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最后一颗球

十二月的最后一周，上海下了一场不小的雨。雨从周四晚上开始下，到周六早上还没停，把整个城市洗成一种灰白的颜色，像是有人拿橡皮把所有的轮廓都擦淡了一度。

张晨在那几天里完成了两件事。第一件，他去杨浦找了阿乐，拿回了那把吉他。阿乐把它装在琴包里，琴包的拉链坏了，用绳子捆着。阿乐站在隔断间门口，穿着那件起球的深绿色毛衣，头发比之前更长了。他把琴包递过来的时候说了一句“好好对它”，张晨说好。走的时候张晨往阿乐手里塞了三百块钱，阿乐推了一下，收了。

第二件事，他把那份潮牌的合同签了。对方始终没有补充“调性标准”的书面确认，但在周五下午发了一条微信说“你先签，后面好商量”。张晨看着那条消息，在打印店把合同打出来，签了字，扫描，发回去。整个过程不到半个小时，像拔掉一颗已经松了很久的牙。

签完之后他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潮牌那边定了，下周拍。

我回：恭喜。

他又发了一个笑脸的表情。那个笑脸黄色的圆脸，黑色的弯眼睛，看起来很高兴。但我知道他发这条消息的时候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那把阿乐的吉他，琴包上的绳子解开了没系回去。他在回完消息之后拿起吉他试了几个和弦，声音不准，琴弦太久没换了，发出来的声音像生锈的门在响。他调了一下，又试，还是不对，就把吉他靠在书架边上了。

周六下午，雨还在下。张晨接到了肖总那边一个电话，不是肖总本人，是他的助理。助理说肖总最近在忙基金关账的事，之前说的引荐品牌可能要等到年后，“肖总说让你先把手上的项目跑好，年后再聊”。张晨挂了电话，把这句话翻来覆去嚼了几遍。“年后再聊”——又是一句他听过无数遍的话，包装换了，内容没换。

他在记事本上把“肖总-品牌引荐”那条后面标上了“年后跟进”。“年后”这个词像一块橡皮，把所有还没发生的事都擦到了另一个时间格子里。可是格子永远在，事情永远没有真正发生过。

他翻到记事本的第一页，那上面写着他几个月前列的目标清单：完成品牌合作、拿到林姐的项目、建立稳定的素人矩阵、把“关系实验室”做成付费社群、月收入过万。五个目标，没有一项是已经完全实现的。有的完成了一半，有的刚开了个头，有的已经退了回去。

他把记事本合上，放在茶几上。台灯没开，客厅里只有从窗户透进来的路灯光，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流，把窗外的灯光拉成一条一条的。

周日下午，李雨桐突然打了一个电话过来。

张晨接的时候正在吃一碗泡面，他把筷子搁在碗上，拿起手机。“雨桐？”他叫她的名字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他努力压下去的期待，像是一个人把弹簧压到最低，等着它弹起来。

“张晨，你那个提案，我帮你在林姐那边又推了一次。”李雨桐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背景音有地铁报站的声音，她似乎在车上。

“谢谢，林姐怎么说？”

“她说她年后来上海，到时候约你聊聊。你别急，她就是那个节奏。她要是觉得你不行就直接拒了，拖着说明还有戏。”

张晨说好。然后李雨桐说了一句让张晨之后反复回忆的话：“对了，王也上次去的那个试映会，他回来跟我说你那个片子拍得可以的。他很少夸人，他说可以那就是真的可以。”

王也夸了。张晨没想到这一点。但他很快想——王也夸他，是因为王也觉得他构不成威胁，所以可以大方地夸。还是王也真心觉得片子不错？这两个答案指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但他永远无法知道是哪一个。这大概是王也这种人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你永远搞不清楚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他的态度太一致了，一致得让你怀疑所有善意背后都有刀锋。

