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面馆的灯还亮着
那个冬天来得特别早，十一月的风刚刮起来，老槐树的叶子就落了个精光，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双双干枯的手，院子里的青砖地被冻得发白，踩上去硬邦邦的。
林砚发现母亲不对劲，是从一通电话开始的。
那天是周四，林砚放学后没有直接回家，先去了一趟书店，买了一本数学竞赛的参考书，走出书店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路灯亮起来，把整条街照得昏黄，他加快脚步往家走，经过面馆的时候，发现灯还亮着。
面馆的营业时间是到晚上七点，但那时候已经快八点了，他推开门，听见母亲的声音从后厨传出来，不是在跟客人说话，而是在打电话“我知道了……嗯，我会带他去的……不用了，我自己能行……”声音很轻，但林砚听出了一种不对劲，那种不对劲不是从这一句话里来的，而是从最近所有的事情里一点一点攒出来的。母亲吃得越来越少，脸色越来越差，咳嗽越来越重，她把所有的不对劲都藏在了笑容下面，但笑容本身也不对劲了。
他没有走进后厨，而是退出了面馆，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等了一会儿，冷风灌进领口，他把校服拉链拉到最上面，母亲从后厨出来的时候看见他，愣了一下：“怎么不进来？外面冷。”
“刚到。”林砚说，他没有提那个电话。
接下来的几天，林砚开始注意母亲的一举一动，他发现母亲早上出门的时间比平时早了半个小时，回来的时候却晚了，他发现母亲抽屉里多了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的像是病历本，他发现母亲接电话的时候会走到面馆外面去，压低声音，说完之后在原地站一会儿才回来。
他没有问，因为他怕知道答案，接下来的几天，他注意到母亲抽屉里多了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她接电话时会走到面馆外面去，压低声音，说完之后在原地站一会儿才回来。
十二月的第一个周末，江屿来面馆找他，面馆里没什么客人，林砚在帮忙擦桌子。江屿推门进来，带进一股冷风。
“走，去打篮球。”
“没空。”
江屿靠在桌边，看着他擦完一张又擦另一张，擦得很用力，他没有说话，就那么站了五分钟。
然后他开口了：“林砚，你最近怎么了？”
“没怎么。”
“你逃了三次竞赛班，宋安夏说你一周没跟她们一起吃饭了，时雨说你放学就走，不等她们。”
林砚的手停了一下。
“你不说也行，”江屿转身要走，“我去问你妈。”
“江屿。”
林砚叫住他，声音不大，但江屿听出来了，那声音里有什么东西碎了，裂缝已经在了。
林砚放下抹布，在椅子上坐下来，低着头，看着自己沾了洗洁精的手。“我爸可能生病了，我妈没告诉我，但我知道，她抽屉里有病历本是肿瘤医院的。”
面馆里安静得只剩下暖气片的咝咝声。
江屿没有说话，他走回来，在林砚旁边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放在桌上，他没说话，只是坐在那里，肩膀挨着林砚的肩膀。
“我不知道怎么办。”林砚说。
江屿伸出手，碰了碰他的拳头。“我陪你去问你妈，不用你自己扛。”那天晚上，江屿先去找了宋安夏，又去找了时雨，他把林砚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转述了一遍，宋安夏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时雨靠在墙上，手指攥着书包带子，攥得指节发白。
“我要回去告诉我爸。”宋安夏说。
“我也要告诉我爸。”江屿说。
时雨跑上楼，拿起奶奶的座机，拨了号码“妈，林砚爸爸生病了，你能借我一点钱吗？我以后还你。”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个数字然后说了一个数字，时雨说了声“谢谢”，挂了电话。她没有说“我替林砚谢谢你们”，因为那不需要说。
同一时间，江屿回到家，把电视关了，把事情说完了，他爸听完，站起来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老周，省城肿瘤医院你有认识的人吗？帮我约个号，越快越好。”挂了电话，他拍了拍江屿的肩膀：“你做得对。”
宋安夏推开父亲的书房门，红着眼眶说完，她爸摘下眼镜，沉默了几秒，然后从书架上抽出一个文件袋，里面是几本崭新的笔记本。“这是我这学期整理的各科重点笔记，你明天带给林砚，他落下的课，慢慢补。”宋安夏接过文件袋，抱在怀里，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江屿父亲推开面馆的门：“嫂子，省城医院的号约好了，这周五。车我安排。”
林砚母亲的手停在面团上：“江哥，这怎么好意思……”
“孩子们的事，就是大人的事。”
时雨的奶奶拄着拐杖走进来，把一个信封放在桌上，奶奶说：“雨雨她妈寄来的，先拿着，不够再跟她说。”
林砚母亲攥着那个信封，哭得说不出话。
周五，江屿父亲开车送他们去省城林砚坐在后排，母亲坐在他旁边，车窗外的风景从城区变成郊区，从郊区变成农田，从农田变成山，他一直没有说话，但他一直握着母亲的手，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医生把母亲叫进了办公室，林砚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手里攥着挂号单，把它折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又拆开，又折上。
母亲走出来，蹲下来跟他对视了很久。“小砚，你爸爸的病，比我们想的要重一些。”她没有说“癌症”，没有说“晚期”。但林砚从她的眼睛里读懂了一切。他伸出手抱住了母亲，说：“妈，我不怕。”但他抱母亲的手在发抖。
那三个月，是林砚记忆里最长的三个月，他每天放学后先去面馆帮忙，然后在后厨的小桌上写作业，母亲在前面招呼客人，他在后面算数学题，面馆的灯亮到很晚，有时候到了十点还有客人，母亲就让他先回去睡觉，他不肯，趴在后厨的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身上盖着母亲的外套。
江屿每天晚上都来，来了就坐在角落里，有时候写作业，有时候什么都不做，林砚问他怎么不回家，他说：“我爸让我来的。”宋安夏来的时候会带水果，洗干净了放在后厨的桌上，放下就走。
时雨来得最少，但她每次来都待得最久，有一次林砚做题做到崩溃，把笔摔在桌上，时雨把那支笔捡起来，放在他手边，没有说“别急”，只是把笔放回去，林砚拿起笔，继续写。
江屿来过一次医院，他站在走廊尽头，手里拎着保温桶，走过来把桶放在长椅上：“我妈炖的汤，给你妈的。”走了两步又回来，“你也是，喝点。”
林砚打开保温桶，鸡汤还冒着热气，他喝了一口，眼泪掉进了汤里，那是他这三个月第一次哭。
三月的最后一天，林砚的父亲走了。
班主任走进教室看了他一眼：“林砚，你出来一下。”他走出教室的时候，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把他校服的衣角掀起来，他忽然觉得那个场景很熟悉好像在梦里见过，班主任说了什么，他没听清，他只知道跟着老师走下楼，走到校门口，看见母亲的背影，母亲说：“小砚，你爸爸走了。”
林砚站在校门口，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他眼睛发干，他没有哭，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母亲，然后伸出手，拉住了她的手。母亲的手很凉，像冬天的铁栏杆。
那天晚上，面馆的灯没有亮，老槐树在风里沙沙作响，像是在说着什么，巷子里的路灯还亮着，昏黄的光落在青砖地上，把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江屿站在自家阳台上，看着对面黑着灯的面馆，站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