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回看
八月底，专门学校的电话打到了我办公室。
赵明的矫治教育第一阶段结束了，学校要进行评估。按照规定，检察机关作为案件来源单位，需要派员参加评估会。小陈说她去就行，我说还是我去吧。
专门学校在城东，靠近一片工业区。学校不大，一栋四层的教学楼，一栋宿舍楼，一个塑胶操场。操场上停着几辆破旧的篮球架，篮网已经烂了，垂下来像几根干枯的藤蔓。校门口没有牌子，只在传达室的门上贴了一张A4纸，打印着学校的全称。
我在传达室登了记，一个姓周的老师出来接我。他四十出头，穿着白色短袖衬衫，黑裤子，皮鞋很旧但擦得很亮。他走路很快，我要加快步伐才能跟上。
“赵明这孩子，怎么说呢。”周老师一边走一边说。“刚来的时候，不说话。不是那种不爱说话的不说话，是那种——你问他什么，他就看着你，嘴张着，不出声。”
“现在呢？”
“现在好多了。”他推开教学楼的门，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会主动跟人打招呼了，食堂打饭会说谢谢，宿舍卫生也搞得好。但你还是能感觉到，他跟别人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周老师想了想，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这儿。他把自己关得很紧。不是故意的，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打开。”
评估会在二楼的小会议室里进行。长方形的桌子，我坐在一边，学校的三个老师坐在另一边，赵明坐在桌子顶头。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领口有些大，露出一截锁骨。头发剪得很短，比王哲的光头长不了多少。
他瘦了。但不是那种不健康的瘦，是那种每天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但心里装着事的瘦。脸上的婴儿肥消下去了，下颌线开始像大人。
“赵明，你来说说，这几个月你学到了什么？”周老师问他。
赵明低着头想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他的目光先看了我一眼，很快地看了一眼，然后转向周老师。
“我学到了不能看着别人做坏事。”
“还有呢？”
“还有——”他的手指开始在桌面上画圈。我认出这个动作了，和第一次提审时一模一样的圈，同一个位置，同一个方向。“还有，我知道那天的我不是真的我。”
周老师看了我一眼。我没说话。
“那天的你是什么样的？”周老师继续问。
赵明停下画圈的手指。
“那天的我是害怕的。像个木偶。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别人不说我就不做。我不想那样。但我不知道怎么变成不那样。”
他说“木偶”这个词的时候，声音突然变小了，小到像在跟自己说话。这两个字在他嘴里停留的时间比别的词长，像在咀嚼一颗苦的药丸。
评估会开了四十分钟。老师们轮流说了赵明的表现，正面的多，负面的少。只有生活老师提了一句，说赵明有时候会一个人坐在操场的台阶上发呆，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叫他也不应。
“发什么呆？”周老师问。
赵明摇了摇头。“没想什么。就是坐着。”
不是没想什么。是不想说。
评估会的结论是：第一阶段矫治目标基本达成，但心理评估显示仍存在较强的回避倾向，建议继续第二阶段矫治，重点加强人际信任和社会责任感训练。
翻译成人话就是：他还不能走。
赵明听到这个结论的时候，没有太大反应。他坐在那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但我注意到他的右手拇指又开始抠左手手背了——那个和王哲一样的动作。一圈一圈的，很慢，像是在给自己按摩，又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散会之后，周老师先走了，赵明留了下来。他说他想跟我说几句话。
会议室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窗外的操场上，几个学生在打篮球，球撞击地面的声音沉闷而有节奏，一下，又一下。
“林检察官，我会在这里待多久？”他问。
“看你自己。学校觉得你准备好了，就让你走。”
“我准备好了。”
“你确定？”
他点了点头。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不确定的东西。不是犹豫，是那种——你以为自己准备好了，但被人一问，就开始怀疑了。
“赵明，你是不是很想出去？”
他想了想。“我想出去。但是我怕。”
“怕什么？”
“怕出去以后，不知道怎么做人。”
这句话让我愣了一下。
不是因为它有多复杂，而是因为它太简单了。一个13岁的孩子在专门学校里待了几个月，学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不知道怎么做人。不是做不到，是真的不知道。没有人教过他。他的妈妈教他听话，刘鑫教他服从，学校教他考高分。但没有人教过他，当你看到一个人欺负另一个人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
“出去以后，”我说，“你想做什么？”
“我想把书念完。”他的眼睛看向窗外，看着操场上那些打篮球的少年。“我妈说考上大学就能找到好工作。我想让我妈过好日子。”
“还有呢？”
“还有——”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我想去看看周晨。”
“为什么？”
“我想跟她说对不起。我知道说了也没用，但我还是想说。说了，我心里就好受一点。”
又一个说“说了也没用”的人。王哲说过，赵明也说过。他们都觉得道歉没有用，但他们都想道歉。不是为了被原谅，是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
这是人性里最矛盾也最真实的部分。
“你可以写一封信。”我说。“我帮你转交。”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了一下。
“真的？”
“真的。但你不能写让她原谅你的话。就写你想说的话。”
他点了点头，用力地点了一下，像是在跟自己做一个承诺。
我站起来，准备走。赵明突然站了起来，椅子往后一推，发出刺耳的吱呀声。
“林检察官。”
“嗯。”
“刘鑫他会来这里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法律上没有证据证明他做错了事。”
赵明沉默了几秒。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复杂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庆幸，是一种困惑。像一个数学题做错了，但看了答案也不明白为什么错的那种困惑。
“他明明做了。”赵明说。“他做了，只是没有留下证据。”
“我知道。”
“那为什么——”
“赵明。”我打断了他。“有些问题我回答不了你。法律不是万能的。它能管的是你有没有推人、有没有打人、有没有偷东西。它管不了你心里在想什么。”
“那心里想的就不算了吗？”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不大，但里面有光，很亮的光，像两颗刚刚擦干净的玻璃珠。
“算。”我说。“只是算在别的地方。不算在法律里。”
他没有再问。
我走出教学楼的时候，操场上打篮球的那几个学生已经散了，只剩下一个篮球在篮架下面滚来滚去，被风吹着，停不下来。
传达室的保安大爷看到我，笑了一下。
“又来一个？”
“嗯。”
“这学校的孩子，有的是管不住自己的，有的是被人带歪的。”他用钥匙敲了敲桌子，发出清脆的声响。“前面那种好办，后面那种最难。因为他们的病不在自己身上，在别人身上。药没法吃。”
车开出校门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栋灰白色的教学楼。四层，每一层都有窗，窗里亮着灯。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个少年，在学着做一个人。
赵明是其中之一。
他不是最坏的那个。他只是最不知道怎么拒绝的那个。
这算不算罪？
法律说，不算。
但赵明在里面待的那几个月，自己已经判了自己。