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盛夏 高考
高考第一天，太阳还没出来，林砚就醒了，他没有赖床，穿好校服，把透明文件袋又检查了一遍，准考证、身份证、铅笔、签字笔、橡皮都在，他把文件袋抱在怀里，下楼，林母已经在厨房里了，灶台上煮着面，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吃了再走。”林母把面捞进碗里，卧了两个荷包蛋。
林砚坐下来，一口一口地吃，面很烫，他吃得不快不慢，林母坐在对面看着他，没有说话，眼眶微微泛红，林砚吃完最后一口，把碗推开，站起来。
“妈，我走了。”
“嗯。”林母点了点头，没送他。
他知道母亲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的背影，他没有回头。
大院门口，时雨和宋安夏已经在了，时雨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校服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宋安夏把头发扎成了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书包带子挎在一边肩膀上，两个人的表情都很平静，但攥着文件袋的手指节泛白。
“江屿呢？”宋安夏问。
“他说他直接去校门口。”林砚跨上自行车。
三个人骑过老槐巷，拐上大马路，街上的店铺还没开门，早点摊子支在路边，油条在锅里滋滋地响，风从巷口灌进来，把他们的校服吹得鼓起来。
校门口已经站满了人，送考的家长、维持秩序的老师、扛着摄像机的记者，把整条街堵得水泄不通，红色横幅拉了一道又一道，上面写着“沉着冷静，认真答题”“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有人在发免费的矿泉水，有人在发扇子，有人在发2B铅笔。
林砚把车锁好，踮起脚尖在人群里找江屿，没找到。
“这儿呢！这儿！”一个声音从校门口的台阶上传来。
江屿站在台阶最高处，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队服，胸前印着省青年队的队徽，他的头发理短了，皮肤晒成了小麦色，胳膊上的肌肉线条比走之前又明显了一圈，他站在阳光里，像一根黑炭，咧着嘴笑，露出一口白牙。
“你怎么晒这么黑！”宋安夏第一个喊出来。
“集训天天室外，能不黑吗？”江屿从台阶上蹦下来，拍了拍自己的胳膊，“黑了好，黑健康。”
时雨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嘴角弯了一下，“像从非洲回来的。”
“你才非洲回来的。”江屿笑着回了一句，转头看向林砚，两个人对视了一秒，没有拥抱，没有拍肩膀，林砚伸出手，江屿握住了，跟以前一样，不用多说。
“东西都带齐了吗？”林砚问。
“带了带了。”江屿拍了拍裤兜，又摸了一下书包侧袋，“准考证、身份证、笔……都在。”
“铅笔呢？”
“带了。”
“橡皮呢？”
“带了。你怎么跟我妈一样。”江屿笑了，但笑着笑着不笑了，他深吸了一口气，把那口气慢慢地吐出来。“走吧。”
四个人穿过人群，走到校门口。保安在查验准考证，一个一个放行，前面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人在小声背书，有人在闭目养神，有人在跟父母拥抱告别，一个女生哭着不肯松手，她妈妈拍着她的背说“没事没事”。
林砚站在队伍里，回头看了一眼，人太多了，他找不到母亲，但他知道她在，时雨的奶奶没来，她太老了，走不动，宋安夏的父亲今天要监考，不能送她，江屿的父亲站在马路对面，朝他挥了挥手，江屿挥了回去。
队伍往前挪，轮到他们的时候，四个人把准考证递给保安，保安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放行。
校门里面是一条长长的林荫道，梧桐树的叶子把阳光筛成一片一片的光斑，落在地上，落在他们身上，操场上没有人，安静的，只有风吹过树梢的声音，教学楼在路的尽头，灰白色的墙，窗户关得严严实实。
江屿忽然停下来。
“等一下。”他说。
三个人停下来，看着他。
江屿伸出手，手心朝下。“来。”
四只手叠在一起，和面馆里那个夜晚一样，和天台上无数次一样，校门口有人在看他们，有人笑了，有人拍下了照片，他们不在乎。
“一、二、三——加油！”
声音不大，但很齐，他们把手收回来，继续往前走。
江屿的考场在一楼，林砚在三楼，时雨和宋安夏在二楼，分别的时候，江屿说了句“考完见”，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他怕回头会紧张。
林砚上楼梯的时候，脚步很稳，他想起父亲走的那天，想起母亲的面馆，想起那些熬到凌晨的夜晚，他把那些念头压下去，推开教室的门，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窗外的梧桐树叶在风里轻轻晃着。
铃声响了。
第一场语文，时雨的强项，她拿到卷子先翻到作文题，看了一眼，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题目她练过类似的，素材本上有一篇可以直接用的，她没有急着下笔，先把前面的题做完了，留了五十分钟给作文，她的笔尖在答题卡上游走，字迹工整，每一句都像是提前想好的，写完最后一个字，她放下笔，检查了一遍，交卷。
江屿的考场在一楼，窗户对着操场，他的语文一直是短板，但这次他觉得自己读懂了阅读题，作文题目不难，他写了自己最熟悉的事篮球，写队友，写训练，写输赢，他知道自己写不出漂亮的句子，但他写了真实的东西。
