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火光
民国二十二年冬，城东弹药库烧成一片火海。
三里铺的女人是在后半夜听到第一声爆炸的。她从床上坐起来，窗纸被震得嗡嗡响，桌上碗里的水在晃荡。她披上棉袄下了炕，鞋后跟没拔上就趿拉着走到院门口，把门闩拉开。
门开的一瞬间风灌进来，把她披散的头发全吹到脸前面。她伸手把头发撩到耳后，往城东方向望去。夜空被火光映成了暗红色，一大片，从城墙顶上面漫出来。墙头上积了一冬的雪，此刻被照得发亮。
爆炸声紧接着一下接一下滚过来。闷响隔着三四里路震得门板轻轻发颤。声音密的时候连着三四声炸在一起，火光往上窜，把城墙的垛口照得清清楚楚。稀的时候隔很久才响一声闷的，闷响过后是细碎的噼啪声，像有人在火堆里扔了一串鞭炮。
村口大槐树上的夜鸟被惊得扑棱棱飞起来，在树顶盘旋了两圈又落回枝头。隔壁人家的狗缩在墙角，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尾巴夹在两腿中间，任怎么叫都不肯出来。女人把棉袄紧裹了裹，手揣进口袋，右手碰到底下那截半截铅笔。
她把左手伸进去按了按口袋深处那张叠好的烟盒纸。纸上的线条她闭着眼都能描出来：方框是军火库，虚线是护城河边的小路，右下角密密麻麻标着换岗时间。纸边角那块褐色的血渍已经被她的指肚磨得更淡了。她没有把纸掏出来，只用手指隔着棉布按着。
阿九光着脚从屋里跑出来，两只手扒着门框，探出半个脑袋往城东看。他这一年长高了一截，袖子不用再往上挽三道了，但棉袄还是那件大棉袄。肩膀的位置磨破了一块，露出里面发黄的旧棉絮。他揉着眼睛问这是什么声音。
女人没回头，站在院门口望着那片火光。她说城东的弹药库在烧。阿九又问是谁点的火，女人没有回答。她把院门推开了半扇，往外走了两步，风把棉袄下摆吹得一下一下往后飘。她站在院门口看了一整夜，两只手始终揣在口袋里，按着那张纸。
天快亮时爆炸声渐渐稀了，火光暗了些，黑烟却还在往外冒。烟柱升高了往南偏，半边天被罩成灰蒙蒙的颜色。阿九天亮以后搬了个小板凳坐到院门口，手里捏着一根捡来的树枝。课本摊在他膝盖上，翻到《少年中国说》那一页，纸页已经翻起了毛边。
他用树枝在地上照着比划，写到“少年强则国强”的时候顿住了。“强”字笔画太多，他写了三遍还是歪的。树枝戳在地上戳断了，他抬头往城东方向看了一眼，黑烟还在冒。他问女人那火烧完了没有。
女人站在劈柴墩旁边劈柴，柴刀举起来劈下去，木头裂成两半，一半滚到墙根。她说不一定，火可能还要烧一阵。阿九又问那这火到底是谁放的。女人把柴刀搁在墩子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没有回答。她把劈好的柴一块一块码到墙根下。
这批炸药烧了整整一夜再加一个白天。黑烟到第二天傍晚都还没散干净，城南墙根下的叫花子全看见了。老叫花靠在城墙上打盹，被远处一声闷响震醒过来。他睁开眼，城东方向的天空灰蒙蒙一片，黑烟从城墙顶上翻过来往南压。
空气里有一股焦糊味，不是烧煤的焦，是烧火药和烧橡胶的焦，呛得他连咳嗽好几声。他用手背蹭了蹭鼻子，仰着头往城东方向看了很久。旁边的叫花子也在看，有人说这声响不对劲，是不是日本人的军火库炸了。有人说鬼子已经把大路封了，便衣在城里挨家挨户踹门。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忽然有人插了一句，说那个会写字的叫花子怎么好几天没见着人了。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有人说是兴许冻死了，有人把碗往前推了推没再吭声。老叫花始终没有接话，靠着墙根继续望着那股黑烟。他嘴里嚼着一块干窝头，嚼到一半停下来忘了咽。
窝头渣从嘴角掉下来落在膝盖上，他没去掸，还是仰着头看。他往旁边那个空位置扫了一眼。那块地上的碎砖还在，豁了口的破碗还搁在砖面上，碗底积了薄薄一层雪。他把窝头渣从膝盖上捡起来塞回嘴里，嚼了嚼咽下去，喉咙动了一下。
消息走了两天才传到三里铺。军火库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围墙塌了大半截，铁丝网挂在歪斜的水泥柱上，在风里荡来荡去。大半个月囤进去的弹药全部殉爆，连墙根底下的冻土都炸翻了一层，露出底下的碎砖烂树根。日本人在城门口设了路障，进出城一律搜身，挑粪的老头也被拦下来卸桶检查。
便衣挨家挨户踢门翻箱柜，连城门口卖烟老头的烟摊都给掀了个底朝天。摩托一队接一队从石板路上轧过去，挎斗上架着机枪。几天后侦察员站在三里铺院门口，把城里的情况说完。他说日本人快被逼疯了，在城门口贴了告示悬赏捉拿纵火的人。
告示上画的是个满脸横肉的壮汉，赏金够买半条街的铺子。便衣按这个画像抓了好几个无辜的苦力，审完发现不对又都放了。城里人都在传是一个叫花子点的火，但都当笑话在讲，说一个叫花子连城门洞都混不进去，哪能摸进有铁丝网的军火库。