“那行，年后我再跟林姐约。”张晨说。

李雨桐说“好”，挂了。

电话挂断之后，张晨把手机放在桌上，拿起筷子继续吃泡面。面已经坨了，他用筷子搅了搅，挑起一坨，吃了两口，放下了。他把碗端到厨房，倒进垃圾桶，把碗洗了。

周一早上，我出门上班前看到他在沙发上坐着，穿着那件灰色卫衣，头发没梳。茶几上摊着几页手写的脚本，是潮牌那条片子的拍摄方案。他写了一晚上的结果，字迹从工整慢慢变潦草，到最后几行几乎认不出来。我拿起最上面一页看了一眼，开头写了一行字：“故事梗概：一个在都市里做自己的年轻人。”下面划了三条线，每一条线下面写着一个人名，第一个是“阿乐（已签）”，第二个是“小田（待回复）”，第三个是“刘洋（备用）”。

我又看到我的名字了。

“你怎么又把我写进去了？”

“备用，”他说，声音哑得像是含了沙子，“小田还没回我。”

“小田不会回的，”我说，“她上次就说不想拍了。”

“我给她加了费用，她说考虑一下。”

我把那页纸放下了。我没告诉他，小田上周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终于摆脱了那个纠缠我半年的所谓内容创作者”，发完秒删，但我看到了。那个“所谓内容创作者”就是张晨，他不知道这件事，我也不打算告诉他。有些真相知道得越晚越好，最好永远不知道。

周三，潮牌拍摄。

地点在龙腾大道一个共享空间里，张晨前一天去踩过点，拍了十几张照片发给我看。我没去，他也没叫我。当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背着那把阿乐的吉他——今天拍摄用上了，阿乐本人在画面里弹琴。张晨说阿乐的状态比上次好，话多了不少，还即兴说了几句关于“逃离舒适圈”的话，他觉得可以用进片子里。

“费用呢？”我问。

“阿乐那边我还没付，等片子剪完一起结。”

他的记账本上，欠款的数字又大了。他用红笔写的，红色墨水在纸页上特别扎眼。他写完合上本子，把它塞进书架最里面，夹在两本旧书中间，像在藏一个见不得人的东西。

周四，周周约他见面，说有事要谈。

地点在她公司附近的一家星巴克。张晨去了，带了他的笔记本和那张潮牌的合同。他回来的时候下雨了，他的头发湿着，灰色的卫衣上有一块深色的水渍，像是被人泼了一杯咖啡。他把书包放在门口，换鞋的时候蹲了很久。

“周周说什么了？”我坐在沙发上问。

他把湿透的袜子脱了，光脚踩着地板走过来，坐下来，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她说潮牌那个项目她也要参与。”

“什么意思？”

“她说她之前帮我介绍了肖总，品牌方那边她也一直在帮我推，所以她应该分一份。”张晨顿了顿，“她说她要分三成。”

“你怎么说？”

“我说我跟潮牌签合同的时候是以个人名义签的，不是你介绍的项目。她说肖总是她介绍的，没有肖总就没有潮牌。”他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她说如果我不同意，她后面就不帮我推了，而且肖总那边她也可以‘打个招呼’。”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客厅里的暖气咯咯响着。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答应了。”

“三成？”

“嗯。”他说，“两万，我拿一万四，她拿六千。扣除阿乐的费用和场地，我大概到手……几千块。”

他算了很久，没算出确切数字，最后放弃了。

“我还得靠她介绍后面的项目，”他说，“我没办法。”

那天晚上他坐在书桌前，把潮牌那条片子的脚本从头到尾改了一遍。他把“在都市里做自己的年轻人”改成了“跟随内心的选择”，又把“跟随内心的选择”改回了“在都市里做自己”。他改来改去，像在给一件已经破了的衣服打补丁，补丁摞补丁，最后还是破的。

凌晨一点多，他的房间灯灭了。

但过了没多久又亮了，然后我听到他打开了窗户透气。冷风从外面灌进来，他的咳嗽声断断续续。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远处的高架桥上有零星的车辆驶过，没有鸣笛，只有轮胎碾过湿路面那种沙沙的声音，像蚕在啃桑叶。

他咳了一阵，关上窗户，灯又灭了。

这次没有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