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赵国强第二次来
“姐姐说，她还会回来的。”
林穗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她哭得三天过得很快。
林穗每天早上都会在灶台上留一碗粥，每天晚上都会在灶台上留一碗饭。有时候是蛋炒饭，有时候是面条，有时候是馒头和一碟小菜。她不再写纸条了，因为她觉得陈小柔不需要了。她们之间已经不需要纸条了。
陈小柔也没有再写纸条。
但灶台上的碗每天都会被洗干净，碗筷会整整齐齐地放回柜子里，抹布会被叠成一个小方块放在水龙头旁边。没有纸条，没有留言，没有任何多余的字。只是一种习惯，一种默契，一个不想说再见、一个不想问什么时候再见的人之间的默契。
第三天早上，林穗在灶台上放了一碗豆浆和两根油条。
油条是她一大早去楼下买的，老陈家的油条炸得又脆又香，每天只炸一锅，卖完就没了。她六点就起床了，天还没亮，骑着小电驴去排队，排了二十分钟才买到。回来的时候豆浆还是热的，她倒在大碗里，加了一小勺糖。
她站在灶台前，看着那碗豆浆和油条，忽然想起一件事——陈小柔吃过油条吗？她妈会不会偶尔给她买一次？她爸会不会在喝早酒的时候掰一段给她？她十六年没吃过东西了，她会不会已经忘了油条是什么味道？
赵国强说今天带人来。
林穗不知道“带人来”是什么意思。带一个法医？带一个施工队？带一把铁锹和几个编织袋？她不敢想。她只知道今天之后，这栋房子会少一些东西。不是少了一个人，是少了一个存在的证明，一个十六年里唯一的、倔强的、不肯散去的证据。
上午十点，门铃响了。
周俭去开的门。门口站着赵国强，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个年轻男人，三十出头，穿着深色的夹克，手里提着一个工具箱。一个中年女人，四十多岁，短发，戴眼镜，穿着一件白大褂——不，不是白大褂，是那种实验室里穿的外套，浅蓝色的，袖子卷到手肘。
“这是我的同事，小刘，法医。这位是李姐，殡仪馆的。”赵国强介绍得很简短，像是怕说多了会让人觉得他心虚。
周俭侧身让他们进来。三个人换了鞋——赵国强还是那双军用皮鞋，小刘穿的是运动鞋，李姐穿的是黑色的软底鞋。李姐手里还提着一个袋子，黑色的，看不出里面装了什么。
林穗站在客厅里，看着这三个人走进来。她的目光在李姐的袋子上停了一下，然后迅速移开了。
“阿姨好。”李姐冲她点了点头，声音很轻，像是不想惊动什么。
“你好。”
赵国强看了看走廊尽头的那块木板。“上去吧。”
五个人——加上周俭——浩浩荡荡地走向阁楼。走廊从来没有站过这么多人，空气变得拥挤，像一间装满了东西的房间。林穗走在最后面，她的脚步比所有人都慢，每走一步都想停下来，但每走一步又被身后的人推着往前。
赵国强先爬了上去，然后是小刘，然后是李姐。周俭在梯子下面站了一会儿，回过头看了看林穗。
“你上吗？”他问。
“上。”
她爬了上去。周俭跟在后面。
阁楼从来没有站过这么多人。五个人挤在里面，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小刘打开了工具箱，从里面拿出一个头灯戴在头上，光柱扫过墙壁、天花板、地板。他蹲下来，用手敲了敲地板，声音很实，不像空心。
“应该在下面。”他说。
李姐从袋子里拿出几个白色的塑料布，铺在地上。她没有说话，动作很利索，像是在做一件做过很多遍的事情。林穗看着她把塑料布一块一块地铺开，四个角用胶带固定住，然后在塑料布上放了一个银色的、像铝箔一样的东西——尸袋。
林穗别过了头。
小刘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小型的撬棍，开始撬地板。第一块木板被撬起来的时候，发出一声尖锐的、撕裂般的声响，像一块皮被人从身上撕下来。林穗的整个身体都跟着那声响抖了一下。
一块，两块，三块。
木板被撬开，露出底下的水泥和木梁。灰尘在头灯的光柱里飞舞，密密麻麻的，像一群受惊的飞虫。小刘把手电筒往洞口里照了照，然后伸出手，在里面摸了一下。
他的手停住了。
“有了。”他说。
赵国强蹲下来。林穗看不到他的表情，只能看到他的后背，深蓝色的夹克衫，肩膀微微颤抖。
小刘把手从那洞口里抽出来。他的手心里握着一小截骨头，很小的，比手指还短，像一节干枯的树枝。颜色发黄，表面粗糙，像一块被风化了的石头。
肋骨。
林穗的脑子里“嗡”的一声。
那是陈小柔。那是她饿了很久、瘦得不像话、在墙上刻了“我好饿”之后没多久就倒下了的身体的一部分。那不是骨头，那是她。是她存在过的证据。是她在人间最后的、也是最真实的、除了墙上的字以外唯一剩下的东西。
赵国强接过那块骨头，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他的手很稳，没有抖，但林穗看到他的眼睛红了，像是有眼泪要掉下来，但在眼眶里转了几圈，又被他忍回去了。
“继续。”他说，声音沙哑。
小刘又把手伸进去，这一次拿出一块更大的，是腿骨。然后是更多的骨头，一根一根的，被从那个黑暗的、狭窄的、埋了十六年的空间里取出来，放在白色的塑料布上。李姐把它们排好，按照身体的顺序，头骨在最上面，肋骨在中间，腿骨在最下面。像一幅用骨头画出来的人体图。
