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中考前的约定
初三那年，老槐树发新芽的时候，四个人都像换了个人。
林砚变得更沉默了，他把所有的力气都攒在一处，每天清晨五点半，面馆的灯就亮，那是林母起来熬骨汤的时间，林砚比母亲起得还早，趴在面馆后厨的小桌上背英语单词，背到六点半，然后去学校，他的书包里永远塞着两样东西：课本和一个用旧了的保温杯，杯里是母亲早上煮的粥，有时候白粥，有时候皮蛋瘦肉粥，粥喝完了，杯子洗一洗，下午装水。
他的成绩稳在年级前三，但不再只是“稳”了，他把近五年的中考真题做了三遍，错题本写了厚厚的两本，数学竞赛班的老师说，以他的水平，去全市最好的高中都没问题，林砚没有接话，只是把那句话记在心里，然后继续做题。
江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逃课了，体育课他跑在最前面，文化课他坐在最后一排，但不再趴着睡觉了，他的课本上开始出现笔记，虽然字写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描红，但至少有了，校服裤兜里永远揣着一个篮球，走到哪儿拍到哪儿，拍得走廊上的低年级学生都躲着他走。
他的篮球特长被高中教练看中了，那所高中有全市最好的篮球馆，体育特长生名额有限，教练专门来学校看了他三次，第三次的时候，教练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你文化课再提一提，特招名额我给你留一个。”江屿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手还在抖，他不是害怕，他是激动。
时雨的作文越来越厚，语文老师开始在年级里传阅她的文章，说她的文字“有一种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静”。市里的作文比赛她参加了，初赛、复赛、决赛，一路往前。最后一轮是现场命题，她写了不到一个小时就交卷了。评委给的评语是：“情感克制，语言精准，有超越年龄的洞察力。”一等奖。
她把奖状拿回家的时候，奶奶看了很久，然后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相框，把奖状装进去，摆在客厅最中间的位置，时雨站在旁边，看着奶奶佝偻的背影，没有说“不用了”，也没有说“谢谢”。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张奖状，嘴角弯了一下。
宋安夏的训练时间越来越长，每天放学后，别的同学背着书包往校门口跑，她背着书包往舞蹈教室跑，压腿、下腰、旋转，每一个动作重复几十遍上百遍。她的舞鞋换了一双又一双，每双都是脚趾头的位置先磨破，脚踝上贴着肌内效贴布，粉色的，远远看着像绑了一条彩色丝带。
全市中学生文艺展演，她拿了舞蹈组银奖，颁奖那天，她站在台上，手里捧着奖杯，台下闪光灯噼里啪啦地闪，她笑得很好看，酒窝深深的，但眼睛一直在观众席里找没找到，她知道时雨在考试，江屿在训练，林砚在面馆帮忙，但晚上，他们会一起上天台。
四个人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但周五晚天台见，四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天台上还有一点凉，风吹过来的时候，带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是春天的味道，老槐树的枝丫上已经冒出嫩绿色的芽，一小撮一小撮的，像谁用笔在树枝上点了一排排浅绿色的点。
四个人并排坐在围栏内侧，背靠着钢管扶手。林砚手里还攥着一张卷子，刚从竞赛班赶过来，笔都还没收进书包里，江屿的校服上沾着篮球场的灰，膝盖上有一块新擦破的皮，结了一层薄薄的痂，时雨把一沓稿纸放在身边，最上面那张印着“市级作文比赛一等奖”的字样，宋安夏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奖杯，不大，铜色的，底座上刻着一行小字。
“都带来了？”江屿问。
