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收集证据
第六天,沈渡开始正式收集证据。
他需要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时间、地点、人物、行为、频率、证人。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足够把一个人从神坛上拽下来的全部。前世他打过一场官司,对方律师输掉之后跟他说了一句话,他一直记得:“你不是比我聪明,你是比我准备得多。”
他现在就在准备。
午休时间,大部分学生都在宿舍睡觉或者偷偷玩手机。走廊很安静,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嗡鸣,清洁工推着拖把从走廊尽头慢吞吞地走过去,拖把在地上留下一道湿痕,很快被穿堂风吹干了。
沈渡推开学生会办公室的门。这间办公室很小,只有两张桌子、一个铁皮文件柜和一面贴满了通知的黑板。窗帘是拉着的,光线很暗,空气里有股旧纸和墨水混在一起的味道。
他知道赵启明午休的时候不来这里——赵启明要维持“和同学打成一片”的形象,午休都在宿舍聊天。这半个小时,办公室是空的。
他走到文件柜前,拉开第一层抽屉。里面是上学期的学生会资料——竞选演讲稿、活动策划案、会议记录,按时间顺序用长尾夹夹着,分类很清楚。沈渡翻开会议记录,一页一页地看。他对会议内容本身不感兴趣,他在找名字。赵启明、林若溪、方浩——这三个名字在学生会文件里出现的频率、位置、上下文,可以告诉他很多事。比他更早进入学生会的是赵启明,从初一开始就参与学生活动。林若溪是初二加入的,宣传部门。方浩的名字没有出现。
他拿起手机,对着每一页有赵启明签名的文件拍照。闪光灯在昏暗的房间里亮了一下,又亮了一下,把纸面上的字迹照得分毫毕现。赵启明的签名很工整,横平竖直,收笔处有一个小小的回锋——一种不经意的、习惯性的修饰。沈渡放大了照片,端详那枚回锋。一个人的签名藏着他想让别人看到的自己。
他把文件原样放回,关上抽屉,走出办公室。走廊里拖地的阿姨抬头看了他一眼,他没看她,快步回了教室。
教室里有几个趴在桌上睡午觉的同学,呼吸声此起彼伏。阳光从窗户斜斜地打进来,在黑板上切出一个明亮的四边形。沈渡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把手机里的照片导进优盘。他的动作很轻,鼠标点击的声音压得很低,混在午后的蝉鸣里,几乎听不见。
第七天,周六。
大部分学生都回家了,宿舍楼一下子空了大半。沈渡没有回家——他跟家里打电话说学校有补习。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很细,问他吃得好不好,他一一作答,语气平稳。挂了电话他在床边坐了很久,看着窗外的杨树发呆。前世他妈妈在他入狱第二年查出癌症,没钱治,从确诊到去世不到半年。他在牢里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糊纸盒,手没停,一直糊到天黑。
周日一早,沈渡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了一趟市里的旧货市场。
旧货市场在城西,一条窄巷子两边挤满了摊贩。有人在地上铺一块塑料布摆旧书,有人架一张折叠桌卖二手电器,有人面前只有几个纸箱子,里面什么都有——缺了键的键盘、锈掉的扳手、褪色的光盘。空气里混着油墨味、焊锡味和旧衣服闷出来的霉味。有个中年男人蹲在角落里吃炒面,一次性饭盒搁在膝盖上,筷子很短,夹面的时候要把手抬得很高。
沈渡沿着摊位一个一个看,最后停在一个卖二手电子产品的摊子前。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头发稀疏,额头上有块疤。他面前摆着几台旧手机、一堆充电器和一盘散装电池。沈渡蹲下来,挑了一支录音笔,外壳上有几道划痕,但开机之后一切正常。他又拿了一个小型的摄像头,只有火柴盒大小,可以夹在纽扣上。这种设备在2004年不常见,属于行业用品。摊主看了他一眼,大概觉得一个半大孩子买这些东西有点奇怪,但没有多问。
“多少钱?”
