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赵国强来了
电话是周俭打的。
第二天上午，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那张纸条，号码已经拨出去了。林穗坐在他旁边，小天的房间门关着，电视关着，整个屋子安静得能听到电话那头“嘟——嘟——”的等待音。
响到第四声的时候，对面接了。
“喂？”一个男人的声音，有点沙哑，带着浓重的口音，像是本地人。
“请问是赵国强……赵警官吗？”周俭的声音有点紧，林穗伸手握了握他的膝盖。
“我是。你是哪位？”
“我叫周俭。是……是那套房子的房主。东街六号楼六楼的那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赵国强的声音变了，从公事公变的客套变成了某种更认真的东西，像是坐直了身体。
“你终于打过来了。我给你的纸条留了三天了。”
“不好意思，我们在考虑要不要打。”
“考虑什么？”
周俭看了看林穗。林穗冲他点了点头，意思是“说”。
“考虑你想干什么。”周俭说。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笑，不是那种开心的笑，是一种“果然如此”的笑。赵国强说：“我想干什么？我想上去看看。阁楼。我知道你们家有个阁楼，十六年前我就想上去，但被拦下来了。我现在退休了，没人拦得住我了。”
周俭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你要看什么？”
“看看上面有没有……有没有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你知道什么东西。”
这句话像一颗钉子，直直地钉进了周俭的胸口。他张了张嘴，想说“不知道”，但说不出来。他确实不知道阁楼上有什么——那些刻字是谁写的，那张折叠床是谁铺的，那个碎花枕套是谁放上去的。但他知道一件事：阁楼上有东西。有一个人留下的东西。有一个人在这里活着、饿着、刻着字、写着信，最后死在这里的证据。
“你什么时候来？”周俭问。
“今天下午。两点。”
“这么快？”
“我七十多了，没那么多时间等了。”
电话挂断了。周俭把手机放在茶几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低着头，盯着地板上的裂缝。林穗把手放在他后背上，他动了一下，但没有躲开。
“他说什么？”林穗问。
“下午两点来。”
林穗看了看墙上的钟，十一点半。还有两个半小时。她站起来，走到厨房，开始做午饭。没有做什么复杂的，就是煮了一锅面，青菜肉丝面，汤底用昨天剩的红烧肉汤，又浓又香。她盛了三碗——一碗给周俭，一碗给小天，一碗放在灶台上。
周俭吃面的时候一直没说话。他吃得很快，呼噜呼噜的，像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是为了品尝味道。小天吃得很慢，一根一根地吃，吃到青菜的时候把菜叶子从面条里挑出来，单独放在碗沿上，然后再一根一根地吃。
林穗吃了两口就吃不下了。她把筷子放在碗上，看着那碗面汤表面上飘着的油花，脑子里一直在想“赵国强”这个名字。她要见一个警察。一个办过这个案子的警察。一个十六年前就想上阁楼、但被拦下来了、现在退休了、没人拦得住了的警察。
她想问他：十六年前你为什么不上来？你为什么让他们拦住了？你知道上面有人吗？你知道她在上面待了多久吗？你知道她写下“有人记得我吗”的时候，你正在楼下走来走去、和别的警察说话、量这个量那个、拍照、做笔录，但她就在你头顶上，你只要抬头——只要有人抬头——就能看到那个洞，就能听到她在拍地板。
但你也没有抬头。
林穗把那碗面倒掉了。水槽里，面条和青菜混在一起，汤水流进下水道，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她打开水龙头冲了很久，把残渣冲得干干净净，然后用抹布擦干了水槽。
她不知道自己在埋葬什么。
下午两点，门铃准时响了。
林穗去开的门。门口站着一个老头，不，不能说“老头”——七十多岁，腰板还挺得很直，头发全白了，但理得很短，像刚剃过不久。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衫，拉链拉到最上面，领口竖起来。脸上的皱纹很多，但眼睛很亮，不像七十多岁的人的眼睛。
“周俭？”他看了看林穗。
“我是他爱人。赵警官？”
“赵国强。叫我老赵就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证件，打开给林穗看，动作很熟练，像是退休了还保持着这个习惯。证件上的照片是十几年前的了，头发还是黑的，但脸型和现在差不多，瘦长，颧骨很高。
林穗侧身让他进来。他走进客厅，换鞋的时候弯腰费了点劲，扶着墙才把鞋脱下来。林穗注意到他的鞋是老式的军用皮鞋，鞋头磨得发白，鞋带系得很紧，每一个孔都穿过去了。
周俭从沙发上站起来，两个人握了握手。赵国强的手劲很大，握得周俭的手指都白了。
“坐。”周俭说。
赵国强坐下来，没有四处张望，而是直接看向走廊尽头的那个梯子。木板盖着，洞口封得严严实实的，但他就是看着那里，目光像一根线，把那块木板和下面的地板连在一起。
“能上去看看吗？”他问。
周俭看了看林穗。林穗点了点头。
三个人走到走廊尽头。赵国强仰头看着那块木板，没说话。他伸出手，摸了摸梯子的第一根横木，手指在上面停了一下，然后收回来。
“我先上去。”他说，“你们在后面。”
他爬得很慢。每踩一根横木都要停一下，确认木头能吃得住他的体重。膝盖弯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咔嗒”声，像老化的齿轮在转动。爬到第七根的时候他喘了一口气，把木板顶开，脑袋探了进去。
他看了很久。