宋安夏坐在时雨后排的考场里，深呼吸了好几次才下笔，她的字写得不大好看，但她尽力写工整了。
林砚在三楼，靠窗，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答题卡上，他用胳膊挡了一下，继续写。
上午考完，四个人在食堂碰头，食堂里全是考生，闹哄哄的，有人在讨论题目，有人在翻书，他们端了餐盘找了角落的位置坐下，谁都没有提考试的事，因为怕影响下午的心情，江屿吃了两碗饭，宋安夏只喝了半碗汤，时雨把青菜夹到林砚碗里，林砚把鸡腿夹给江屿。
下午考数学，林砚的强项。
他拿到卷子先扫了一遍，心里有了数，填空题、选择题、解答题，一道一道地做，节奏很稳，最后一道大题有点难，他想了五分钟，换了两种方法，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写完最后一个步骤，他放下笔，手心全是汗。
考完数学出来的时候，夕阳已经挂在教学楼顶上了。
第二天上午理综，下午英语，最后一场英语结束的时候，铃声响得特别长，像是怕有人听不见。
林砚放下笔，把答题卡翻过来看了一眼，名字、准考证号，都填了。他坐在座位上，等监考老师收完卷子，才站起来，走出考场的时候，走廊上已经有人在喊了“考完了！”“解放了！”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把复习资料从楼上扔下去，纸页在空中散开，像一群白色的鸟。
林砚走出教学楼，阳光刺得他眯了一下眼。
校门口，江屿已经在等了，他靠着路边的梧桐树，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四瓶汽水，他的衣服被汗湿了，后背印着一大片深色的水渍，他站在人群里，踮着脚尖往里看，看见了林砚，挥了挥手。
“时雨和安夏呢？”林砚问。
“还没出来，我让她们别急。”江屿递给他一瓶汽水，“先喝。”
林砚接过来，没有拧开，他站在江屿旁边，看着校门口的人潮，有人在跟老师拥抱，有人在打电话报喜，有人蹲在地上哭，时雨和宋安夏从人群里挤出来，宋安夏的头发散了，时雨的脸被太阳晒得红红的。
“走吧。”林砚说。
四个人骑着车，穿过喧闹的街道，拐进老槐巷，巷子里的安静像是另一个世界，青砖地、灰瓦墙、那棵老槐树，一切都没变，风从巷口灌进来，带着槐树叶子的清香。
他们把车停在院子里，上楼六楼，铁门，锈迹斑斑的门把手，江屿推开门，阳光涌了进来。
天台上，夕阳正好。
橘红色的光铺满了水泥地，把围栏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的信号塔顶端的红灯已经亮了，一闪一闪的，老槐树的树冠在夕阳里变成了一团墨绿色的剪影，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
四个人在老位置上坐下来，背靠着钢管扶手，脚踩在水泥地上，肩膀挨着肩膀。
宋安夏把头发解开，重新扎了一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结束了。”
声音不大，但在这片安静里听得格外清楚，不是感叹，不是欢呼，只是一种很平静的陈述，像一个跑了很久的人终于可以停下来喘口气。
林砚看着远处的信号塔，沉默了几秒。“是开始了。”
三个人同时看向他，他没有解释，但他的嘴角是往上弯的，江屿把塑料袋打开，四瓶汽水，一人一瓶，玻璃瓶，橙色的汽水，瓶盖上冒着细小的气泡。
时雨接过汽水，拧开盖子，喝了一口，然后笑了，不是浅浅的弯嘴角，而是真正的、从心里出来的、带着鼻音的笑，“我们居然真的撑过来了。”
她说“撑”这个字的时候，语气里没有委屈，只有一种说不清的，像是释然，又像是骄傲。
江屿举起汽水瓶“来，干一个。”
四只玻璃瓶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在暮色里散开，汽水的气泡在瓶子里咕嘟咕嘟地往上冒，橙色的液体在夕阳下闪着光。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下去。
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了，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四个人坐在天台上，聊着聊着就忘了时间，聊小时候第一次上天台，聊那根红绳手链，聊面馆里那碗糊掉的面，聊江屿藏起来的邀请函，聊林砚倒下的那个下午，聊时雨父母离婚的那个夜晚，聊宋安夏说的“戴上了就是一家人”。
聊到凌晨三点，月亮已经偏西了，老槐树的影子从东边挪到了西边，晾衣绳上的铁夹子在夜风里叮叮当当地响，远处有火车经过的汽笛声，拖得很长，像一声叹息，又像一句说不完的话。
“以后还会每周五来吗？”宋安夏问。
没有人回答，因为他们都知道，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但林砚说了一句：“想来的时候，就回来。”
江屿把喝完的汽水瓶排成一排，四个瓶子整整齐齐的，像四个士兵，他看了几秒，说：“那就这样。想来的时候，就回来。”
风从老槐树的枝桠间穿过，沙沙地响，像是在替这棵树记住这个夜晚。
四个人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走下楼。
铁门关上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在楼道里回荡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