女人站在院门口听完这些话，手里攥着围裙的一角，指节因用力变得发白。她问了一句画这个的人呢。侦察员沉默了，没有回答。风从院门外灌进来打旋，把劈柴墩上几片木屑吹得在地上乱滚。她又问了一遍，声音更轻，轻到快要被风吹散了。
侦察员还是没有开口，往后靠在院门框边上，抬起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女人没有再追问更多，把围裙解下来搭在劈柴墩上。她走到院门口，对着城墙的方向站了很久很久。城墙在远处是灰蒙蒙的一道线，墙头上面还积着残雪。她把右手伸进棉袄内侧口袋，摸到那张折了无数遍的烟盒纸。
纸已经被她反复摊开又折好，折痕磨起了毛，快要断了。纸角那块褐色血渍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变淡，也没有消失。她把纸往口袋深处又按了按，手一直没有抽出来。院子里阿九蹲在地上，手里又捡了根新的树枝。课本摊开在膝盖上，他念到“少年强则国强”那一句时顿了一下，把树枝在地上戳了戳，又继续往下写。
他抬头看了一眼院门口，女人还站在那里，手插在口袋里一动不动。侦察员已经转身走了很久了。阿九问那个人去哪儿了，女人没回头，只应了声去送消息了。她又说院子里冷，再多写几个字就进屋。阿九便低下头继续在地上划拉，划出来的笔画歪歪扭扭，和扉页上他的签名一样歪。
过了一些时日，城门的路卡撤了，进出恢复了通行。卖烟的老头重新把烟摊支起来，被掀翻的木板用钉子钉好扶正，烟叶一捆一捆重新码齐。有人说日本人查来查去什么都没查出来，弹药库废墟里只有烧变形的铁架子和满地碎砖，连一具多余的尸首都没有找到。
说书人从前蹲的那座关帝庙还是老样子。庙门歪歪地半敞着，门槛上积着没人扫的雪。里面的长凳东倒西歪，供桌上的蜡烛烧成了一摊硬蜡油粘在桌面。供桌底下那个缺了嘴的酒壶已经不见了，惊堂木也不知道被谁捡走了。几个过路的叫花子在里面避风，但再也没有人点起蜡烛说夜场书。
三里铺的女人出了趟门，到关帝庙去看了看。她站在庙门口往里望了一眼，供桌还在，关公像身上落满了灰。袍角被人掰掉了一块，露出里面干裂的泥胎。她在门槛上放下半炷香，从口袋里掏出火镰把它点着，烟气往上飘了一阵，被穿堂风吹散。她转身往回走，回到三里铺时天已经黑了，阿九把课本摊在桌上，就着油灯在念新学的一课。
女人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进院子，蹲到阿九面前。她说书先生以前常讲一句话——这世道，能识字的人不该死。阿九问说书先生是谁，她说是一个瘸了腿的人，在关帝庙里拍惊堂木说书的。阿九想了想，指了指摊在桌上的课本，说我现在认得字了，认识好多了。
女人听了这句话蹲在那里半天没出声，手指头无意识地在围裙边上来回搓。然后她站起来走到院门口，望着城东方向的那片夜空。城东已经恢复成一片暗灰色，没有火光，也没有浓烟，云层上面透着一层淡得快要化开的月光。她已经很久没有在夜里听到爆炸声了，但还是每晚在院门口站一会儿，看看那片什么也看不出的天。
阿九从屋里走出来站到她旁边，顺着她的目光往城东方向看。他问你在看什么，她说在看天。阿九仰着脖子看了半天问天有什么好看的，她没有回答，伸手把院门轻轻拉上，门轴吱扭响了一声。
阿九把课本翻回扉页。上面那个名字他不认识的时候看过无数遍，现在每一个字都念得出来：岑，明，远。下面褪了色的朱砂小字他也认全了：此，生，可，教。再往下是他自己歪歪扭扭的名字，是那个女人握着他的手一笔一笔写上去的。他用手指在三个名字上慢慢划过去，先顺着岑明远的横竖走一遍，再描一遍此生可教的每一道笔划，最后在自己的名字上停住。
他把课本合上夹在腋下，推开院门走到村口的大槐树下。槐树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一层薄霜。
井沿边几个更小的孩子蹲在地上捡冻硬的槐角互相对扔，槐角砸在泥地上弹起来又滚到井台边。阿九在井沿上坐下来，把课本摊开平放在膝盖上，从第一行开始往下念。念书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
几个孩子听见念书声全跑了过来，停止扔槐角围着他蹲了一圈。最小的那个孩子从阿九胳膊肘下面挤进来，用手指戳着纸面上的字问这纸上画的到底是什么。阿九说不是画的，是字。孩子又问字能干什么用，阿九低下头想了想，说字能记住一个人的名字。
孩子追问记名字干什么，阿九看着扉页上的那两个名字，没有回答。他把课本又往前翻了一页，继续往下念新一课的课文。孩子们围着他不吵也不闹，大槐树下只有念书的声音，在冷风里一字一字地落进泥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