到了一份判决书。开发商起诉吴德胜工程延期，吴德胜反诉开发商拖欠工程款。法院判开发商支付工程款，吴德胜支付违约金。

吴德胜没有上诉，开发商也没有。钱付了，违约金也付了。陈实不知道这笔钱有没有到工人手里。他把判决书打印出来，对着那些数字看，看不进去。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站了一会儿，又走回来。他重新拿起判决书，在空白处写了“工程款”。

他想到监理，那个他之前找过的监理。沉默了很久，没有回音。他又去了工地，这次没让门卫看到。他绕到工地侧面，翻过低矮的围墙。裤腿被铁丝网刮破了，他没管。他站在材料堆放区的阴影里，看着那些工人。

他们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在搬运钢筋、绑扎钢筋、焊接。他听不清他们说什么，机器的声音太大了。他想走过去，腿迈不动。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也许走过去说“你好，我是记者”。他们会害怕，也许会被工头赶走。他站在阴影里，看着一个工人摘下安全帽擦了把汗。

他把安全帽夹在腋下，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点上。他看着他抽烟，一根接一根，抽完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了。他戴上安全帽，回到工位上。他站在那里，没有走过去。他翻墙出去了。

裤腿的破洞在膝盖处，风灌进去，凉飕飕的。他回到车上，发动，开了一段，停下来。他坐在驾驶座上，把座椅放平躺下来。他闭着眼，想着那些工人。他们有的比他年轻，有的比他大。他们背井离乡，在工地上干着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吴德胜拖欠他们的工资，他们不敢告，告了也没用。

他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不知道他们家里还有没有人在等他们回去。他知道他们在工地的某个角落里。头上没有灯，他在一个有灯的地方替他们写材料。吴德胜不是欠他们钱，是欠他女儿一条命。

他不是来讨薪的，他是来讨债的。那些工人的钱他自己还不了，他只能把吴德胜交给劳动监察大队。劳动监察大队会让他把钱吐出来，哪怕吐不出来，也会把他列入失信名单。列入黑名单的那一刻，他的工程资质会受限制。不能在本地投标，不能接新项目。

他的公司会慢慢死掉，他的工人会陆续离开，他的合作伙伴会一个接一个地跟他解约。他会变成一个没人敢合作的老赖，没有人会同情他。谁让他欠的债太多了，还不起。他得还，还到陈念考上大学，还到她工作、结婚、生子。还不完。他不用还了，他在等死的那个人替他兜底。不是命，是钱。他欠的，他替他还。不对。

陈实开始整理那些工人的投诉材料。打印出来，装订成册。他一页一页地看，有的字迹模糊，有的语句不通顺，有的只有短短的几行——“干了几个月没拿到钱，老板跑了。”他读了那些字，在每一条旁边标注日期、项目名称。他把那一组没有签名的纸折了几折，塞进信封。

他不会寄，他联系不上工人本人。他联系上了也不一定愿意实名举报，他们不实名，劳动监察不会立案。他去了一趟劳动监察大队，在信访窗口坐了一下午。前面的人一个一个地走，终于轮到他。

他把材料递进去，窗口里面的人翻了翻，说“这些材料没有署名，我们不能受理”。他说“我知道，我只是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对方说“需要工人本人来投诉，或者提供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他没有，他没有那些东西，他只有一张嘴。

他走出劳动监察大队，阳光刺眼。他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根烟，没抽，看着它烧完。他把烟头扔进垃圾桶，走下台阶。口袋里还有几个工人的手机号，他不敢再打了。他们不会接，他也不想再骗他们。

他回到出租屋，打开笔记本，翻到“吴德胜”那一页。他在“工人”旁边又加了一个问号，把那一页折了一个角。合上笔记本，他不知道该写什么。他又打开，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也许可以从监理入手。”

他把笔记本放在桌上，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他不知道怎么入，监理不接他电话。他换了一个号码打过去，关机。

他又换了一个，通了。他说“你好，我是吴德胜项目上的工人，想跟你反映一下情况”。对方说“你打错了”。挂了。他没有再打。

陈实感到疲惫。不是身体的疲惫，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怎么都赶不走的疲。他坐在沙发上，不想动。天黑了，他没开灯。他闭着眼，听到冰箱嗡嗡响。他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睁开眼，看不清外面的路灯。

他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光漏进来。他站在窗前，看着楼下那棵槐树。叶子快落光了，枝干光秃秃的，在路灯下像一幅素描。他盯着那棵树，想不出办法。他的头很重，靠在窗户玻璃上，凉的，他不想动。

他站着站着，快要睡着了。他打了一个激灵，醒过来，去洗了把脸，水是凉的。他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胡子长了，眼睛下面黑眼圈很重，嘴唇干裂。他看了几秒，把水擦干，走出卫生间。

他回到书桌前，坐下。把那几个工人的手机号抄在一张纸上，按项目分类，不知道哪个项目是吴德胜干的。他在网上搜过这些项目的施工单位，有的不是吴德胜挂靠的那家公司，他不知道，工人也许也分不清，他们只知道自己给谁干过活。

老板叫吴德胜，公司名字记不住。他按那个名字搜过，搜出来好几条信息。他一条一条地看，用笔圈出可能性最大的那条。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他走到门口，换了鞋，拿起钥匙，出门。

他下到一楼，楼道里的灯亮了一下又灭了。他跺了一脚，又亮了。他走出单元门，路灯还亮着。他站在楼下，不知道要去哪里。他上了车，发动，没有开走。他在驾驶座上坐着，手搭在方向盘上，拇指摩挲着方向盘套的缝线。

那道线已经开了，他没有缝。他想，也许缝不缝都一样，开了也能开。他需要找到那把钥匙，不是车的，是吴德胜那扇门的钥匙。他不知道钥匙长什么样，也许是一张工资条，也许是一段录音，也许是一笔银行转账的截图。

他不知道去哪里找，他在黑暗里摸索，摸到一只手，不是吴德胜的，是他女儿的。他的手很小，他的手很大。他握着那只小手，在黑暗里站了很久。

手凉了，他不知道怎么把它捂热。他把它捂在手心里，自己先凉了。他还在捂，他不知道自己在捂什么，也许是一扇永远不会开的门，他站在门外等。门不会开了，他还站在那里。他就是那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