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马票折成的纸飞机
1937年7月7日。
那天季安在跑马场赢了二十块大洋，正得意。他把马票折成纸飞机——他一贯的做法，赢了就折飞机扔掉，说是“钱花出去了才是自己的”——刚要松手，沈知秋突然从人群里挤过来。
“少爷，出事了。”
“怎么了？”季安手里的纸飞机还没脱手。
“卢沟桥。日本人打过来了。”
季安的手僵住了。那张折成飞机形状的马票从他指间滑落，轻飘飘地落在地上，被风一吹，滚到了路边。他接过沈知秋递来的报纸，头版头条，黑体大字，每一个字都像是烙在纸上。
他的手微微发抖，但他很快控制住了。“回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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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他没回家。他骑马跑到报社去找宋词。
报社的灯还亮着。宋词坐在桌前写稿子，桌上摊满了报纸，满满当当的都是同一个消息——卢沟桥、卢沟桥、卢沟桥。她的眼圈红红的，桌上那杯茶早就凉了，一口没动。
季安站在门口，没进去。
“你知道了？”宋词没回头，但听出了他的脚步声。
“嗯。”
沉默。夜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得桌上的稿纸沙沙作响。
季安走进去，在她对面坐下。桌上还有一盒没拆封的桂花糕——他昨天送来的。他盯着那盒桂花糕看了几秒，忽然开口。
“我想去参军。”
宋词的笔停了。她没回头。季安看见她的肩膀轻轻颤了一下。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很轻：“你想好了？”
“想好了。”
“你家里同意吗？”
“不同意也得同意。”
宋词把笔放下，慢慢转过身。她的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她看着季安，季安也看着她。
“什么时候走？”宋词问。
“月底。”
宋词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到抽屉前，拿出一个盒子，递给他。
季安打开。一块怀表。银色的表壳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表盖上刻着一行小字——“平安归来”。
“这是我在伦敦买的，”宋词说，声音有点抖，但她还是笑了一下，“本来想留着当嫁妆的。先借你，回来还我。”
季安握着表，看了她很久。他想起第一次见她，她站在咖啡馆门口，手里捧着桂花糕，被撞掉了，心疼得直叹气。想起她说“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行，”他说，“回来还你。”
他把怀表揣进贴身的衣袋里，站起来。
“宋词。”
“嗯？”
“等我回来。”
他转身走了，走得很快，没有回头。
宋词站在门口，看着他翻身上马，消失在夜色里。她站了很久。桌上的桂花糕还没拆封。她走回去，拆开纸盒，拿起一块，咬了一口。
凉的。不甜了。
她坐下来，继续写那篇没写完的稿子。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她没有哭，但她握着笔的手，一直在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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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季安没有来报社。
第三天也没有。
第四天，周明远拿着一张报纸走进来，放在宋词桌上。
“老板，季少爷上报纸了。”
宋词低头一看——《津沽日报》第三版，豆腐块大小的一条消息：“季家二公子弃商从军，考入黄埔军校。”旁边配了一张照片。季安穿着新军装，站得笔直，对着镜头笑。还是那种漫不经心的笑，但眼神不一样了——以前是散的，现在是聚的。
宋词看了那张照片很久。她把报纸折好，放进抽屉里。抽屉里已经有三样东西了——一块桂花糕的包装纸、一张皱巴巴的薄荷糖纸，还有那本淡蓝色封皮的诗集。
都是他给的。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天津的天空灰蒙蒙的，好像要下雨了。
“季安，”她对着空气说，“你欠我一盒桂花糕。回来还。”
没有人回答她。
远处的码头传来一声汽笛，长长地，拖曳在初秋的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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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南京。
杜若飞坐在办公室的皮椅上，面前也摊着那份《津沽日报》。他的目光落在那张照片上，落了好一会儿。
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帮我查一下，季家二少爷报考的是黄埔哪一期。还有，他什么时候走。”
电话那头应了一声。杜若飞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不是要做什么。他只是想知道。
窗外的南京城热得像蒸笼，知了叫得人心烦。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街上人来人往。
宋词不会选他。他早就知道了。从她回国的第一天，从她去天津而不是南京的那天，他就知道了。
但他还是想确认一件事——季安这个人，到底靠不靠得住。
如果靠得住，他认。如果靠不住，他不会放手。
杜若飞把窗户推开，热浪扑面而来。他没有退开，就那么站着，让热气蒸着他的脸。
“宋词，”他低声说，“你可别选错人。”
天津。黄埔军校。
季安报到的那天，天气热得要命。他拎着一个帆布包，站在操场上，周围全是跟他一样的新学员，有的比他大，有的比他小，有农民家的儿子，有工人家的儿子，也有像他一样出自富家的。
一个黑塔似的汉子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就是季安？”
“你是？”
“程砚秋。”那人伸出手，“以后一个宿舍的。听说你是天津季家的？有钱人家的少爷，吃得了苦吗？”
季安握住他的手，笑了：“吃不了也得吃，来都来了。”
程砚秋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行，这话听着顺耳。走，去宿舍。”
两个人并肩走向宿舍楼。操场上有人在喊口号，一声接一声，震得人耳朵嗡嗡响。
季安回头看了一眼校门外的方向——那是天津的方向，是宋词的方向。
然后他转过头，大步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