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申报前夜

青石板巷的玉兰花谢了，凌霄花爬满了画室的青灰瓦顶，把半扇窗户都染成了深绿。林砚趴在靠窗的大案上，指尖划过打印出来的非遗申报材料，纸上印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书”几个黑体字，字里行间都透着沉甸甸的分量。

墙上的挂钟走到晚上九点，梧桐叶被风卷着拍在窗玻璃上，沙沙响。沈屹端着一杯温茉莉茶进来，放在她手边，瓷杯碰着宣纸，发出轻响：“还在改？一下午都没动地方了。”

林砚抬起头，眼睛里带着红血丝，指尖点着申报书上“传承谱系”那一页：“你看，曾祖父那支，从山西平遥出来，辗转到重庆，最后扎根巫山，谱系我理了三遍，总觉得哪里不对。祖父只留下半本手记，好多节点都模糊了，曾祖父收过两个徒弟，一个早夭，一个去了台湾，这一支是不是要写上？”

沈屹拉过旁边的圈椅坐下，拿起申报书逐行看。灯光从头顶的琉璃灯洒下来，落在纸面上，林家三代人的名字工工整整写在上面：林敬之，清末民国平遥画坊学徒，光绪二十八年出师，走川江入蜀，在重庆开“敬砚堂”；林墨耕，敬之次子，抗战期间随敬砚堂搬迁巫山，坚守技艺到解放后；林仲山，墨耕长孙，一生在巫山从事古画修复装裱，二〇二六年二月辞世；林砚，仲山孙女，自小学艺，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国画系。

“曾祖父那两个徒弟，按非遗申报要求，只要谱系清晰就该写上，”沈屹指尖在“李松年”那个名字上敲了敲，“就是这个去台湾的李松年，现在还有后人消息吗？你祖父手记里说，一九四九年他跟着国民党的文物部门去了台，之后就断了联系。”

林砚叹了口气，把祖父那本蓝布封皮的手记拿过来，翻开夹着银杏叶书签的那页。纸已经黄得发脆，祖父的毛笔字力透纸背：“松年师兄装裱手艺在我之上，尤善揭褙，能把三层破纸揭得丝毫不损，当年他走的时候，说若有来日，要和我再同修一幅《溪山行旅》。只是海峡阻隔，数十年音信皆无。”

“说来也巧，这次巫山博物馆清点国宝，里面是不是有几幅当年李松年参与装裱的画？”沈屹忽然想起什么，翻出手机里存的清点清单，“你看，清代石涛的《竹石图》，备注里写着一九四六年敬砚堂装裱，当时经手人就是李松年。文物局的老周说，这幅画皮壳好得很，七十年过去，褙纸一点都没脱，可见手艺有多扎实。”

林砚摸着那行字，心里有点发堵。林家这门手艺，从清末走到现在，经历过战乱，经历过文化断层，到如今只剩下她一个年轻传人，省里非遗中心主动找上门，本来是天大的好事，可真到整理材料的时候，才发现好多历史的细节都被岁月磨平了。她起身走到画室西墙，那里挂着祖父留下来的工具袋，一排排笔、浆刷、竹起子整整齐齐挂着，木柄都被摸得发亮。最下面那个抽屉里，放着曾祖父传下来的一块磨刀石，还有半罐用了百年的浆糊引子。

“其实我一直怕，”林砚低声说，“我从小跟着祖父学，可他身体不好，好多核心手艺我只学了个大概，这次申报，要填核心技艺说明，我把揭褙、全色、接笔都写了，可总觉得写不出祖父说的那种‘天人合一’的感觉。他说修复古画，不是把画修成新的，是帮着古画把断了的气接上，让它能接着往下活。”

沈屹走到她身边，从背后轻轻按住她的肩膀：“你忘了我们在巫山山洞里找到那幅《蜀山春晓图》了？当时画心碎得快成纸浆了，是谁用了三天三夜，一点点把碎片拼起来，褙纸补得连博物馆的专家都挑不出毛病？你祖父要是看见你现在这样，把画室撑起来，还想着把手艺传下去，肯定开心。”

“话是这么说，”林砚转过身，鼻尖蹭到沈屹的衬衫，带着外面进来的皂角香，“申报材料后天就要交到区文旅局，明天还要拍技艺展示的视频，我练了三遍揭褙，总觉得手生。对了，你托人找的那个意大利进口的宣纸试纸到了吗？明天拍修复过程，正好能用得上，专家评审要看数字化记录。”

“早就到了，放在门口的纸箱里，我去拿。”沈屹刚要起身，外面忽然传来敲门声，笃笃笃，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这个点，谁会来？两人对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里的疑惑。画室在老巷深处，晚上八点之后就很少有人来了。林砚走到门口，隔着木门问：“哪位？”

外面是个有点沙哑的女声，带着点港台腔：“请问，这里是林仲山先生的家吗？我找林砚小姐。”

林砚皱了皱眉，拉开门。门口站着一个穿米白色旗袍的老太太，头发银白，挽着个翡翠簪子，身边放着一个小小的樟木箱子，身后跟着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拿着个笔记本。巷子里的路灯昏黄，落在老太太脸上，轮廓看着有点眼熟。

“我就是林砚，请问您是？”

老太太笑起来，眼角的皱纹舒展开，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张老照片，递过来：“我叫李惠兰，我父亲是李松年。我从台湾来，找林家后人。”

林砚的手一下子顿住了，照片上，两个年轻男子站在敬砚堂的木牌子前，左边那个眉眼和老太太有七分像，右边那个，正是年轻时候的祖父林仲山。照片背面，是祖父的字迹：“民国三十七年夏，与松年师兄合影于重庆敬砚堂，此去何日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