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岑明远
天快亮的时候，岑明远被冻醒了。
不是被冻醒的，是根本没睡着。眼睛闭了一夜，脑子却没歇过，半梦半醒地听见风从城墙豁口灌进来，听见老叫花打呼噜，听见远处有火车鸣笛。
火车声很长，拖了半截就断了，像是被什么东西捂住了嘴。他把腿蜷得更紧一点，脚趾从鞋洞里露出来，冻得发硬。
街上开始有人走动。先是一个挑担子的，扁担两头挂着菜筐，筐里是冻硬的萝卜，磕在扁担上梆梆响。
挑担子的走过去，没看墙根下的叫花子。后面跟着个背书包的小孩，七八岁，书包是新的，帆布还没磨起毛，跑得急，鞋底在冻地上啪啪响。小孩从他面前跑过去，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
岑明远看着那个书包，盯了好一阵。等小孩跑远了，他的手从袖子里伸出来，隔着破棉袄往怀里摸了一下。那个硬邦邦的书脊还在。他把手按在上面，没动。
“你看什么呢。”老叫花从旁边翻了个身，嗓子还是糊的，像是痰卡在喉咙里没咳出来，“人家小孩念书你也羡慕？”
岑明远把手从怀里抽出来，没搭话。
“我年轻时候也羡慕。”老叫花从棉袄里掏出半块饼，掰了一小角扔进嘴里，嚼了半天才咽下去，“后来就不羡慕了。念书有啥用，念了书也得吃饭。”
老叫花把自己那点家当翻出来抖了抖，抖出几粒饼渣掉在自己裤子上，又一一捡起来吃了。然后站起来，拍拍屁股，转到街角那边去找撒尿的地方。
岑明远把腿伸直，从砖上把身子撑起来一点。后背靠了一夜墙，骨头缝里都是凉的。他把手伸进棉袄，把那本书抽出来。
书已经没皮了，第一页直接露在外面。纸被雪水泡过又晒干，皱得像老人的手背。
这页上原先写过字，后来被涂掉了——黑糊糊的一团，涂得很用力，纸面上反复叠了好几层墨，摸上去比周围硬。旁边另起一行，重新写了“岑明远”三个字。字体很工整，颜体，带着早年描红的底子。
他盯着这三个字看了一阵，把书合上了。
他记得当初用的不是这个名字。“岑明远”是后改的，原先叫“岑承裕”。“承”是辈分，祖父按族谱排下来的字，到了他这辈刚好轮到。
祖父说，这个字好，承前启后。“裕”字是祖父从村里的算命先生那儿讨的，盼他这辈子的日子别像上几辈人那样紧巴，要宽松，要有余。
他出生的第二年，科举废了。
消息传到县里，祖父摔了家里的砚台。不是冲着家里人摔的，是对着门外的青天摔的。砚台砸在院里的石阶上，碎成两半，墨汁溅了一地。祖父站在门口，骂了一句什么。骂完之后把门一关，坐在堂屋里，整整两天没说话。
岑明远那时候才一岁，这些都记不得，是后来在学堂里听人说的。他记事的时候，县里已经有了新学堂。
新学堂在城东，原先是旧私塾，科举一废就改了，挂了块杉木牌，写了“县立新学堂”五个字，漆还没干透就开门收学生了。祖父不让他去，祖父说洋人的东西不是好东西，八股才是正道。祖父说这话的时候，砚台已经摔碎了好几个月，但他还坐在堂屋里，像那砚台的魂附在人身上没走。
父亲不一样。父亲没读过多少书，在小镇的铺子里做了十年账房，会打算盘，但不识字，账簿上的字都是铺子里的先生写好了他照着描。
父亲说，天下变了，不能再让孩子走老路。父子俩争了一个秋天。最后是父亲半夜把祖父的门推开，说了一句：“爹，孩子的事，您别管了。”祖父没说话。第二天一早，父亲拽着岑明远的手，把他送进了新学堂。
学堂四面漏风，冬天最冷的时候，窗纸被风刮破，孩子们缩在棉袄里念书，哈出的白气比念出的字还清楚。教国文的是个戴眼镜的先生，姓周，四十来岁，铜丝边眼镜的镜片上有一道划痕。周先生不太笑，说话快，粉笔字写得快，点名叫人回答问题也快。
岑明远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窗户缝没糊严实，风从缝里钻进来，吹在他左边脸上。他把脖子缩进领子里，听课听得认真，因为父亲说，来了就要好好学。
