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搬家

搬家那天是个阴天。

林穗早上五点半就醒了，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雨声。雨不大，打在窗户上沙沙响，像有人在用手指甲轻轻地刮玻璃。周俭还睡着，呼吸声很沉，一只胳膊搭在被子外面。林穗把胳膊放回被子里，轻手轻脚地下了床。

小天也醒了。她推开他房间门的时候，小天已经坐起来了，抱着那本鲸鱼绘本，眼睛看着窗户。窗帘没有拉严实，一道灰蒙蒙的光漏进来，正好落在他脸上。

“搬家了。”林穗说。

小天没说话，低头翻了一页书。

林穗已经习惯了他这样。八岁的孩子，别家的早就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了，小天还是这样，一天说不了十句话。幼儿园的老师说他“社交障碍”，建议去做评估。后来评估结果是自闭症谱系，医生说“轻度，但需要干预”。她那时候哭了一场，周俭什么都没说，只是把评估报告折好放进口袋里，第二天请了假带小天去市里找康复机构。

康复课很贵。一节课一百二，一周三节，一个月一千四百四。林穗在超市收银，一个月到手两千八，周俭在工厂，三千出头。房租一千，吃饭一千，小天的课一千四百四，每个月都是负数。

所以凶宅。

凶宅两个字，对别人来说是毛骨悚然的故事，对林穗来说是一个数字——一个能让每个月收支平衡的数字。她不是不怕，是没有资格怕。

面包车八点半到楼下。周俭叫了他工友老吴来帮忙，老吴开着一辆五菱宏光，车斗里还放着两箱矿泉水。林穗把东西一件一件往下搬，小天跟在后面，手里始终抱着那本鲸鱼绘本。

“就这些？”老吴看了看地上的箱子，有点不敢相信。

“就这些。”林穗笑了笑。

她和周俭结婚十年，搬家搬了四次。每次搬家都会扔掉一批东西，扔到最后剩下的，都是扔不掉的。小天的绘本扔不掉，周俭的工具箱扔不掉，她妈留下的那床被子扔不掉。三箱衣服，两袋锅碗瓢盆，一箱杂七杂八，加上一张床垫、一张折叠桌、两把椅子，就是全部家当。

老吴没再说什么，弯腰搬起一个箱子，往楼上走。

面包车装了两趟，第三趟只剩一张折叠床。林穗说她自己来，让老吴先回去吃饭。老吴看了看那栋楼，又看了看六楼的窗户，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嫂子，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林穗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

那件事，整条街都知道了。她搬进来之前，楼下卖早点的老陈就拉着周俭说了一通，什么“那家人死得惨”“那个男的中邪了”“晚上路过那栋楼都觉得冷”。周俭听完“嗯”了一声，买了两根油条走了。

林穗觉得，比鬼更可怕的，是活人的嘴。

她一个人把折叠床扛上了六楼。

折叠床不重，但很长，在楼梯转角处卡了好几次。她一节一节地往上挪，每到一个楼层就停下来喘口气。走到四楼的时候，她听到身后有人开门。

“你是新搬来的？”

一个老太太站在门口，头发花白，围裙上沾着面粉。她手里端着一个碗，碗里是刚调好的肉馅。

“对，六楼的。”林穗喘着气说。

老太太往上看了看，表情变了。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她看了林穗几秒钟，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碗，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我姓王，住这层。”老太太最后说，“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

“谢谢王阿姨。”

老太太没有再说下去，端着肉馅关上了门。林穗听到门里面传来一声叹气，很轻，但她听见了。

她把折叠床搬上六楼的时候，周俭已经把东西都搬进了屋里。客厅还是那个客厅，墙纸还是那些墙纸，但东西放进去之后，好像活了一点。折叠桌靠在窗边，两把椅子面对面放着，小天把那箱绘本一本一本地摆在桌子上，按颜色排成一排。

“小天，那是吃饭的桌子。”林穗说。

小天没理她，继续排绘本。

林穗没再说。她在超市收银的时候学会了挑顾客——有些人是听得进去话的，有些人听不进去。小天属于后者，不是故意不听，是真的听不见。他的耳朵没问题，但他的大脑有自己的频率，别人的声音在那个频率之外。

她把折叠床搬上了阁楼。

阁楼还是老样子。灰还在，那个破褥子还在，墙上的字还在。林穗把折叠床靠墙支起来，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抹布，蹲下来擦地。

她擦得很仔细。从最里面的角落开始，一点一点往外擦。灰很厚，抹布擦两下就得洗，水桶里的水很快就变成了黑色。她换了一次水，又换了一次，等到第三次的时候，水终于清了一些。

擦到那堆杂物的时候，她停下来看了一眼。藤箱烂了一半，箱盖塌了，露出里面几件旧衣服。衣服发霉了，黑一块绿一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她伸手把藤箱往外挪了挪，想看看底下有没有什么。

底下是一本笔记本。

笔记本不大，比巴掌大一圈，封面是那种老式的塑料皮，红色的，已经褪成了粉色。她拿起来翻了翻，纸页发黄发脆，边角卷起来了，但字还能看清。

笔迹很稚嫩，像是小孩子写的。

扉页上写着：陈小柔，初一（2）班。

林穗的手指停在那一行字上。

陈小柔。

新闻里那个女儿。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翻开了。

第一页写的是日记。日期是十六年前的某一天，九月三号。

“今天开学了。新学校很大，我找不到教室。后来是同桌带我去的，她叫张欣怡，人很好。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不敢拿太多，怕同学笑话我胖。”