“录音笔八十,摄像头一百五。”
“两个一起,一百八。”
摊主想了想,点了点头。沈渡付了钱,把东西塞进书包最底层,拉上了拉链。书包底部有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他往里面推了推,让它们挨得更紧实些。
第九天,晚自习后。走廊里响起熄灯铃的时候,大部分学生已经回了宿舍,教学楼只剩下几个还在补作业的人。沈渡坐在教室里,面前摊着数学练习册,手里拿着笔,但他在等走廊里最后一盏日光灯熄灭。脚步声渐渐远去,谈话声消失在楼梯口。整栋教学楼安静下来,只剩下他头顶那盏日光灯发出低频的嗡鸣。
他站起来,关了灯,走出教室。教学楼后面有一间废弃的工具房,门锁是坏的,轻轻一推就开了。里面堆着破桌椅、发霉的拖把和一个锈迹斑斑的单杠底座。灰尘很大,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脚底的沙砾在水泥地上碾过的声音。他拿手电照了一圈,确认没人来过,然后把录音笔和摄像头放在一个倒扣的纸箱下面。接头的电线绕在纸箱底部,用绝缘胶带缠了两圈固定。红灯闪烁三下,进入待机状态。他用手试了试推门的角度,确认纸箱完全被门板遮住,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看不到那一圈反光的镜头。
接下来是等待。
他把今天的观察整理成文字,录进笔记本。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教学楼后面的空地传来一声野猫叫,很短促,像婴儿哭了一声又咽回去了。他合上笔记本,没有关手电。手电的光柱里,灰尘还在缓缓地浮沉。
第十一天,雨后初晴。操场上残留的积水倒映着蓝天和快速移动的云影,跑道边的白杨树被连日雨水洗得透亮,每一片叶子的脉络都清晰可数。体育课自由活动时,沈渡没有去操场,而是绕到教学楼后面的工具房。赵启明今天会一个人走这条路——他约了宋远来这里“谈话”。这是沈渡等了三天的时机。
他检查了录音笔的电量——满格。摄像头的红色指示灯在黑暗中有规律地闪动,像一只微小的、不会眨的眼睛。他把门掩上,退到十几米外的一棵老槐树后面。树下的泥土被连日的雨浸得松软,他的球鞋陷下去半寸,脚步声被泥土和湿漉漉的落叶吸掉了大半。大约五分钟后,赵启明推开工具房的门,带着宋远走进去。
赵启明的声音从门缝里传出来:“关门。”
门关上了。然后是一段模糊的对话,赵启明的声音时高时低,偶尔停顿,偶然带上一声低笑。宋远的回答总是很轻,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偶尔能听到几个断断续续的词——“下周”“我妈”“再宽限”。具体说了什么,沈渡在树后听不真切。他不需要听真切——录音笔会替他记住每一个字。
他安静地站在那里,背靠着粗糙的槐树皮。树干上有蚂蚁在搬家,排成一条细细的黑线,从他的肩膀旁边爬过去,绕过一块剥落的树皮,消失在树根方向。他低头看着那条黑线,数到一百二十七,门开了。宋远先走出来,脚步很快,低着头,肩膀收得很紧,差点撞上走廊的柱子。他的眼眶是红的,手心在大腿外侧反复摩擦,像是在擦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赵启明跟在后面,步伐不快,经过走廊时甚至停下来弯腰系了个鞋带。他的神情很平和,像刚才只是跟同学聊了几分钟作业。他没有注意到老槐树的方向。他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等他们的背影都消失在操场边缘的香樟树后面,沈渡从槐树后走出来,推开工具房的门,取出设备。录音笔上的计时器显示全程十七分钟。
当晚,他把录音转存进优盘。文件被加密,密码是数字和字母的组合,没有特殊意义,只是前世他跟方浩学的加密算法。他想起方浩在第一堂编程课上说的话——加密的最高境界是没有规律。那时候他坐在台下,方浩站在台上,两个人之间隔了五排空座位。他听着音频文件在深夜里慢慢载入,进度条一格一格地推进,发出轻微的硬盘读写声。
他把文件命名为“赵启明·002”。关上电脑的时候,窗外又开始下雨。雨点打在杨树叶上,声音很轻,像很多只手指在同时敲一面很远很远的鼓。
第十二天,周五,放学后。沈渡没有马上离开教室。他在座位上整理一周的观察记录,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抄进笔记本的不同页面。教室里的同学陆陆续续走了,最后只剩下值日生在擦黑板。粉笔灰在夕阳里飞扬,像一场小型的、金色的暴风雪。
一个瘦小的人影出现在教室后门。宋远站在那里,两只手绞着校服下摆,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快步走进来,把一个东西放在沈渡桌上——是一张对折的纸条,折得很整齐,像是反复压过很多遍。
“谢谢你那天说的。”他的声音很小,但不再是那种含在喉咙里的、被压着的声音,“他真的没打我。他说……他说再给我一周。”
沈渡看了他一眼。宋远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不太熟悉的东西——不是感激,不是依赖,而是一种干净的、不加设防的信任。像一条饿瘦了的狗终于遇到一个不踢它的人,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只能小心翼翼地站在原地,连尾巴都不敢摇得太用力。
他移开视线。“不用谢。”
“我……我能做什么吗?”宋远问,“你一个人,他们有三个人。我虽然没什么用,但我可以帮你跑腿,可以帮你传话,可以——”
“你现在的位置就是帮我。”
宋远愣在原地,嘴微微张开,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沈渡把桌上的东西收进书包,拉上拉链,站起来。他比宋远高半个头,站起来的时候影子落在了宋远身上。
“你已经帮了我一个忙,”他说,“你站在赵启明面前没有跪下。这就够了。”
宋远去后,沈渡靠窗站了很久。夕阳把整面窗户都染成了橘红色,操场上有人在打篮球,球砸地的声音一记一记传上来,很闷,很规律,像心跳。两个值日生已经走了,教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黑板擦得发亮,粉笔灰的最后一缕还在空气中缓缓沉降。
他把那张纸条打开。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铅笔字——“我妈说遇见好人要说谢谢。谢谢你。我叫宋远。”
他把纸条折好,夹进笔记本的最后一页。那一页之前只有一个名字——“宋远”。现在名字下面多了一行铅笔写的谢谢。字很丑,笔画在转弯处会抖,每一个字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他合上笔记本,走出教室。天色暗下来,走廊里空无一人。经过公告栏的时候,他又看到了赵启明的名字。那张红纸已经褪色了,从鲜红变成浅粉,边角翘起来,沾了一点泥渍。他没有停步,走过公告栏的时候,指尖在那张红纸上轻轻地、无声地划过一道指甲印。
指甲印从“赵”字头上切过去,很浅,浅到明天早上太阳一晒也许就看不见了。但他的指甲里留下了一点红色的纸屑。他捏了捏指尖,把纸屑弹进风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楼梯间。
脚步声一级一级往下落,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响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