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宋·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叫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眉州眉山人。
我这一辈子，活过很多地方。眉山，汴京，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登州，颖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有人问我，你最喜欢哪里？我说，哪里都好。不是客气。是真的都好。
嘉祐二年，二十岁那年，我和父亲、弟弟一起出川，去汴京赶考。
考中了，主考官欧阳修说，我的文章写得好，后生可畏。我笑笑，没说话。文章写得好有什么用？能当饭吃？能当官做？后来我才知道，文章写得好，真的会出事。
我在汴京待了十年，从凤翔判官做到史馆编修。后来对王安石的新法有意见，觉得朝中待不下去，便自请外放。杭州，密州，徐州，湖州。走到哪儿，写到哪儿。
在密州，我写“老夫聊发少年狂”，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时候还有豪情，还有牵挂。
在徐州，黄河决口，我亲自带着百姓抗洪，站在城墙上，水到脚边，不退。后来水退了，城保住了。百姓们给我立碑，我说，不用。这是我该做的。
元丰二年，我调任湖州。
上了一道谢表，说了几句实话。监察御史们揪着不放，说我在诗里讥讽朝廷。
我被押回汴京，关进御史台的监狱。
那牢房在百尺深的地下，不见天日。老鼠在脚边跑，虫子在墙上爬。夜里听见外面有人哭，不知道是谁，不知道是男是女。他们审了我几十天，问了几百首诗。每一首都要解释，每一个字都要掰开看。我想，这回要死了。写了两首绝命诗，托人带出去给弟弟。诗里说，是处青山可埋骨。真的，哪里埋不是埋？
关了四个月，他们没杀我。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
没有实权，没有俸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借住在寺庙里，每天吃斋饭，喝稀粥。后来在城东开了一块荒地，种麦子，种菜。那块地在山坡上，东坡。从此我叫东坡居士。
黄州的猪肉便宜，富人不肯吃，穷人不会煮。我买回来，慢火炖，少放水，等它自己熟。炖出来，肥而不腻，酥烂入味。自己吃，也请朋友吃。朋友说，这道肉炖得好。我说，不是肉好，是火候到了。
在黄州，我写了《赤壁赋》。“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水在流，月亮在天上，人活一辈子，能留下什么？什么都留不下。可什么都留得下。江水没变，月亮没变，人的那点心事，也没变。
后来哲宗即位，朝廷把我召回去了。
回汴京，做翰林学士，做兵部尚书，做礼部尚书。大官了，可我不高兴。朝堂上吵来吵去，新党旧党，你争我夺。我在中间，两边不讨好。新党说我旧，旧党说我新。我到底是谁？我是苏轼，苏东坡。不是旧党，不是新党，是一个写诗的人，一个爱吃肉的人，一个想回家的人。
再后来，新党又上台了。绍圣年间，我被贬到惠州。
岭南瘴疠之地。去的时候，只有小儿子陪着。走到江西，遇见一个卖饼的。他说，先生，你从哪儿来？我说，从汴京来。他说，你要去哪儿？我说，惠州。他看了我一眼，说，那地方不好。我说，我知道。他送了我两块饼，说，路上吃。我接过来，咬了一口。甜的。这世上，甜的东西不多。有一口，就够了。
惠州的日子不好过。
瘴气重，水土不服。我写信给朋友，说这里一天吃两顿饭，早上喝粥，晚上喝粥。朋友回信说，你受苦了。我说，不苦。有荔枝吃。“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真的，人活着，总要找点甜头。没有甜头，日子怎么过？
再后来，又贬了。儋州，海南岛。
那时候，流放海南是仅次于杀头的重罪。我说，也好。没见过海，去看看。过海的时候，风浪很大。船晃来晃去，我吐了一夜。天亮的时候，看见海了。那么大，那么蓝，看不到边。我站在船头，忽然想，人这一辈子，像这海。有风，有浪，有起，有伏。可海还是海。我还是我。
在儋州，没有书看，没有纸写字。我教当地的孩子们读书，用树枝在沙地上写。他们问我，先生，你从哪儿来？我说，很远的地方。有多远？远到你们没听说过。他们笑了，说，我们没听说过的地方，一定很远。我说，不远。就是这儿。
元符三年，朝廷又召我回去。
从海南北归，一路上有人迎接，有人请我吃饭，有人请我写诗。到了金山寺，看见自己当年的画像，题了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有人问我，先生，你这一辈子，最得意的是什么？我说，最得意的，不是做过什么官，写过什么文章。是黄州那块地，是惠州那颗荔枝，是儋州那片海。人活着，总要找个地方，安放自己。有了这些，走到哪儿，都不怕。
建中靖国元年，六十六岁那年，我在常州病倒了。
躺在床上，听见窗外有人在唱歌。是江南的小调，软软的，糯糯的。我闭上眼睛，想起眉山，想起汴京，想起黄州的月亮，想起惠州的荔枝，想起儋州的海。想起父亲，想起弟弟，想起那些老朋友。他们都走了。我还活着。活着，就够了。
临终前，维琳方丈在我耳边说，端明宜忘西方。
他说，你要想着西方极乐世界。我笑了笑。西方有什么好？我在东方，活了六十六年。够了。我说，“着力即差。”用劲，就输了。我这辈子，没有用劲活过。该吃吃，该喝喝，该写写，该走走。
风来了，我站在风里；雨来了，我走在雨里。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