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博弈

第五天早上，广播响起的时候，有人还没醒，有人已经醒了很久了。

老六沈建宁是被广播声惊醒的。她趴在桌上睡了一夜，脖子僵了，胳膊麻了，笔记本上那团墨渍已经干了，扩散成一朵深蓝色的花。她还没来得及揉眼睛，周律师的声音就从扬声器里出来了。

“第五天总和，九千九百九十万。”

广播关了。

九千九百九十万，离一亿只差十万。

十万块，在这个家里是什么概念？是老大公司年会阳光普照奖的金额，是老二一个包包的零头，是老三五个月的房贷，是老四儿子一学期的学杂费加住宿费，是老五那把心心念念的 Gibson 蜂鸟还差的钱，是老六她律所前台一个月的工资，是老七那辆改装车一套碳纤维包围的价格。

十万块。上个月老五为了一万块的房租跟室友撕破脸皮，老大随手签一张一百万的支票眼睛都不眨一下。他们在金钱的阶梯上站得七零八落，但此刻这十万块，像一根绷到极限的线，把这群人拴在了同一个深渊的边上。

老六动了。她没来得及揉脖子，没来得及揉胳膊，一把抓过桌上的笔，翻开笔记本新的一页。姓名、日期、天数、总和，她把第五天的数字填进去，和前几天排成一列——9800、9950、9980、9990。她把数列抄了三遍，盯着看，试图找出藏在数字底下的那道方程。

她画了一条线，从第二天的九千八百万到第五天的九千九百九十万。

每天涨一点，第二天到第三天涨一百万五十万，第三天到第五天涨五十万。涨的幅度在收窄，不是有人开始让步了，是有人快把底线用完了。有人已经在写他能写的最大数字，再涨就爆炸了。

这个人是谁？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这个人把他自己能承受的最后一口气都压上了，绷带已经渗血，但还没敲门认输。这是一场谁先眨眼的游戏。她在笔记本上写下十个字：“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非合作博弈。”她知道这些词是什么意思，但困在这个没有面孔、没有声音、没有信号的屋子里，它们帮不上任何忙。

她把笔放下，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镜片上有指纹，是昨晚趴着睡的时候压上去的，擦完了还是一片雾。

她呼了一口气，又擦了一遍。

她忽然想到一个可怕的可能——不是有人在涨，是所有人都在涨。每个人都觉得别人会涨，所以每个人都提前把自己那个数字往上挪了挪，挪着挪着，就把总和推到了悬崖边。

她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下一个数字：一亿。然后在这个数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像一道断头台。

十万。

还有十万。她能做的只剩祈祷。祈祷不要再有人涨了，祈祷那最后一脚不要落在她身边任何一个人身上。

五号房里，老五听到九千九百九十万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慌过头了，反而什么都显不出来了。他站在桌前，双手撑着桌沿，低着头，盯着那张写着一千两百万的纸条，盯了很久。

十万。

就差十万了。他不涨，别人涨不涨？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如果别人再涨十万，九千九百九十万就变一亿了，他的一千两百万就变成零了，他的网贷就还不上了，他的手机就会重新开始响——每天十几个催收电话，从早打到晚，换着号码打，拉黑一个换一个。

他会不敢开机，不敢接陌生号码，不敢看短信。

他抬起头，盯着天花板上那盏灯，灯管好像更黑了一点，一圈暗色的斑点围着灯座蔓延。

那盏灯快灭了，也许今晚，也许明天。他不想做那盏灯，也不想做那个最后踩一脚的人。他把纸条从桌上拿起来，折好，放进口袋。

他不想改了，不是因为一千两百万是对的，是因为他不知道改成多少才对。改成一千三百万？那还差九十。改成一千四百万？那还差负的。

他笑了一声，笑得很难听，像哭之前在嗓子眼里打的那声闷雷。这屋子太安静了，安静到他连自己的心跳都觉得吵。

走廊里，周律师走过来了，皮鞋踩在地板上，咔、咔、咔，从一号走到七号，又从七号走回了一号，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走廊尽头。

他没有在任何一个门口停留，他只是在走。这栋楼里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他在这个字面意义上来去自如的律师，正在用他最平淡的步伐量着这七个人最后这段路的距离。他走了，脚步声没有了。走廊重新回到那种让人发慌的安静里。

七号房里，老七从枕头下面摸出手机，看了一眼，没有信号。他把手机扔回去，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他的纸条在桌上，被杯子压着，上面写着一个“0”，被杯子底座盖住了半个，像一个不完整的句号。

九千九百九十万，离一亿只差十万。谁会是那十万？不会是他。他的零是一块石头，扔进水里，不响，但会沉下去。他不知道谁会最后补那十万，他只知道那个人一定不是他。他把被子拉下来，露出半张脸，盯着天花板那盏灯。

灯管左半边已经黑了，右半边还亮着，像一只死掉一半的眼睛。他在想，谁会是那十万。也许是大哥。也许是他自己。不，不会是他，他的是零。他笑了一下，把脸重新埋进被子里。

走廊尽头，工作人员小房间里，值班员是白班的那个。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在看一份报纸。他把监控屏幕切成了七格，每个房间里的人都在动。老大在喝水，老二在看窗外，老三蹲在墙角，老四在织毛线，老五在房间里来回走，老六趴在桌上，老七躺在床上。

他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又低下头继续看报纸。监控屏幕的一角闪了一下，四号房的画面切成了五号房，五号房的切成了六号房，六号房的切成了七号房。他抬头看了一眼，确认画面还在，又低下头看报纸。

四号房里，老四手里的毛线针停了一会儿。九千九百九十万，她听到了，但她没有抬头。她盯着手里那段灰色毛线，从第一针织到最后一针，又从最后一针织回第一针。她织的不是围巾，是一条没有形状的、没有用途的、没有终点的带子。

她不知道自己在织什么。也许是一条绳子，绑住他们的，从一号房到七号房，把他们串在一起。也许不等七天结束就已经断了。她的毛线不够长。她拿起桌上的纸条看了一眼，七百万，没改。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几天。门外没有人会替她撑。

走廊里的灯一直在亮着。

没人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