林穗看着头骨被放在塑料布上的时候，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头骨很小。比正常成年人的头骨小一圈，像一个没发育完全的孩子。眼眶是两个黑洞，鼻子是一个三角形的缺口，牙齿还完整地嵌在牙床上，微微发黄，像一排小小的贝壳。
她十六岁。她死的时候十六岁。她的头骨应该再大一点的，她的身体应该再高一点的，她的牙应该再白一点的。但她没有机会了。她永远停在了十六岁，停在了这个头骨的大小里，停在了这堆骨头的形状里。
从那以后，无论过多少年，她都不会再长大了。
李姐把最后一块骨头放好，站起来，脱下手套。
“齐了。”她说。
赵国强蹲在那堆骨头前面，低着头，一动不动。过了很久，他伸出手，轻轻地碰了碰头骨的额头。动作很轻，像在摸一个小孩子的头。
“小柔，”他说，“赵叔叔来接你了。”
阁楼里没有人说话。
小刘把撬下来的木板重新盖回去，用锤子敲了敲，恢复原样。他把工具收进工具箱，拉上拉链。李姐从袋子里拿出一个黑色的袋子，把白色的塑料布连同上面的骨头一起包起来。她很小心，每包一层都要把边角折好，像在包装一件易碎的礼物。
林穗看着那个黑色袋子被拉上拉链，然后被李姐提起来。
“我带走了。”李姐说，声音还是那么轻，“火化之后会通知你们。”
“通知我们？”周俭问。
赵国强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她是你们家的人。你们住在这里，她算是……算是你们的家人。火化之后，骨灰你们来认领。如果你们不要，就放在殡仪馆，时间长了就处理掉了。”
“我们要。”林穗说。她用了“我们”，但她说的“我们”是谁，她自己也说不清。是她和周俭？是她和小天？是她和陈小柔？还是她、周俭、小天、陈小柔，四个人，一套房子，一个家庭，不管活着的还是死了的，不管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
赵国强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太多东西——感激、愧疚、心疼、释然、不知如何开口。他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两个字：“谢谢。”
这三个字不应该由他来说，但他还是说了。
李姐提着袋子下了阁楼。她的脚步声很轻，软底鞋踩在木梯上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像一只猫在走路。然后是关门声，轻轻的，像怕打扰到什么人。
赵国强没有走。他站在客厅里，看着走廊尽头那个被重新盖好的木板，站了很久。
“还有一件事。”他说。
“什么？”
“关于她爸妈和弟弟的案子。”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林穗，“这是我重新写的报告。我把她的名字加进去了。她不是‘失踪’，她是被害。我把她的死因写成了‘饥饿导致的器官衰竭，因被遗弃在阁楼上无人发现’。”
林穗接过信封，没有拆开。
“这份报告，我会交到上面去。”赵国强说，“十六年了，应该有一个交代。”
他走到门口，穿上那双军用皮鞋。系鞋带的时候他的手有点抖，系了两遍才系好。他站起来，看了看这间屋子——客厅、折叠桌、两把椅子、小天房间关着的门、厨房灶台上那碗已经凉了的豆浆和两根没动过的油条。
“你们一家，”他说，“是好人。”
然后他走了。
门关上的时候，屋子里重新变得安静。周俭站在那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像是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林穗拿着那个信封，站在客厅中央，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里。
小天从他房间里出来了。
他走到林穗面前，仰头看着她，手里拿着那本鲸鱼绘本，翻到了深海那一页。鲸鱼在黑暗中游着，周围什么都没有。
“姐姐走了。”他说。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林穗蹲下来，看着他。“你怎么知道的？”
小天低下头，用手指摸了摸那只鲸鱼。他的动作很慢，很轻，像是怕把纸摸破了，又像是在告别。
“她跟我说再见了。”他说，“在心里说的。”
林穗抱住小天。她没有哭，只是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下巴抵在他的头顶上。小天没有挣扎，这是第一次，他没有在林穗拥抱他的时候缩回去。他站在那里，让林穗抱着，手里还捏着那本鲸鱼绘本。
过了很久，他说话了。
“妈妈。”
“嗯？”
很安静，没有声音，只有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落在小天的头发上，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那本画着鲸鱼的绘本上。
海是圆的。
游得再远，也会游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