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章:我以为你不需要我了
高二上学期一开学,所有人都像被上了发条,林砚的物理竞赛集训进入了冲刺阶段,每周两次晚课,周六全天泡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他的桌上堆满了竞赛题集,书脊上贴着花花绿绿的标签纸,每一页都用红笔蓝笔做了密密麻麻的记号,他的眼镜换了一副,度数又深了,镜片厚了一圈,下课的时候,他很少抬头,不是在刷题就是在复盘错题,江屿叫他去食堂,他嘴里说“等一下”,这个“等一下”往往要等二十分钟。
江屿的篮球训练从每周三次变成了每周五次,市里的比赛在十一月份,教练像上了发条一样死命操练他们,折返跑、力量训练、战术演练,每天下午两小时,他的膝盖上多了两层护具,左膝的老伤还没好利索,右膝又开始疼了,但他从不说,咬着牙硬撑,晚自习的时候,他把冰袋绑在膝盖上,一边敷一边背英语单词,林砚给他整理的笔记已经攒了厚厚一沓,用夹子夹着,封面上写着“江屿专用”。
时雨的短篇在校刊上连载到了第三期,每一期出来,都会有人在走廊上跟她打招呼说“这一期写得真好”,她不知道怎么回应,就点一下头,文学社的工作也越来越多,陈曦学姐把下一期校刊的初审工作交给了她,她每天午休的时间都泡在社团活动室里,稿子看了一篇又一篇,眼睛酸了就滴眼药水。
宋安夏的舞蹈社开始排新剧目,市里的比赛刚过去不久,她在第一次比赛后听了社长说的那句话,她牢牢地记在心里,还把银奖奖杯放在了舞蹈教室的窗台上,每天训练的时候都能看见还是拿了银奖,在今年的市赛中得了金奖,要代表市里去参加比赛,新剧目的难度比之前高了一截,有一段双人舞的配合,她的搭档是个高三的学姐,两个人从零开始磨合,每天练到天黑,训练结束后,她还要赶回教室写作业,经常写到十一点多。
四个人都很忙,忙到周五晚天台见有时候也凑不齐人,林砚从竞赛班赶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江屿训练完腿疼得不想爬六楼,时雨在校对稿子忘了时间,宋安夏在舞蹈教室加练到八点。
但他们还是尽量来,哪怕只来三个人,哪怕只坐十分钟。
但时雨和宋安夏之间,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变化。
分班之后,她们虽然在同一个班,但座位隔了三四,以前她们是同桌,上课可以传纸条,下课可以头挨着头说话,现在,上课的时候时雨只能看见宋安夏的后脑勺,宋安夏只能偶尔瞥见时雨的侧脸。
一开始没什么,课间的时候宋安夏会走到时雨桌边,靠在她桌沿上说几句话,中午吃饭的时候两个人还是一起去食堂,一切好像跟以前一样。
但宋安夏开始越来越忙了,舞蹈社的新剧目排练占用了她几乎所有的时间,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她都不在,背着书包往舞蹈教室跑等,她练完回到教室的时候,晚自习已经快结束了,她的桌上堆着当天的作业和时雨帮她抄的笔记,时雨把笔记整理得很整齐,用夹子夹好,放在她桌角,有时候还会在笔记的空白处画一个小太阳,或者写一句“加油”。
宋安夏看到了,她每次都看到了,但她太累了,累到没有力气说“谢谢”。一开始她还会在时雨桌上放一颗糖,或者写一张小纸条塞进时雨的书本里,后来糖忘了买,纸条忘了写,再后来,她连抬头朝时雨的方向看一眼都觉得费力。
时雨没有说什么,她只是觉得宋安夏好像不需要她了,那种感觉说不清楚,不是吃醋,不是责怪,而是一种很安静的、慢慢往下沉的东西,像一个人站在河边,看着水面上那艘船越漂越远,不是船不要她了,是船有自己的方向。
时雨的短篇在校刊上发表了第四期,这是她写得最久的一篇,改了五稿,陈曦学姐说“这篇比你之前写的都好”她想告诉宋安夏,想让她看看。
课间的时候宋安夏从舞蹈教室回来拿东西,头发扎着,脸上还带着运动后的红晕,时雨走到她桌边,把那本校刊放在她桌上。
“这一期出了。”时雨说,“里面有我的新文章。”
宋安夏拿起校刊,翻到时雨的那一篇,看了几秒,她的眼睛有点红是累的,昨晚她练到八点半,回家又写了两个小时的作业,今天早上五点半就起了。
“写得真好,”宋安夏说,“我明天看。”
她把校刊放进书包里,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然后又匆匆出了教室。
时雨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她没有跟上去。
第二天,时雨的桌上没有出现宋安夏的纸条,第三天,第四天,也没有,校刊还躺在宋安夏的书包里,她忘了拿出来看,时雨也忘了,或者说她不想再提醒了。
