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七日的房间
广播是在下午两点响的。
普通的提示音，像医院叫号那种“嘀”的一声，短促、干净，在安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然后周律师的声音从天花板上那个小小的扬声器里传出来，不响，但很清楚，像一个人站在你面前说话，每一个字都稳稳当当地落进耳朵里。
“各位，现在宣布规则。”他的声音很平，像在读一份已经读过很多遍的文件，没有停顿，没有重音，也没有任何安慰的意思。“你们将被安排在这七个房间里，为期七天。每天下午四点，我会来收取当天的金额纸条。你们每天可以修改一次，以当天提交的最后一张为准。每天结束后，我会公布当天提交的总和，但不公布个人数字。第七天最后一次提交的金额为最终结果。期间不得与任何人交流，不得以任何方式传递信息。房间内的纸笔足够使用，生活用品如有短缺可以按呼叫铃。以上。”
广播关了。扬声器里传来一声很轻的电流噪音，像一声叹息，然后彻底安静了。那种安静是有重量的，压在每个人的肩膀上，压在每个人的心口上，压在桌上那张空白的纸上。
七个房间里，有人放下了笔，有人拿起了笔，有人一直没放下过，有人一直没拿起来过。
老大沈建国坐在桌前，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身体微微后仰，像一个正在开董事会的高管，姿态是从容的，表情是镇定的。但他面前那张纸是空白的，干干净净，连一个墨点都没有。他不习惯空白。在他的公司里，每一张纸都应该印满了字、签好了名、盖好了章，空白意味着失控，意味着还有事情没有定下来，意味着还有人可以反驳他。他讨厌这种不确定的感觉，比讨厌任何东西都讨厌。但他不能发作，因为这里没有他可以拍桌子的人，只有他自己和一张空白的纸。他把笔拿起来，在指尖转了一圈，又放下了。
老二沈建英靠在床头，把那本小说翻到了中间，眼睛盯着那一页，但她一个字都没读进去。她的目光停在某一行的某一个位置上，但她脑子里转的是另一行字——那行还没有写下来的数字。她在想自己应该写多少。写七分之一？那是她心里的公平线，不多不少，不占便宜也不被占便宜。但这个家里从来没有过公平，她凭什么还期待在这里能等到？她把小说合上了，又翻开了，又合上了。书签滑出来一半，她没有塞回去。
老三沈建民蹲在墙角，后脑勺抵着墙，眼睛闭着，胸口起伏得很慢，看不出是在思考还是在逃避。但他的右手食指在地板上反复画着一个数字，画了又擦、擦了又画，动作很轻，像是怕被别人听见。地板上已经有指甲留下的浅浅划痕了，那个数字的形状反复出现又消失，像一个不肯走的幽灵。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只知道如果不做点什么，脑子里那些催收电话的声音就会涌上来，把他淹没。
老四沈建芳坐在床沿上，手里拿着笔，纸铺在膝盖上。她盯着那张白纸看了很久，久到眼睛发酸。然后她低下头，用笔在纸的边缘画了一朵小花，很小的那种，五片花瓣，歪歪扭扭的。画完觉得不好看，用指甲刮了刮，刮不干净，小花还留在那里，像一个去不掉的痕迹。她的手指在毛线上绕了一圈又放开了，她想织点什么来压住心里的不安，但她发现自己连毛线都不想碰了。
老五沈建安从床上坐起来又躺下去，躺下去又坐起来，反复了好几次。他把枕头翻了个面，把被子掀开又叠好，把桌上的水杯从左挪到右，从右挪到左。他停不下来。他的身体里像装了一个马达，一直在转，一直在转，转得他心慌。最后他把纸垫在枕头下面，闭上眼睛，过了几秒又抽出来，压在枕头上面，好像怕它跑了。他笑了一下，笑自己这种时候还在跟一张纸较劲，那笑声很短，像被什么东西掐断了。
老六沈建宁把笔记本摊开，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和公式。她在推演，在计算，在试图用逻辑拆解这场博弈。她把每个人的经济状况、性格弱点、历史恩怨都列了出来，给每个人估了一个大致区间，然后把区间上下限排列组合算了十几遍。但她面前的纸条还是空白的，笔夹在本子里，笔帽没打开。因为她算出来的答案是——无解。除非有人愿意写一个极低的数字，否则总和一定会超过一亿。而那个愿意写低数字的人，她不觉得有任何一个兄弟姐妹会是她心里想的那个人。
老七沈建平躺在床上，和他进来时一样，双手枕在脑后，翘着腿晃来晃去。他没有在发呆，他在看那盏灯——发黑的灯管、积灰的灯罩、歪了半边的灯架。他在想这盏灯是什么时候装上去的，是谁装的，为什么装了之后没有人来换灯管。他想到一个答案：因为没有人抬头看。没有人抬头看，所以没有人知道它坏了，所以没有人来修，所以它就一直这样亮着、暗着、亮着、暗着，像一个被忽略的病人。他笑了一下，很短，像被什么东西掐断了。他不知道自己会写多少，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想不想写。他只知道，他不想变成那盏灯。
三点。三点一刻。三点半。时间在走，电子钟上的红色数字一秒一秒地跳，不等人。
四点整，周律师准时出现在走廊里。
他的脚步声从走廊尽头传来，皮鞋踩在地板上，咔、咔、咔，不快不慢，像一个节拍器，像一个倒计时。走到一号房门口，停下，敲门，开门，进去，出来，关上门。咔、咔、咔，往二号走。每一步都踩在同一根地板的木纹上，像机器一样精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哪怕看到纸条上写着的是一个零、一个天文数字、或者一个颤抖的笔迹，他的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他把纸条折好放进牛皮纸信封，像在收集一件件与他无关的标本。
七扇门，七张纸条，七次重复的流程。
他把七张纸条收齐之后，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远了，消失了。信封被他夹在腋下，走路的姿势和来时一模一样，不快不慢，不轻不重。没有人知道他看了那些纸条之后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有想，也许想了很多，但那张脸就是一块铁板，什么都撬不开。
广播没有立刻响。周律师说过每天结束后会公布总和，但没说几点。他们只能等。等那一个数字，七个数字加在一起的数字。那一个数字会告诉他们这个家还剩下多少亲情，但不会告诉他们谁在撑着、谁在拖着、谁已经松手了。
走廊里的灯还亮着，白晃晃的，没有人从房间里出来，没有人在敲门，没有人试图喊话。七个房间里各自亮着灯，各自的电子钟跳动着红色的数字，各自的沉默像一堵一堵的墙，把他们隔在彼此的世界之外。秒针的声音没有人听得见，但每一个人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那些心跳在不同的房间里、在不同的节奏里，却因为同一个遗嘱而同频共振着。
他们不知道的是，总和已经算出来了，正在周律师的公文包里、在一张没有署名的汇总表上，等待着一个被公布的时刻。而那个时刻，将告诉他们一些他们不愿意知道的事情——这个家的总和，永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少。不是少在数字上，是少在别的地方。那地方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一直在那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在这个家的每一个角落里，在这七扇门关上的那一刻，无声地裂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