那天周先生打开名册，用手指顺着名单往下划，划到他这儿，念了一声：“岑承裕。”
他站起来。
周先生从镜片上面看了他一眼。
“你父亲做什么的？”
“做账房。”
周先生嗯了一声，把名册放在讲台上，转过身去翻书。那本书很旧了，《尚书》，线装的，书脊已经散了，用麻绳重新订过。周先生翻了几页，停住了，用手指在纸面上划了一行，然后把书转过来，让他看。
“视远惟明。”
周先生用指甲在下面划了一道杠。“《尚书》里的。承裕这名字太旧了，你读的是新学，该有个新名字。”他把书收回去，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明、远。粉笔灰掉下来，落在他袖口上，他也没拍。
“叫明远吧。岑明远。”
让岑明远坐下。他刚坐下，周先生又叫了他一声，他赶紧站起来。周先生走到他桌前，从他手里把那本国文课本抽出来，翻到扉页。
扉页上空空的，只有他的名字，还是开学第一天父亲替他写的。周先生从讲台上拿了一支红笔，拧开笔帽，在扉页上写了四个字。写完把笔帽拧回去，把课本推到他面前，转身去叫下一个学生。
岑明远低头看那四个字：此生可教。
朱笔写的，笔画不粗不细，和他名字并排站着。第二笔的捺收得急，在纸上洇了一个小红点，他一合上书，红点印到了对面页。岑明远盯着那四个字看了一会儿，把课本合上，放进了书包。
放学回家他把这件事告诉父亲。父亲正打算盘，珠子在竹框里拨上来拨下去，响了一屋子。父亲听完没接话，手指头一拨珠子照旧，又算完两笔账才说了声“记住了”，也不知道是叫他记住新名字，还是记住功课。
父亲说完继续打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到天黑。岑明远回到自己屋里，把课本拿出来，把封皮上原来写的“岑承裕”三个字用墨涂掉，另起一行，重新写上“岑明远”。三个字，写了很长时间。
后来他在东北军当测绘参谋的时候，这本课本一直揣在行军袋里。
那年他十六岁。东北军招测绘兵，他在征兵处门口站了半天，报了名。征兵的人看了他的字，又看了他在新学堂学的算学和地理，把他分到了测绘队。
他在队里画地图，用学过的比例尺和等高线，把山头、河流、道路标在方格纸上。长官说他画得好，比几个老兵都画得仔细，让他帮着抄了几份军用图纸。他把那些地名抄得工工整整，每个字都像当初写自己新名字那样，一笔一笔地写。
有一天夜里他在营房里翻课本，旁边铺位的老兵凑过来看了一眼，问他翻什么东西。他说没什么，一本旧书。老兵说这世道还看什么书，枪都扛不动。
九一八那夜他不在营房。他跟着测绘队在外围测量地形，往回走的时候听见枪声。枪声从北边传过来，先是零星的几下，后来连成一片。
连长带他们往南撤，路上遇到了溃退的部队，乱成一片。有人在路边蹲着哭，有人把枪扔了往南跑。他坐在一辆马车上，行李卷抱在怀里，马车颠得厉害，他的后背撞在车板上，一下一下响。
撤退的那天他把课本从行军袋里抽出来，把行李卷摊开，什么也没拿，就把课本往衣服里面一塞。衣服外面裹着棉袄，书被压得扁扁的，硌着胸口。
走散了，部队走散了，人走散了，什么都走散了。他跟着人流往南走，火车站的站台上挤满了人。他母亲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坐的那趟车，在站台上找到他。母亲把三个煮鸡蛋塞进他手里，鸡蛋还是温的，包在一块蓝布里。
又把两块银元按进他另一只手里，银元是凉的，上面被握出了汗印子。母亲的手上有裂口，指甲里嵌着洗不掉的东西，腌的咸菜汁。
“到了就写信回来。”母亲说。语气和平时让他去镇上买东西一样。他点头。