“你不是也带了吗。”宋安夏看了一眼他手里的篮球，篮球上用记号笔写了一个数字“8”，是他的球衣号。
江屿咧嘴笑了笑，把篮球放在脚边。
四个人面前摆着各自的东西：林砚的竞赛卷子、江屿的篮球、时雨的奖状、宋安夏的奖杯，谁都没有先开口，但谁都知道，今天这个天台聚会，跟以前的不一样。
“下个月就填志愿了。”林砚先开了口。
初三下学期，中考前的最后一次志愿填报，定在五月中旬，四个人从初一开始就知道，他们会报同一所高中，大院的学区重点高中离大院骑车只要十五分钟，但现在，这个“理所当然”的约定，忽然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因为每个人的路，好像都在往不同的方向分岔。
林砚的竞赛成绩足够让他进全市最好的高中，那所学校在城东，坐公交要一个小时，江屿被那所有篮球馆的私立高中看中了，但学费贵，而且离家远，时雨和宋安夏的目标一直是重点高中，文化课强，文科师资好，舞蹈社团也有名。
“你们是不是在想，要不要报同一所？”时雨忽然问。
三个人都沉默了。
江屿是第一个开口的。“我爸说，私立太贵了，重点高中也有篮球队，不一定要去私立。”
“但重点高中的篮球队不如那所私立。”宋安夏说，“你自己说的。”
江屿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林砚低着头，看着手里的卷子，竞赛班的老师找过他，说以他的成绩，去城东那所高中才是最好的选择，那边的竞赛体系更成熟，每年保送名校的名额比重点高中多一倍，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但时雨知道。
“林砚，城东那所是不是找过你了？”时雨的声音不大，但很直接。
林砚的手指在卷子边缘停了一下。“嗯。”
天台上安静了，风吹过来，把宋安夏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没有去拢，就那么让头发糊着半张脸。
“那你还报重点吗？”宋安夏问。
林砚没有回答，他抬起头，看着远处的信号塔，塔顶的红灯一闪一闪的，在暮色里显得格外醒目，他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我不知道。”
江屿忽然站起来，走到围栏边，把手搭在钢管扶手上，他背对着三个人，站了几秒，然后转过身。
“咱们说好了，考同一所。”他的语气不像是在商量，更像是在确认一件事，“谁都不许掉队。”
“但林砚去城东那所——”宋安夏说到一半，停住了。
“我不去。”林砚说。
三个人同时看向他。
林砚的声音不大，但很稳。“我报重点。”
“林砚——”时雨想说什么。
“我妈的面馆在槐树巷，大院在槐树巷，你们在槐树巷。”林砚打断了时雨的话，看着远处那棵老槐树的树冠，“我去城东，一个人住校，我妈怎么办？”
没有人再劝他，因为他说的是事实，林母的面馆一个月挣的钱，刚够交房租和进货，林砚如果去城东住校，生活费、住宿费、学杂费，每一样都是额外的负担，重点高中离家近，骑车十五分钟，不住校，每学期能省下好几千块钱。
江屿把手从围栏上收回来，走到林砚面前，伸出手“那说好了，重点高中。谁都不许掉队。”
林砚看着他的手，也伸出手，握了一下。宋安夏把手搭上去。“重点高中。”
时雨把手搭上去。“重点高中。”四只手叠在一起，和面馆里那个夜晚一样，但这一次，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有的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扎了根，正在往下扎，往深里扎。
中考前一周，四个人没有去天台，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怕去了，会忍不住想太多，林砚在家做题，做到眼睛发花，就去院子里站一会儿，看看老槐树，江屿在家背单词，背着背着就睡着了，醒来继续背，时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把之前写过的作文翻出来一篇一篇看，看到最后一篇的时候，她发现那篇的题目是《我的四个家》。她写的是：奶奶家、学校、大院、天台，却没有写父母的那个家。宋安夏在家练功，把舞蹈比赛的参赛剧目反复跳了十几遍，跳到小腿抽筋，坐在地上喘气。