林穗盯着“胖”字看了很久。

她想起墙上那行字——“妈妈，我饿了”。

一个饿了很久的人，怕同学笑话她胖。

她把笔记本合上了，没有继续往下看。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她已经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一个人的少女时代，那些细碎的、羞怯的、小心翼翼的心事。这些东西不应该被她看到，应该被那个女孩的妈妈看到，但那个妈妈已经死了。

林穗把笔记本放回藤箱旁边，没有带走。

她继续擦地。擦到墙边的时候，她看到那行字——“有人记得我吗？”

她伸出手指，在那行字旁边，轻轻摁了一下。

像是在回答，又像是在承诺。

楼下传来周俭的声音：“林穗！天线装好了！”

她应了一声，站起来，拎着水桶下了阁楼。

下午的时候，王阿姨上来了。

她端着一锅红烧肉，说“做多了，吃不完”。林穗看着那锅肉，肥瘦相间，酱色浓郁，一看就是炖了至少一个钟头。她接过来的时候，锅底烫得她差点扔掉。

“谢谢王阿姨。”她说。

王阿姨没走。她站在门口，往里看了看，目光在那面贴了墙纸的墙壁上停了一会儿。

“你们……晚上住这儿？”她问。

“对。”

“孩子也住这儿？”

“对。”

王阿姨沉默了。她张了张嘴，又闭上，最后说了一句：“晚上早点关门。窗帘拉好。”

林穗知道她想说的是什么，但王阿姨没说。这是一个经历过很多事情的老人才有的分寸感——她知道有些话说出来比不说更重，她知道提醒已经是最大的善意，她知道你没有回头路的时候，别人再多说什么都是残忍。

“好。”林穗说。

王阿姨走了。

林穗把红烧肉端到桌上。小天闻到了香味，从绘本里抬起头来，看了看那锅肉，又看了看林穗。

“吃肉。”林穗说。

小天拿起勺子，小心翼翼地舀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嚼，又舀了一块，放进林穗碗里。

林穗愣了一下。

小天很少这样做。他不是不会分享，而是不太能理解“别人也需要”这件事。在他的世界里，东西是他的，饭是他的，鲸鱼绘本是他的。但这一刻，他把那块肉放进了她的碗里。

“谢谢小天。”她说。

小天没看她，低头继续吃肉。

周俭从阳台上进来，把那根电视天线插好，拍了拍手上的灰。他看到桌上的红烧肉，问哪来的，林穗说楼下王阿姨送的。周俭“哦”了一声，坐下来，夹了一块肉。

“好吃。”他说。

“嗯。”

三个人围在那张折叠桌旁边，吃了一顿搬家饭。没有鞭炮，没有“乔迁之喜”的红纸，没有请客吃饭的亲戚。只有一锅红烧肉，一锅白米饭，和一个从楼下端上来、又端回去的空锅。

吃完饭，林穗去还锅。她敲了王阿姨家的门，敲了三下，没人应。她正准备走，门开了。

王阿姨站在门口，眼圈有点红。

“怎么了？”林穗问。

“没事。”王阿姨接过锅，“看了个电视剧，哭的。”

林穗没多问。她转身往楼上走的时候，听到王阿姨在身后说了一句：“小柔那孩子……小时候经常帮我剥毛豆。”

林穗停住了脚步。

她想回头，但王阿姨已经把门关上了。

那晚，林穗躺在床上，很久没有睡着。

周俭已经睡着了，打着小呼噜，一只脚伸出被子外面。她帮他把脚塞回去，翻了个身，面朝着墙。

她在想王阿姨那句话。

“小柔那孩子，小时候经常帮我剥毛豆。”

一个大人们都忘了的女孩，只有一个邻居还记得她小时候剥毛豆的样子。

她想起今天看到的那本笔记本，想起那个写着“初一（2）班”的扉页，想起那个怕同学笑话她胖的女孩。十六岁，和现在的她差不多的年纪——不，比她现在的年纪还小，她三十二了，那个女孩永远留在了十六岁。

十六岁是什么样的？她想了想自己。她十六岁的时候在干嘛？在镇上的中学读书，成绩中等，暗恋隔壁班一个打篮球的男生，最大的烦恼是脸上的青春痘。她从来没想过饿是什么感觉。饿是胃里发酸，是眼前发黑，是手抖得握不住笔，是在墙上刻“妈妈我饿了”却等不来一碗饭。

她闭上眼睛，翻了个身。

半夜，她听到楼上传来一声响动。

很轻，像是木板被踩了一下。

她睁开眼，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只有那朵皱巴巴的水渍，在黑暗中像一张模糊的脸。她屏住呼吸，等了很久。

没有再响。

也许是自己听错了。也许是老房子，木头热胀冷缩。也许是老鼠。

她这样告诉自己。

但她还是起来上了一趟厕所。路过小天房间的时候，她推门看了一眼。小天睡得很沉，被子被踢到了床下，她捡起来给他盖上。他又踢开，她又盖上。反复三次，她放弃了。

回床上之前，她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

厨房的灯是关的。灶台是冷的。一切都和她睡前看到的一样。

但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是害怕，是一种更奇怪的东西，像是被人从远处看着。不是盯着，就是看着，没有恶意，甚至带着一点小心翼翼。

她搓了搓手臂，回了房间。

这一次，她很快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