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雷打不动的约定
分班后的第一周，像一只被打乱的魔方，林砚坐在理科三班的教室里，四周是陌生的面孔。他认识的人不多，除了江屿，江屿坐在他斜后方，上课的时候偶尔会拿笔戳他的后背，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中午吃啥”，林砚在纸条上快速回“随便”，然后丢回去。但更多的时候，他听不见江屿的声音，因为理科班的课太满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每节课都在赶进度，老师讲课像开了倍速，黑板上写满了公式和推导过程，粉笔灰落了一层又一层。
作业量比高一上学期翻了一倍，晚自习两节课，他要用一节半才能把当天的作业写完，剩下的半小时，他用来做物理竞赛的真题，等他抬起头的时候，教室里已经没几个人了。
江屿比他更累，体育生每天下午最后一节不上了，去操场训练，跑步、力量、战术，一套下来两个小时，等他拖着酸痛的腿回到教室的时候，晚自习已经上了一半，他的校服后背永远有一片汗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他的英语补课还在继续，但林砚发现，江屿有时候听着听着就眼神发直，嘴唇微微张着，像是灵魂被什么东西抽走了。
“你困了。”林砚说。
“没有。”江屿揉了揉眼睛。
“你刚才在看我的笔。”
“……我在看你笔上的字。”
“那上面没有字。”
江屿被拆穿了，嘿嘿笑了两声，趴在桌上，“我真的听不进去了，让我睡五分钟。”
林砚没有叫醒他，他把自己的笔记翻到江屿缺课的那一页，用红笔把重点圈出来，旁边写上简短的注解，等江屿醒过来的时候，那张纸上已经多了好几行字。
文科二班在三楼的另一头，时雨和宋安夏被分在了同一个班，但她们的位置离得很远，时雨在第一排靠窗，宋安夏在第三排靠墙，课间的时候，宋安夏会走到时雨桌边，靠在她桌沿上说几句话，但文科班的氛围和理科班完全不同不是节奏更快，而是节奏更散。
文科班的课没有理科那么紧，但背诵的东西多了好几倍，历史、政治、地理，每一科都要背，时雨不讨厌背书，她甚至觉得背东西比做题轻松，把文字装进脑子里，像把衣服叠好放进衣柜，整整齐齐的，有一种让人安心的秩序感。
宋安夏每天下午要去舞蹈社训练，她跟江屿一样，最后一节课不上，背着书包往舞蹈教室跑，压腿、下腰、旋转，一套基本功下来一个小时，然后再排练参赛剧目，等她练完回到教室的时候，晚自习已经快结束了，她的桌上堆着当天的作业和同学帮忙抄的笔记，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但从来没有空过。
时雨会帮她把笔记整理好，用夹子夹在一起，放在她桌角，宋安夏回来的时候，看见那沓整整齐齐的笔记，会回头朝时雨的方向看一眼，时雨低着头在看书，没有抬头，但她知道宋安夏在看她。
周五
下午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响了，林砚把笔放下，活动了一下手腕，他的右手食指上有一个浅浅的凹痕，是长时间握笔磨出来的，他把桌上摊开的卷子收进书包，动作比平时快了一些。
江屿从后面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脊椎骨发出一连串细碎的响声。“走？”
“走。”
两个人走出教室的时候，走廊上已经站满了人，有人在等朋友一起去食堂，有人在讨论周末去哪玩，有人趴在栏杆上看操场上的夕阳，林砚和江屿穿过人群，走到楼梯口，遇见了从三楼下来的时雨和宋安夏。
宋安夏的头发扎成了马尾，脸上还带着舞蹈训练后的红晕，时雨手里拿着一本书，书签夹在中间的位置，但她没有在看她的目光落在走廊尽头的窗户上，窗户外面的天空是橘红色的。
“回大院吗？”时雨问。
“回。”林砚说。
“今天去天台吧。”时雨又说。