中考那天，阳光好得不像话。
天空蓝得透亮，像是被谁用水洗过一遍，一朵云都没有，老槐树的叶子已经长齐了，绿得发亮，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像是在鼓掌。
四个人从不同的考场走出来，在校门口碰了头，江屿第一个到的，他跑着来的，校服扣子没系，书包带子滑到胳膊肘，宋安夏第二个，裤腿还挽着，露出脚踝上粉色的贴布，时雨第三个，手里拿着一本书，书签夹在三分之一的位置，但从书签的位置看，她今天一页都没翻。
林砚最后一个到，他走到校门口的时候，看见三个人站在那里等他。
“考得怎么样？”江屿问。
“正常发挥。”林砚说。
“那就是考上了。”宋安夏笑了。
“你舞蹈加分加了没？”时雨问。
“加了。”宋安夏点头。
“那稳了。”江屿把篮球往天上一抛，接住，又抛，又接住。
四个人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别的考生陆陆续续从考场里出来，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抱着同学哭成一团，他们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站在那里，站在老槐树的树荫下，像四个刚打完一场仗的士兵，疲惫，但眼睛里全是光。
出分那天，林砚是在面馆里查的，手机屏幕亮了，数字跳出来。他看了一眼，然后递给母亲。林母看了一眼，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把手机还给林砚，转身从锅里盛了一碗骨汤，放在他面前。“喝汤。”她说。
江屿是在篮球场上查的，手机响了，他停下来，蹲在三分线旁边，看了几秒，然后站起来，投了一个三分，球进了，他咧嘴笑了。
时雨是在奶奶家的客厅里查的，奶奶坐在旁边，看不懂屏幕上的数字，但看着时雨的表情，就知道考上了。
宋安夏是在舞蹈教室里查的，刚练完功，汗还没干，她坐在地板上，手机搁在脚尖上，看了一眼，然后躺了下去，盯着天花板笑了很久。
四个人都考上了。
七月的尾巴，暑假最热的那几天，四个人去郊游。
江屿骑车带路，说他知道一个地方，河边，有树荫，水不深，可以光脚下水。林砚骑着他妈那辆旧自行车，车筐里装着四瓶水和一袋面包。宋安夏和时雨一人一辆，骑得不快，但一直没掉队。
骑了四十分钟，到了一个村子后面的河滩，河不宽，水很浅，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岸边有一排柳树，柳枝垂到水面上，风一吹就晃。知了叫得很响，一声接一声的，像是在比赛。
江屿第一个冲到河边，脱了鞋，把袜子塞进鞋里，光着脚踩进水里。“啊——凉！”
宋安夏跟在后面，踩进水里的时候叫了一声，然后笑了。时雨坐在岸边的石头上，把脚伸进水里，没说话，但嘴角弯了一下，林砚最后一个下水，站在水边，看着三个人在水里踩来踩去，水花溅起来，在阳光下亮晶晶的。
“你们说，”江屿忽然站在河中间，转过身，看着三个人，“高中是不是比初中难很多？”
“肯定难。”宋安夏说。
“难也得读。”时雨说。
林砚没有说“难”还是“不难”。他站在水边，看着河面上被风吹皱的波纹，说了一句：“反正咱们四个一起。”
江屿忽然深吸一口气，把手拢在嘴边，对着河对岸的树林喊了一声：“高中——我们来了！”
声音在水面上弹了一下，撞到对岸的树林里，又弹回来，变成一串模糊的回声，宋安夏也喊了一声，声音比江屿尖，把树上的知了都吓停了，时雨没有喊，但她笑了，不是那种浅浅的弯嘴角，而是笑出了声，笑得很轻，但林砚听见了，林砚也没有喊，但他看着三个人，心里把那句话默念了一遍。
太阳往西边偏了一点，河面上铺了一层金色的光，四个人坐在岸边的石头上，光着脚晾干，面包被江屿掰成了四份，一人一块，水喝完了，瓶子排在岸边，整整齐齐的，像四个士兵。
“以后每年夏天都来。”江屿说。
“行。”宋安夏说。
“行。”时雨说。
“行。”林砚说。
风吹过来，柳枝扫过水面，知了又叫起来了。
暑假还没过完，但四个人已经知道，九月的第一天，他们会骑着车，一起去那所高中报到。
老槐树的叶子绿得发亮，风一吹，沙沙地响，像是在说：走吧，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