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账簿
岑明远换了个地方蹲。
南城墙根下那股穿堂风太硬，老叫花说往东挪半条街，那边有个当铺，当铺门口朝南，太阳从早晒到晚。岑明远听了他的，把碗端起来，顺着墙根往东走。走到当铺对面，找了一处墙根蹲下来，把碗搁在面前。
当铺的招牌是块黑漆木匾，上面写着一个“當”字，漆皮已经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的灰木头。门面不大，门板卸了一半，另一半还竖着。门口有三级石阶，石阶被踩得中间凹了下去，凹坑里积着昨夜的雪水，冻成薄薄一层冰。
岑明远把棉袄裹紧，把手缩进袖子里。太阳晒在墙上，砖是温的，靠上去后背不再凉得发疼。他蹲了半个上午，碗里什么也没有。
当铺进出的人不多。有一个人夹着包袱进去，出来的时候包袱没了，手里攥着几张票子，低头数着快步走了。还有个老太太空手进去，空手出来，站在门口喘了半天气才走。岑明远看着这些人进出，把碗往前推了推，又收回来。
快到中午的时候，当铺里走出一个伙计。伙计二十来岁，穿一件灰布棉袍，腋下夹着一本蓝皮账簿，脚步很急，一脚踩在第三级石阶的冰上，滑了一下。他没摔倒，膝盖磕在石阶上，账簿从腋下滑出去，掉在地上，摊开了。
账簿摊开那两页正好朝着岑明远这边。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数字，左边一栏是“入”，右边一栏是“出”。伙计骂了一声，赶紧弯腰去捡，捡起来把账簿合上，拍了拍上面的土，左右看了一眼，快步往街那头走了。从他滑倒到捡起账簿走人，前后不超过五秒钟。街上没人注意，挑担子的在吆喝，对面茶馆里有人在聊天。
岑明远盯着伙计的背影，盯了一会儿。然后把头转回去，看着自己面前的碗。
脑子里的东西还没散。那两页账簿他看见了。
入账和出账的数字他看见了，看得很快，但看得很清楚。在东北军学速记的时候，教官拿一张纸在面前晃三秒就收走，让他们把上面的数字复述出来。岑明远每次都能写对，连顺序都不错。教官说这是本能，练多了就成了本能。
刚才那张纸上，左边“入”栏里有一笔数字，右边“出”栏里没有对应的支出。少掉的那些没有消失，被记在很底下一行，前面写着一个很短的科目名，两个字，他没看清是哪两个字。但那行数字是单独列出来的，和上面的账对不上。
他把这笔账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数目不大，但如果每一笔都有这样的差额，隔几天记一次，攒一个月下来就不是小数。他在东北军测绘队见过军需处的账本，知道这种记法不是写错了，是故意的。正常人看账簿不会翻到最底下，那一行藏在最不显眼的地方。
他把手从袖子里伸出来，在地上捡了块小石子，在砖地上画了一个数字，又用手抹掉。然后继续蹲着。
第二天他又去了当铺门口蹲着，碗还是空的多。
他想了一晚上，决定进去看一眼。不是偷东西，他没什么可偷的。是想看看那本账簿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对不上的数字。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愣了一下，一个叫花子，翻人家账簿干什么？翻了又有什么用？他没往下想，也不让自己往下想。他只知道那本账簿不对劲，而他恰好能看出不对劲在哪儿。这种“恰好能”的感觉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过了。
中午的时候当铺里很忙。一个伙计在柜台后面给一件皮袄估价，另一个伙计在库房里翻东西，掌柜在里面跟人谈价，听声音是个大嗓门。岑明远蹲在街对面，把碗端起来，碗底有昨天晚上吃剩的一点馊饭，已经发酸了。他看了看碗里的馊饭，站起来。
他走到当铺门口，在石阶下面站了一秒。然后上台阶，推门。
推门的时候他的手碰到了门板，门板是冰的。里面一股樟脑味，混合着旧衣服的霉味和老木头的气味。柜台很高，高到他的下巴。柜台后面那个给皮袄估价的伙计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去了——一个叫花子，不值得看第二眼。
岑明远把手里的碗往前一斜，碗里的馊饭泼出来，溅在那个伙计的鞋上。馊饭是酸的，黏糊糊地挂在鞋面上。
伙计低头一看，骂了一声。“你他妈——”
岑明远赶紧往后退了两步，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老爷。伙计一边骂一边蹲下去擦鞋，用柜台上的抹布蹭鞋面。岑明远趁他蹲下去的工夫，往柜台里面走了两步。
柜台后面是个木架，四层。最上面一层放着一摞账簿，蓝皮的，和昨天伙计夹出去的那本一模一样。当期的账簿放在最外面一格，就是昨天伙计掉在地上的那本。架子旁边是通往库房的门，门帘半挑着。