三个人同时看了她一眼，时雨一般不主动提去天台，天台是江屿和林砚提得比较多的事。但她今天提了，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
“行。”江屿说。
四个人骑着车，穿过放学的人流，拐进老槐巷，老槐树的叶子已经长得很密了，树冠把院子上方的天空遮住了一大半，他们把车停在院子里，上了楼。
六楼，铁门，锈迹斑斑的门把手。
江屿推开门，阳光涌了出来，不是那种刺眼的、热烈的光，而是柔和的、温暖的、快要落下去的光，夕阳挂在天边，像一个巨大的橘红色圆盘，把整片天空染成了渐变色头顶还是淡蓝的，远处是橘黄的，最下面是紫红的。
四个人走到围栏边，在老位置上坐下来，背靠着钢管扶手，脚踩在水泥地上，肩膀挨着肩膀，跟以前一模一样的位置，一模一样的人，一模一样的夕阳，但不一样的是，谁都没有先开口。
沉默了很久，风从远处吹过来，带着一股槐树叶子的清香，晾衣绳上的铁夹子被风吹得叮叮当当地响，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着小钟，操场上的广播还在响，放着一首不知道名字的歌，声音断断续续的，被风吹散了。
“我好几天没跟时雨和宋安夏说上话了。”江屿忽然开口。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这片沉默里显得格外清晰，时雨转过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但她的表情不是“你怎么突然说这个”，而是“我也发现了”。
林砚靠在围栏上，目光从远处的信号塔收回来，落在面前三个人的脸上，他看着江屿挠了挠头，看着宋安夏把一缕碎发别到耳后，看着时雨把书放在膝盖上，手指停在书签的位置。
“以后每周五放学，不管多忙，都来这里。”林砚说。
他的语气不是商量，是决定，不是那种强硬的、不容置疑的决定，而是那种温柔的、让人觉得安心的决定，像他这个人一样话不多，但每一句都落在该落的地方。
江屿第一个伸出手“行。”宋安夏把手搭上去附和道“行。”时雨把手搭上去她没有说“行”，但她把手搭上去的动作已经替她说了。
林砚是最后一个，他把手搭上去的时候，四只手叠在一起，跟以前在天台、在面馆、在河边的无数次一模一样，但这一次不一样的是，他们的手都大了一些，林砚的手指变长了，江屿的手掌变宽了，宋安夏和时雨的手上多了几个练功和写字磨出来的茧。
“击掌为誓。”江屿说。
四个人同时把手抬起来，又拍下去，手掌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一下，两下，三下。
“以后每周五，雷打不动。”林砚说。
“雷打不动。”江屿重复了一遍。
“雷打不动。”宋安夏笑着说。
“嗯。”时雨说。
夕阳又往下沉了一点，橘红色的光落在四个人身上，把他们的校服染成了暖色，远处的信号塔顶端的红灯亮了起来，一闪一闪的，在暮色里格外醒目。
那天晚上，四个人在天台上坐了很久，没有聊什么特别的话题，江屿讲了校队新来的教练有多凶，宋安夏说她的参赛剧目还没排完，时雨说文学社下一期校刊的主题是“秋天”，林砚说他物理竞赛的集训队下周要模拟考，都是一些琐碎的、日常的、说出来好像没什么意义的事情。
但他们说了很久，因为重要的不是说了什么，而是他们在说。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老槐树的影子落在了天台上，四个人的影子并排坐在一起，被路灯拉得很长，投在水泥地上，像五线谱上的四个音符。
林砚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下周见。”
“下周见。”江屿说。
“下周见。”宋安夏说。
“嗯。”时雨说。
他们走下楼，推开铁门，穿过走廊，走下楼梯，脚步声在楼道里回荡着，一下一下的，有节奏的，像心跳。
从此以后，每周五晚，不管多忙，不管下雨还是晴天，不管月考考得好还是不好，天台上总会有四个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