林穗站在梯子下面，看不到他的表情。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白头发在洞口的光里显得很亮，像一顶发光的帽子。他保持那个姿势至少有一分钟，没有动，没有出声，连呼吸声都听不到了。
然后他爬了进去。
周俭跟在后面，然后林穗。
阁楼里很暗。赵国强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光柱在墙上扫了一圈，然后停在了那面刻满了字的墙上。
“妈妈，我饿了。”
“今天有人来了。楼下有人。但他们听不到我。”
“我的腿没力气了，站不起来。”
“我好冷。”
“妈妈你在哪。”
“我想学会做饭。”
“有人记得我吗？”
最后那行字——“有人记得我吗”——刻得最深，光打在上面，阴影陷进笔画里，像一滴滴进木头里的眼泪。
赵国强的手电筒慢慢地垂下去了。光落在地上，照出折叠床的一角，褥子的边缘，那个碎花枕套上的小雏菊。
他把手电筒关了。
阁楼里重新陷入黑暗。
然后林穗听到了一个声音。不是说话的声音，是一种更古老的、更原始的声音——是一个人在用力地吸气，然后又用力地呼出来，像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卡了很久，终于被气流冲开了，发出粗糙的、沙哑的、像砂纸打磨木头的声音。
赵国强在哭。
他没有出声哭。他只是站在黑暗里，站在这面墙前面，站在这个十六岁的女孩刻下最后一行字的地方，无声地、用力地、把肺里所有的空气都挤出来，然后又吸进去，再挤出来。
林穗站在他身后，没有说话。周俭站在她旁边，她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了。
过了很久，赵国强开口了。
“那年我三十八。”他说，声音很低，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刚调到刑警队。这个案子是我接的第一个大案。一家三……一家四口，死了三个。不对，是死了四个。”
他停顿了一下，在黑暗中伸手摸了摸那面墙。
“我到现场的时候，法医已经到了。楼下拉了一圈警戒线，围观的群众很多。我做了笔录，拍了照片，量了血迹的位置。我还在楼下转了转，问了邻居几个问题。有一个老太太……王什么的，对，姓王，她跟我说这家还有一个女儿。我记下来了，写进了报告里，后来……后来就找不到了。”
他的手在墙上慢慢地滑，从最上面的“妈妈，我饿了”一直滑到最下面的“有人记得我吗”。
“我不知道她在上面。”他说，“没有人告诉我。也许有人知道，也许有人猜到了，但没有人说。”
他停了一下，手停在“我饿了”三个字上面。
“她饿的时候，我可能正在楼下吃盒饭。那天中午吃的什么我记得很清楚，青椒肉丝盖饭，酱油放多了，咸。”
阁楼里安静得像一座坟墓。
“后来报告被打回来了。上面说‘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我写了一份补充报告，把阁楼上的生活痕迹写了进去，把那个老太太说的话写了进去，把我自己的怀疑也写了进去。那份补充报告被压下来了，没有人看过。我在档案室找过，找不到了。不知道是被谁拿走的，还是被销毁了。”
他把手从墙上放下来。
“我现在退休了。”他说，“没有人能压我的报告了。我可以重新写一份，交上去，让他们把她的名字加上去。她不是‘失踪’，她是死在这儿的。她是被害的，不是被凶手害的，是被所有人害的。”
林穗听到“所有人”三个字的时候，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所有人。包括你和我。包括王阿姨。包括那些在楼下走来走去、没有人抬头的警察。包括那些写了新闻却没有写上她名字的记者。包括那些知道了这件事、但什么也没有做的邻居。
所有人。
“赵警官。”林穗开口了，声音在黑暗里显得很轻，像一根线，细得随时会断，“如果你重新写报告，会把她……会把她带走吗？”
“带走？”
“她的……遗骨。还在阁楼下面。你上次说要挖开地板。”
赵国强沉默了很久。
“如果她还在下面，”他说，“就应该让她出来。她困在这里十六年了，不应该再困下去了。”
林穗觉得自己的心脏被一只手攥住了。她知道赵国强说得对。陈小柔的遗骨埋在阁楼下面，她的身体被困在这里十六年，她的魂魄也被困在这里十六年。她应该被挖出来，被安葬，被写进档案里，被刻在墓碑上，被任何人记住。
但她不想让她走。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一样扎进林穗的心里。她知道这是自私的。陈小柔不是她的女儿，不是她的亲戚，甚至不是她认识的人。她只是一个死在这套房子里的、十六岁的、和她没有任何关系的女孩。
但她教小天写作业。
她给小天的绘本贴纸条。
她趴在折叠床上，用一颗不知道从哪找来的大白兔奶糖，笨拙地表达“谢谢你”。
她在柜门里多放了一副碗筷，以为自己不会被发现。
她煮粥、切菜、刷马桶、叠抹布、拉窗帘，做所有这些微小到不值得提起的事情，只为了证明一件事：我在这里。我还在这里。我还想在这里。
“赵警官，”林穗说，“能不能……再给一点时间？”
“什么时间？”
“让我跟她说说话。让她做好准备。”
赵国强在黑暗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听到了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又像是从他自己的胸腔里挤出来的。
“三天。”他说，“三天后我带人来。”
他转过身，走向洞口。光从洞口涌进来，把他的身体切成一个黑色的剪影。他弯腰钻进了洞口，踩上梯子，一级一级地往下走。木头在他的体重下发出有节奏的呻吟，像一段被放慢了的哀歌。
林穗和周俭在阁楼上站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