母亲推了他一把，把他往车门方向推。他上了车，站在车门口，想说什么，嘴张开了，声音没出来。
火车开了。母亲站在月台上，个子矮，被人群一挤就看不见了。他把头探出车门往外看，看了很久，只看到月台上的人越来越小，后来被站台的柱子挡住，再后来连站台都看不见了。
他把信写了。寄出去了。没有回音。
几个月之后他到了北平。银元花完了，行李卖光了，在码头扛过货，在茶楼擦过桌子。掌柜见他识字，让他代写过两封家书，多给了一个铜板。
第二天就有旁人告他抢生意，掌柜把他辞了。他蹲在江边的棚户区待了一阵，后来坐上往北的火车来了北平。到北平的时候身上只剩一个铜板，买了两个窝头，吃完第一个，第二个在怀里揣了一天没舍得动。
他蹲在城南墙根下的第三天，老叫花把他从地上拽起来，说后生你别躺这儿装死，你躺这儿也没人收尸。老叫花从自己破碗里掰了一块杂粮饼子递给他，他把饼接过来咬了一口，嚼了很长时间才咽下去。
他在墙根下蹲下来了。一蹲就是半个多月。
岑明远把书翻到后面，有一页被水泡过的字迹模糊了半边。那一页是《少年中国说》。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他在学堂背过这一段，背给周先生听。当时背得很流利，一句接一句，周先生站在讲台上听着，没点头也没摇头。背完之后周先生让他坐下，说了一句“算是熟了”，就开始讲下一课。
他当时不太明白那些句子的意思。后来在东北军画地图的时候也不太明白。后来母亲推他上火车的时候也不太明白。
现在他蹲在北平的墙根下，连明天吃什么都不知道，却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懂了一点。
他把这一页翻过去，不看了。
手指在冻得通红，指肚上的皮肤干裂发白，有几道细口子，往外渗的不是血，是透明的体液。他把手缩回来，把课本合上，隔着棉袄塞回怀里。
老叫花从街那头晃晃悠悠走回来，一边走一边系裤腰带。“你还蹲这儿。”老叫花蹲回自己的位置，把碗往前推了推，又往碗里看了一眼。碗里是空的，他昨晚就没讨到什么东西。
“你那书里写的什么。”老叫花问了一句。
“没写什么。”岑明远说。
“我年轻时候也摸过一本书。”老叫花把手抄进袖子里，“一本唱本，讲的是什么什么公案，字认不全，光看画了。后来撕了卷烟了。”他打了个哈欠，哈出的白气散在他面前，“书不能当饭吃。”
岑明远没接话。他把手缩进破棉袄的袖子里，下巴搁在膝盖上。
街对面铺子一家一家开门，伙计卸门板，一块一块摞在门口。有个伙计往这边看了一眼，又别过头去。太阳从城墙上面冒出来，光照到对面的屋檐上，离他还隔着一整条街的阴影。他的脚趾从鞋洞里露出来，冻得发紫，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是暖的了。
肚子里咕噜响了一声。老叫花转过来看他。“饿了？”
他没说话。
老叫花把手从袖子里伸出来，摸了摸自己兜里的东西，摸出来两块饼渣——不是饼，是昨天晚上啃剩下的硬窝头皮。他把大一点的那块往岑明远手里一塞。“拿着。”
岑明远接过来，放进嘴里。窝头皮硬得像石头，用口水泡软了才能嚼。他嚼得很慢，把每一口都嚼烂了才咽。然后把手缩回袖子里，下巴搁回膝盖上，看着街对面那根歪了一半的幌子。
风过的时候幌子动一下。风停了又不动了。远处有火车鸣笛，声音拖了很长，像是从城外十几里的地方传过来的。他把手隔着棉袄按在怀里，书脊还在，硬的，硌着肋骨。
他叫岑明远。这个名字是周先生给他改的。周先生不会知道他在北平蹲墙根，也不会知道他明天吃什么。但名字是他给他改的，他就会一直用下去。
把碗往前挪了挪，碗底在砖地上磨出一声轻响。他缩成一团，等着太阳从头顶照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