他看了一眼那个架子的位置，记在心里。然后退出来，嘴上还在说对不起。伙计擦完鞋站起来，骂骂咧咧地挥手赶他。岑明远低头退出当铺，走下石阶，回到对面的墙根下。
他蹲下来，把碗搁回面前。碗里已经没了馊饭，碗底空空的。他把手缩进袖子里，心跳快得像擂鼓。
晚上回去，老叫花问他今天上哪儿了。岑明远说换了个地方蹲。老叫花没再问，把一块干窝头皮往他面前一推，说今天讨了三个铜板，买了两块窝头，这块是剩的。岑明远接过来咬了一口，窝头硬得硌牙，他嚼了很长时间。
第三天他选了个换班的钟点去的。当铺中午换班，上午的伙计去吃午饭，下午的伙计还没来，柜台后面只剩一个老掌柜。老掌柜六十来岁，戴着老花镜，坐在柜台后面打算盘，打着打着就打起了瞌睡，脑袋一点一点往下沉，眼镜滑到鼻尖上，呼噜声不大，和算盘珠子落盘的声音夹在一起。
岑明远推门进去的时候，门轴咯吱响了一声，老掌柜没醒。
他绕过柜台，走到那个木架前面。那本蓝皮账簿还搁在最外层，和昨天一模一样。他把账簿抽出来，翻到前天伙计掉在地上摊开的那一页。他记得那一页的页码——左下角的数字，他前天看见的时候记住了。
那页上，左边“入”栏的数字和右边“出”栏的数字摆在一起。他顺着数字一行一行往下看，在倒数第三行找到了那个单独的科目名，两个字：杂损。
这个科目名写得很小，挤在这一页的最底下，不仔细看会以为那是上一行“出”栏的脚注。但旁边有独立的入账数字，和上面的“出”对不上。
他把账簿往前翻了几页。每隔三五页，最底下都有一个“杂损”科目，旁边记着一笔数目。每笔数目都不一样，但都不大。
他把这几笔数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加起来。加完他心里轰隆一声——这些“杂损”攒一个月，够买几十条枪的弹药。他在东北军待过，知道弹药值多少钱。
他把账簿合上，放回原处。手在发抖，书脊碰在木架上发出轻轻的一声响。老掌柜的呼噜停了一下，又续上了。
他从当铺里出来，拐进旁边一条小巷，靠在墙上喘了一会儿。出了汗，棉袄里面湿漉漉的，贴着后背发凉。然后才走回墙根下，蹲回原来的位置。碗还在，没人动过。他把碗往前推了推，盯着碗里的灰看了很久。
那天夜里，老叫花已经睡死了。呼噜声又粗又长，一声接一声，像拉风箱。岑明远从破棉袄的内层摸出一样东西——一个铅笔头。铅笔头只剩指甲盖那么长，是在街上捡的，笔尖已经钝了，他用指甲把木头剥掉一点，露出里面一小截铅芯。
他又摸出一张烟盒纸。烟盒纸是在茶馆门口的垃圾堆里捡的，皱巴巴的，上面还印着半截商标。他把纸摊在膝盖上，用手掌压平，压了一遍又一遍，压到纸面上的褶皱不那么深了。
城墙外头有盏路灯，灯泡外面罩着个搪瓷罩子，光从罩子下面漏出来，在地上画了一个黄圈。岑明远蹲在黄圈边上，借着那点光把烟盒纸铺在膝盖上。铅笔头太短，他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掐着它写。第一笔下去的时候，铅芯在纸面上划了一道，手抖，笔画歪了。他把手攥成拳头，松开，再写。
他把白天记在脑子里的数字一笔一笔往烟盒纸上写。
先写日期——他记得每一笔“杂损”前面都有日期。
再写科目名——杂损。然后写入账数。再算出差额，写在旁边。每写一笔数字，手就抖得轻一点。写到最后一笔的时候，手已经不抖了。
写完了，烟盒纸上密密麻麻写了七八行数字，铅笔字很淡，有几个数字的笔画太轻了，已经快看不见了，他又补了一遍。
他把纸端起来，借着路灯的光看了最后一眼，然后折成一个小方块，塞进破棉袄的夹层里。夹层是他自己缝的，用捡来的一根针和一段线头，缝得歪歪扭扭，但东西塞进去不会掉。
他把铅笔头也塞回棉袄的内层。手又抖起来了，这回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很久没有用脑子记东西了。
一个在墙根下蹲了半个月、连碗里的馊饭都舍不得扔的叫花子，今天晚上做了一件不该他做的事。他也不知道这些数字记下来能干什么用，交给谁，怎么交。他只是觉得这件事该有人做，而他正好看见了。
他把手缩进袖子里，攥成拳头，等那股抖劲过去。老叫花的呼噜声还在响，一下一下的，很稳。远处有狗叫，叫了两声不叫了。路灯的黄光圈在砖地上，风过的时候光不动，风停了光也不动。
岑明远把手从袖子里伸出来，隔着棉袄按了按怀里。课本在，烟盒纸也在，一个旧，一个新，一起硌着肋骨。
他躺下来，把破棉袄裹紧，闭上眼睛。脑子里还在转那些数字，一排一排的，从“杂损”到差额，清清楚楚。他翻了个身，把脸对着墙，砖缝里透出来的凉气扑在脸上。
他睁开眼睛，又闭上。
过了一会儿，他把手伸进棉袄夹层，摸了一下那张折好的烟盒纸。纸还在缝里塞着，没有掉出来。
他把手缩回去，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