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信

咖啡厅见面之后，我以为刘鑫会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消失。

他没有。

他开始给我写信。

第一封信是在见面后的第四天收到的。信封是白色的，贴着一块二的邮票，邮戳上盖着城南那个区的名字。里面是一张A4纸，对折了两次，纸上写着十几行字。字迹不算好看，但很整齐，一笔一划的，像是写得很慢。

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林检察官，对不起。那天我没说完。我知道你不想听我说话，但我还是想把一些事情告诉你。

王哲的球鞋是我买的。我用现金，因为我知道用手机支付会留下记录。我跟他说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说如果他说出去，我就跟他绝交。

我知道他怕我。他很早就开始怕我了。不是因为我说过要打他，是因为我让他觉得，如果没有我，他在班上什么都不是。这是我说过最过分的话。我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很恶心。

我没有想过要伤害周晨的身体。我只是想让她难受。让她觉得班上没有人喜欢她。让她觉得孤独。我不知道王哲会推她。我当时真的愣住了。我看到她摔下去的瞬间，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完了。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如果那天我没有说那些话，如果我没有站在那里，如果我没有让王哲觉得他可以对我言听计从——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

但我说了。我站了。我让他觉得了。

我知道这些话在法庭上没有用。但我想让您知道。我不求您原谅我。我只是不想再骗下去了。”

我把这封信读了两遍。第一遍看内容，第二遍看字迹。字迹真的不算好看，“恶心”那个词写错了，划掉在旁边重写了一遍。“完了”的“完”字，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是在犹豫要不要写下去。

我把信放回信封，夹进了刘鑫的档案里。

不是在案的档案——那个档案已经归档了。是我自己留着的一个文件夹，里面放着这个案子相关的零散材料。周晨妈妈发的照片打印出来也夹在里面，那张轮椅上的、笑得很浅的照片。

第二封信是一周后来的。

这封更短，只有一张纸，上面写着：

“林检察官，我开始看心理医生了。这次是我自己要去的。医生说我有一种叫‘控制型人格’的倾向。他说这不是病，但如果不改，以后会出更大的问题。

我想改。

但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第三封信是六月初到的。那封信让我在办公桌前坐了很久。

信里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双手编的手链，彩色的，红黄相间，编得很整齐。和我在周晨妈妈发来的照片上看到的那条，是同一个款式。

信上写的是：

“林检察官，我找到周晨妈妈的网店了。我买了一条手链，用的是我自己的零花钱，用我妈的账号买的，收货地址写了外婆家。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但我想让她知道，有人买了她的东西。虽然她不知道是我。

我不是想让您觉得我变好了。

我只是想让您知道，我也在难受。”

我把这张照片和那封信一起放进文件夹里。周晨的手链照片在最上面，刘鑫寄来的这张在下面。两条手链，同一个颜色，同一个编法，出自同一双手。

但它们永远不会被放在一起。

六月下旬，老方来办公室找我。

“刘鑫在给你写信？”他一进门就问。

“你怎么知道？”

“他爸打电话给我了。”老方坐下来，叹了口气。“说他儿子最近不太对劲。不说话，不吃饭，晚上不睡觉，就是写信。问他写给谁，他不说。后来他妈偷看了一封，才知道是写给你的。”

“他爸怎么说？”

“他爸问我，能不能让检察机关别再刺激他儿子了。我说我们没刺激他，是你儿子自己找上门来的。”

老方看着我。

“他都写什么了？”

我把信拿给他看。他看完之后，没有马上说话。他把信纸放在桌上，用手指摩挲了一下纸张的边缘，像是在感受纸的厚度。

“你觉得他是真的在后悔，还是在表演？”老方问。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后悔，不是我的工作。”我说。“我的工作是看他有没有犯罪。”

“他没犯罪。”

“对。他没犯罪。”

“所以你这个文件夹，”老方指了指我桌边的那个资料夹，“是私人的。”

“是私人的。”

“那你为什么要留着？”

我沉默了几秒。

“因为我想知道，一个人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但是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他会怎么办。”

“会怎么办？”

“有的会庆幸，然后去做更大的错事。有的会害怕，然后躲起来。有的会想办法补偿。”

“刘鑫是哪一种？”

“他三种都沾一点。”我说。“但他开始写信了。这至少证明他在想这件事。一个什么都不想的人，不会写信。”

老方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天。天很蓝，云很少，阳光白晃晃的，照在对面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一片刺眼的光。

“我办过很多未成年人的案子。”老方没有回头，背对着我说。“有的孩子，你抓他的时候他哭，你放他的时候他笑，出去以后该干嘛干嘛。有的孩子，你放了他，他还不肯走，站在门口问你，叔叔，那个被我打的人怎么样了。”

“你遇到过第二种？”

“遇到过。不多。”老方转过身来。“那种孩子，你不用判他，他自己判自己。”

我没有接话。

刘鑫是哪一种？他给他自己判了多少？

我不知道。

但我注意到一件事——他的信越写越短。第一封写满了一页，第二封只有半页，第三封更短，到了第四封、第五封，只剩几行字。字迹也越来越潦草，不像第一封那样一笔一划了。像是想说的话越来越少，或者说，想说的话太多了，反而堵在胸口，出不来。

最新的一封信是上周收到的。全信只有一行字：

“林检察官，我今天路过第三中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我改了。”

我把它夹进文件夹里。

改了什么，怎么改的，他都没有说。

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