她只是觉得,如果宋安夏真的想看,会自己看的,如果她不想看,自己追着问也没意思,她不再主动帮宋安夏整理笔记了,她把抄好的笔记放在宋安夏桌上,但没有夹起来,也没有画小太阳,晚自习后,她不再等宋安夏一起走,宋安夏回来的时候,时雨的座位已经空了。
宋安夏注意到了,但她以为是时雨作业写得快,先走了,她没有多想,因为她脑子里装的全是新剧目的编排,她跟学姐怎么都搭不好。
两个人之间的缝隙,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变大,不是一下子裂开的,就像春天的冰面,底下已经在融了,上面还看不出来。
到了周五天台上江屿第一个到的,他的左膝又疼了,上楼的时候一瘸一拐的,咬着牙没吭声,林砚第二个,手里还攥着一张物理卷子,卷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步骤,时雨和宋安夏一前一后上来,中间隔着三四步的距离,以前她们是并肩走的。
四个人在老位置上坐下来,风从远处吹过来,带着深秋的凉意,老槐树的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几片挂在枝头,风一吹就摇摇欲坠。
沉默了很久,江屿看了看时雨,又看了看宋安夏,两个人一个低着头看红绳,一个望着远处发呆。他挠了挠头,终于忍不住开口。
“你们俩怎么了?”
宋安夏愣了一下,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时雨没有抬头,但她的手指在红绳上停了一下。
“没什么。”宋安夏说。
“没什么。”时雨几乎是同时说的。
两个人说完,又沉默了,江屿看了林砚一眼,林砚微微摇了摇头。
四个人又坐了一会儿,江屿讲了校队最近的训练,林砚说了竞赛班的模拟考,宋安夏说新剧目的双人舞怎么都搭不好,她说的时候看了一眼时雨,时雨没有看她。
散场的时候,宋安夏走在最后面,她看着时雨的背影,想叫住她,但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她不知道时雨在想什么,她只知道时雨最近话变少了,但她以为时雨是太忙了。
周五之后,时雨和宋安夏没有说话,整整三天。
宋安夏发现不对劲,是因为时雨不再帮她抄笔记了,她的桌上只有同学帮忙抄的那份,字迹潦草,缺了好几页,她回头看了一眼时雨的座位时雨不在。
她去了文学社的活动室,时雨正在看稿子,面前摊着一沓厚厚的A4纸,红笔夹在指间,宋安夏站在门口,喊了一声“时雨”,时雨抬起头,看了她一眼,没有笑,也没有说话。
“你怎么不帮我抄笔记了?”宋安夏问。
时雨低下头,继续看稿子。“你不是也没看我的文章吗。”
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宋安夏愣了一下,她想起来了那本校刊还在她书包里,她翻都没翻。她的脸一下子红了,不是运动后的红,是那种被人戳中要害的、难堪的红。
“时雨,我——”
“没事。”时雨打断了她,“你忙,我知道。”
她的语气很平,平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但宋安夏听出来了,那平静底下,不是生气,是委屈,是攒了很久、没说出口、快要溢出来的那种委屈。
宋安夏张了张嘴,想说“对不起”,想说“我最近太累了”,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但那些话堵在喉咙里,一句也出不来。
时雨没有再看她,宋安夏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时雨一个人坐在天台上,月亮很圆,很亮,把整个天台照得像铺了一层霜。老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在月光下像一幅铅笔画,她把手腕上的红绳转了一圈,红绳的颜色已经褪了很多,从鲜红变成了暗红,边缘起了毛边。木珠子磨得更光滑了,表面那层薄薄的漆早就磨没了,露出木头本来的颜色。
“戴上了就是一家人。”
这句话是宋安夏说的,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久到她不确定宋安夏还记不记得。
风很大,吹得她眼睛发干,她揉了揉眼睛,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走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